五、法國革命
革命的根源
法國革命在世界歷史舞台上較美國革命或美國革命顯得突出得多。它比那些較早的大變動引起更多的經濟變化和社會變化，並影響了世界的更大一部分地區。法國革命不僅標誌著資產階級的勝利，而且標誌著以往一向蟄伏著的民眾的充分覺醒。雖然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已引人注意，但對各階層的人們有號召力的民族主義也已出現。這些人以往長期地呆在舞台兩側，這時大踏步地走到舞台前方，此後一直留在那裡。換句話說，正是在法國，世界首次強烈地、清楚明白地感覺到至今仍在我們腳下隆隆響的地震。
為什麼這一巨大的變化會發生在法國呢？基本原因存在於以下事實中：啟蒙運動的故鄉——法國，直到拿破崙登台後才由一個開明的專制君主統治。因而，法國是一個極其無能且不公正，以致統治機構吱吱嘎嘎地陷於停頓狀態的國家。正是這種停頓狀態，使野心勃勃、心懷不滿的資產階級有機會成功地奪得政權。
這一模式從成為革命爆發的直接原因的財政危機中能清楚地覺察出來。1789 年，法國政府的債務幾乎達40億里費爾；其價值大致接近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40億美元。這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但決不是空前的，也不與當時其他國家的國家債務不一致。例如，它僅相當於大不列顛的國家債務的一半，若按人頭分配，沉重的程度尚不及後者的五分之一。然而，法國由於它的兩個特權階級——教士和貴族基本上是免稅的，不能承受這一債務負擔。
法國的舊政權就其組織而言是貴族政權。所有法國人在法律上屬於某一「等級」即社會階層，這種成員資格決定了他們的法定權利和特權。第一等級由教士組成，教士在2，450萬的總人口中總共有10萬左右。第二等級由貴族組成，總數約達4O萬。第三等級包括其他所有的人—— 200O多萬農民、約40O萬城市商人和工匠。因而，前兩個等級僅佔總人口的2% 。但是，他們擁有約35％的土地，並享有政府保護人的大部分好處。儘管他們取得這些不相稱的利益，卻被免除幾乎所有的稅；實際上，他們認為納稅是有失其身份的。
因而，稅收負擔落在第三等級肩上，尤其是落在農民肩上。後者占人口的80 ％以上，但僅擁有30 ％的土地。而且，農民須向教會交納農產品什一稅，向貴族交納各種封建稅，向國家交納田賦、所得稅、人頭稅和其他各種稅。由於1720至1789年間總的物價水平上漲了65％，而農產品的價格遠遠落後，這一稅收負擔特別繁重。
城市中的工匠也心懷不滿，因為他們的工資在上述數十年間僅上升了22% 。相形之下，資產階級並沒在納稅方面感到困窮，因為他們比工匠和農民更能保護自己。而且，大部分商人從物價上漲、從 1713至 1789年間法國貿易增長5倍中獲利。然而，資產階級對舊政權極不滿意。他們憤恨自己受到貴族的冷落、被王室看作二等臣民並被排除在官僚機構、教會和軍隊中的高級職位之外。簡言之，資產階級想要獲得與他們日漸增長的經濟力量相稱的政治權力和社會聲望。
貴族革命
當大變動開始時，法國舊政權的性質就是如上所述。法國革命同古往今來的其他革命一樣，先是溫和地開始，逐漸地變得愈來愈激進。實際上，它不是作為資產階級革命開始於1789年，而是作為貴族革命開始於1787年。然後，它通過資產階級階段和群眾性階段而向左轉，直到發生一個使拿破崙執掌政權的反應為止。
貴族開始革命，是因為他們希望恢複自己在16 和17世紀期間丟失給王室的政治權力。國王的州長已取代了貴族總督，國王的官吏已控制了全國各級統治權。君主們的權力反映在以下事實中；從16j4年起，他們已不必費心召開三級會議即國家議會。因此，當路易十大發現自己由於支持美國革命時所承擔的大量支出而處於經濟困難中時，貴族試圖利用這一機會來恢複權力，這是可理解的。
1787 年，當路易試圖不顧佔有者的社會地位、向所有地產徵收一種統一稅時，貴族和教士硬要路易就權力問題作出決定。特權階層譴責這種新的稅為非法的，宣稱唯有集會於三級會議的全體國民才能制定如此重大的變革。由於金錢的匾乏非常嚴重，國王最終讓步，允諾在1789年春天召開三級會議。貴族以為他們能控制這一會議，從而重新獲得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但是，他們的估計證明是完全錯誤的。三級會議的召開所導致的不是貴族的勝利，而是一個巨大的革命浪潮的掀起；這一浪潮將掃除法國和歐洲大部分地區已確立的制度和統治階級。
