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個人和民族使關於充分發展的自由的抽象概念進入他們的頭腦，就沒有什麼比這更具有控制不了的力量。
G·W·F·黑格爾
19 世紀歐洲對世界的支配不僅建立在歐洲工業革命和科學革命的基礎上，也建立在歐洲政治革命的基礎上；政治革命的實質是結束了人類分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是由神註定的這種觀念。人們不再認為政治高於人民，也不再認為人民在政府之下。政治革命有史以來首次在一個比城邦更大的規模上顯示了政治和人民是密不可分的——民眾已覺醒並行動起來，不僅參與了政治，而且把這樣做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權利。在本章中，我們將考察歐洲政治革命的一般格局，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起因以及19世紀歐洲政治革命的各種表現形式和世界性的影響。
一、政治革命的格局
政治革命同經濟革命一樣，分幾個階段發展起來，我們曾提到，經濟革命開始於英國，然後擴展到歐洲大陸和美國，後來再擴展到世界其他地區。政治革命也相同，17世紀的英國革命標誌其開始，隨後的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標誌其更進一步的發展。然後，它在19世紀時影響了整個歐洲。在20世紀時則影響了整個世界。
經濟革命和政治革命其擴展情況的相同並非偶然。實際上，這兩種革命是密切聯繫的。經濟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政治革命，因為它產生了有著新的利益、有著使其利益合理化的新的思想意識的新的階級。如果我們簡要地追溯經濟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一般過程，這將變得很清楚。
中世紀初期，在西歐可發現三個界線分明的社會集團：組成軍事貴族階層的貴族、構成教會和知識界顯貴集團的教士和從事勞動以供養以上兩個上層階級的農民。隨著商業的發展，中世紀社會等級的這種狀況由於一個新的成分即城市資產階級的出現而開始改變。隨著這一階級的財富增長、人數增多，它對各封建階層的特權、對妨礙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的許多限制，日益不滿起來。因此，資產階級與民族君主政體結成了相互有利的聯盟。國王們從資產階級那裡獲得財政支援，從而能夠維護自己對各封建階層的權威；回過來，資產階級則從整個王國建立起法律和秩序這一點中得益。這種聯盟一直持續到它使不斷成長的中產階級感到厭煩時為止，因為此時，中產階級為了擺脫王室對商業的種種限制、擺脫日漸增加的納稅負擔、擺脫對宗教信仰自由的種種約束，轉而反對起國王。中產階級的這些目標是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中的重要因素。這些革命的成功也意味著自由主義——為資產階級的利益和目標提供了合理解釋的新的思想意識——的成功。在這意義上，自由主義也許可稱為是不斷成長的中產階級打算藉以為自己獲得它指望得到的那些利益和那種控制的特殊綱領。
有自由主義信條的中產階級轉而又受到城市工人即無產階級的挑戰。隨著18世紀後期工業革命的到來，住在擁擠的城市中的工人開始日益具有階級覺悟。他們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利益與其僱主的利益並不相同，他們的境遇只有通過自己方面的聯合行動才能得到改善。因而工人們，或者更確切地說，領導工人的知識分子，發展起一種新的思想意識——社會主義。它直接向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挑戰，不僅提倡政治改革，而且還要求社會變革和經濟變革。我們將看到，社會主義在19世紀後期，成為歐洲事務中的一種主要力量；在20世紀，成為世界事務中的一種主要力量。
賦予歐洲政治革命以動力的不僅有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有力信條，而且還有民族主義——一種影響到各階級、使廣大人民群眾活躍起來的思想意識。傳統上，這些人首先忠於的一向是地區或教會。近代初期，效忠的對象擴大到新的民族君主。但是，從英國革命開始，特別是在法國革命期間，越來越多的歐洲人使自己的忠心服從於新的民族事業。民族教會的興起、民族王朝的興起、民族軍隊的興起、民族教育制度的興起，所有這一切結合起來，把從前公爵的臣民、封建農奴和城市市民改變成包括一切的民族。19世紀期間，新的民族思想意識從其發源地西歐傳播到歐洲大陸各地，而如今，到了20世紀，它又成為促使全世界從前的從屬殖民地民族覺醒的推動力量。
這三個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是歐洲政治革命的主要成分。它們共同激勵歐洲各民族的愈來愈廣泛的階層行動起來，賦予這些階層以世界其他任何地區所無法與之比較的推動力和內聚力。如此，政治革命同科學革命和經濟革命一樣，極大地促成了歐洲的世界霸權。當歐洲人開始向海外擴張時，他們遇到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關係不怎麼和睦的一些社會。民眾的冷淡——他們缺乏對自己政府那種息息相關之感——說明了為什麼歐洲人能不太費力地在一個又一個地區建立並維持他們的統治。印度也許是那些保持著全然不同的民族聚集體、宗教聚集體以及相衝突的地方性忠誠的社會易遭受歐洲擴張主義侵害的一個最主要的例子。在長達一個半以上的世紀里，這塊擁有千百萬人口、擁有燦爛的文明和古老的歷史傳統的巨大的印度次大陸被為數較少的英國官員和高級職員不太費力地統治者。當1857年爆發反對英國統治的起義時，不僅英國軍隊，而且還有印度人也前去鎮壓。倫敦《泰晤士報》的記者驚訝地報道了這一事實。「我對正在我周圍和我面前流過的戰爭潮流中的這一巨大支流越來越感到驚異。所有這些男人、婦女和孩子都高興地湧向勒克瑙，去幫助歐洲人制服他們的兄弟。」
但是，歐洲的政治控制和經濟控制必然意味著歐洲政治思想的傳播。正如整個世界感受到斯蒂芬森的機車、富爾頓的汽船和加特林的機槍的影響一樣，它也感受到《獨立宣言》、《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和《共產黨宣言》的影響。那些已成為我們當代標誌的世界性的動亂就是這些易使人興奮的文件的直接結果。
二、英國革命
歐洲政治革命的第一階段是17 世紀的英國革命。英國這場大變動的根源可以在國會和斯圖亞特王朝之間的衝突中找到；這場衝突後來演變成一場公開的內戰，內戰中，國會獲勝。這種結果並不是史無前例的。其他代議制機構也曾壓下君主的銳氣，如波蘭的情況就是如此。但是，這兩種情況之間有個很大的差別：得勝的英國國會實質上代表中產階級的利益，而波蘭的代議制機構則代表封建貴族。因而，英國國會勝利的結果是建立起代議制立憲政體——這是英國對歐洲、對世界的最大的政治貢獻。相形之下，波蘭的由貴族控制的議會的勝利是導致後來以國家的完全滅亡而告終的封建混亂局面。
斯圖亞特王朝之前的都鐸王朝普遍受人歡迎，尤其是受中產階級和紳士們的歡迎。它使敵對的貴族家族受到中央的控制。它通過建立國教英國聖公會來切斷基督教會與羅馬的聯繫，並在這過程中，分配了原屬於天主教機構的廣大土地和其他財產。它還建立海軍和實行獲得民眾贊同的反天主教的外交政策。
斯圖亞特王朝第一代國王詹姆斯一世（1603 -1625年在位）與他的兒子和繼承人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很快就浪費掉這種信譽。他們企圖把英國聖公會的教義和儀式強加於所有的人，從而引起不信奉國教的臣民即清教徒的敵視。他們還企圖進行無國會的統治，但遇到了困難，因為國會控制了國家的資財。他們試圖通過出售進出口貿易、國內貿易和許多製造行業中的專利權來繞過這一障礙。這帶來了很大的收入，但也引起資產階級的反抗；資產階級要求「所有的自由臣民都有自由地經營其行業的繼承權」。
當蘇格蘭人舉行起義反對查理將英國聖公會教義強加於他們的企圖時，危機降臨了。為了獲得鎮壓起義的資金，查理被迫召開國會。而這一於1640年召開的長期國會不理查理對金錢的需求，反而提出許多影響深遠的要求，其中包括處決國王的首席顧問和徹底改組英國聖公會。查理拒絕服從；1642年，在保皇的「騎士黨」和清教徒的「圓顱黨」之間爆發了戰鬥。
英國幾乎有半個世紀沒有平靜下來，直到1688 年的所謂光榮革命時為止。那幾十年中的一系列激動人心的事件構成了英國革命。革命的詳情除了在它們有助於說明革命藉以促成自由主義信條、民族主義信條和社會主義信條的方式及其程度的範圍內，對我們沒有關係。因此，這裡只要注意到英國革命經歷過五個階段就夠了。從1642至1645年的第一階段為內戰階段，在這階段中，保是黨人被奧利弗·克倫威爾組織的著名的新模範軍擊潰。在1645至 1649年的第二階段間，一種後來在1792年的法國革命和1917年的俄國革命中也得到重複——不過，帶有某些變化——的形勢發展起來。在得勝的情教徒當中，出現了溫和派和激進派之間的分裂。溫和派由克倫威爾領導，戰勝了約翰·利爾伯恩領導的激進派。當查理於1649年被處死時，克倫威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