資產階級革命
1789 年5月5日在凡爾賽召開的三級會議並不代表法國人民，而是代表以往所劃分的三個等級。從一開始起，第三等級就證明是最有生氣、最決定性的。第三等級佔有人數上的優勢，有代表60O名，而其他兩個等級的代表各為300名。實際上，第三等級的代表超過了另外兩個等級代表的總和，因為不僅一些教士，而且一些思想解放的貴族（如曾為美國的革命事業奮鬥過的拉法夷特侯爵），都與第三等級站在一起。中產階級的代表還在擁有思想方面佔優勢。他們知道自己要改變法國的舊制度，並從哲人們的著作中至少掌握了應如何實現這種變革的一般思想。他們還擁有政府極度需要的現金，並毫不猶豫地利用這一有力武器去爭取他們所期望得到的各種權益。
平民們通過迫使國王路易把三級會議改變成國民議會而贏得他們的第一個勝利。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改變，因為只要決議是在等級的基礎上作出，第三等級就永遠處於三居一的少數地位。而一旦三個等級的代表聯合組成國民議會，平民（包括他們在另外兩個陣營中的盟友）就會處於多數。國王路易是個相當愚蠢且缺乏想像力的人，他最初在這一關鍵性的問題上猶豫不決，然後，定要保持傳統的等級。但當平民大膽地反抗他、並宣布自己為國民議會時，路易於6月23日投降了，指示三個等級合併為一。
國王的讓步並不表示他內心的轉變。他繼續重視所謂的「王后黨」——瑪麗婭·安東內特的反動顧問們的勸告。可表明國王的真正意圖的是，他於7月11日解除雅克·內克的職務，因為這位大臣被認為是最贊成改革的。同時，忠實的王軍的幾個團被秘密地調至凡爾賽。國王正準備用武力解散議會的謠言傳播開來了。而且，似乎沒有什麼能阻止國王這樣做。國王有刺刀，而平民只有口舌和決心。但是，在這緊要關頭，國民議會中的平民因巴黎平民的起義而得救。民眾作了決定性的干預，發動了第三階段即群眾性階段的革命。
民眾革命
這時拯救法國革命的民眾並非街頭賤民。實際上，他們是小資產階級，由店主和作坊老闆組成。他們傳播消息、組織示威遊行，而他們的不識字的僱工和職員則追隨他們的領導。革命是在內克被免職以後爆發的。下層民眾湧上街頭，要求較廉價的麵包，並抬著身披喪服的內克的半身雕塑像遊行。7月14日，他們攻破並拆毀了巴黎的一座用作監獄的王室古堡——巴土底獄。這一事件本身並沒有什麼實際作用，因為巴士底獄這時已很少被使用。它裡面關著7名入獄者，其中，兩人是精神病患者，四人為弄虛作假者，第七個是個變態的年青人，由其家庭託交監護和支付其費用。不過，巴士底獄在平民的心目中是壓迫的象徵，此時這一象徵被摧毀了。為什麼「巴土底日」在法國如同「獨立紀念日」在美國那樣，現在仍得到慶祝，其原因就在於此。
巴士底獄的陷落標誌著民眾登上了歷史舞台。他們的干預挽救了資產階級，從此以後，後者不得不在關鍵時刻依靠街頭下層民眾提供「一次革命」。這樣的時刻在後來的歲月里有過許多次，如資產階級為爭得權力而進行反對國王、反對特權階層、最後反對整個歐洲的舊秩序的鬥爭時就是如此。
民眾革命不僅發生在巴黎，也發生在農村。農民在其長期存在的苦難的刺激下，在攻破巴士底獄的激動人心的消息的激勵下。拿起了武器。在農村的許多地方，他們拆除籬笆，奪取土地，燒毀莊園主的住宅。面臨這種革命形勢，國民議會中的貴族和教士只得屈服於現實，和平民一起投票贊成廢除封建制度。在1789個著名的「八月的日子」里，通過了廢除一切封建稅、免稅特權、教會徵收什一稅的權利以及貴族擔任公職的專有權的法規。在國民議會所規定的其他許多重要的措施中，較突出的是沒收教會土地、改革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以及通過《人權和公民權宣言》。
這份宣言闡明了關於自由、財產和安全的基本原則—一「就人們的權利而論，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始終如此……國家實質上是所有主權的來源……法律是公眾的意志的表達……自由存在於做任何不損害別人的事情的權力中……」最後一個條款表明，資產階級並沒有失去對革命方向的控制：「財產權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