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必被中國人的成就迷住心竅，以致竟承認其帝國的體制真乃世界有史以來最好的。
伏爾泰，1764年
與中東和南亞的穆斯林世界相對應的是東亞的儒家世界。正如穆斯林世界為奧斯曼、薩菲和莫卧兒帝國所統治那樣，儒家世界為中國所統治；其外圍的朝鮮和日本則獨立存在。這兩個世界有一基本方面頗為相似：它們都是以農業為基礎、面向內部的社會。它們的變化局限在從較早時代承襲下來的基本結構內，變化速度緩慢。另一方面，儒家世界由於其無與倫比的統一性而與穆斯林世界大為不同。這種統一性的獲得，是因為中國在所有領域——文化、政治和軍事——內都極其傑出。而且，中國本身還具有任何一個穆斯林帝國都無法與它相比的一種內聚性。類似奧斯曼帝國境內各種巴爾幹基督教團體的那種令人費解的少數派集團、類似莫卧兒帝國境內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那種宗教不和，在中國是不存在的。中國的這種內聚性，並非當時才有的一種新現象從數千年前中國文明的早期階段起就有了，並一直存在到今天。實際上，中國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連續不斷的文明。這一事實具有相當大的意義；它有助於說明中國和日本對西方入侵的反應何以會極其不同。
一、中國文明的連續性
中國為什麼會擁有世界上最古老的、連續不斷的文明？一個原因在於地理方面——它與人類其他偉大文明相隔絕的程度舉世無雙。地中海將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希臘和羅馬連接在一起，印度洋使印度能與中東、非洲和東南亞相互影響；然而，可與地中海或印度洋媲美的地理條件，中國卻一點也不具備。相反，中國在其有史以來的大部分時間裡，四面一直被有效地切斷。它的西南面和西面，乃世界上最高的山脈；東面，是直到近代方能逾越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則為沙漠和大草原，它們起著很大的保護作用——這種保護作用，中國人又進一步加強了；他們為了防止兇險可怕的游牧部落入侵，在那裡築了一道長達1400哩的長城。這種與世隔絕的意義就在於，它使中國人能在較中東或印度諸民族更少面臨外來入侵的情況下，發展自己的文明。因而，他們的文明更為連續不斷，也更為獨特——中國與歐亞其他偉大文明之間，有著較後者相互之間更為根本的差別。
中國的人口龐大無比，也有助於文明的連續性。中國從一開始起，就能供養很可觀的人口，因為那裡的土壤和氣候結合得很好。每年天氣暖和的幾個月里，季風雨降臨，使農作物能一年兩熟；這種情況與中東和歐洲的迥然不同。而且，中國水稻的畝產量比歐亞大部分地區種植的小麥或大麥的畝產量高得多。因此，公元 2世紀的人口調查結果是，中國漢朝擁有人口 5950萬——比羅馬帝國在其疆界達到最大範圍時的人口還要多。16世紀初葉，葡萄牙人首次到達中國時，中國的人口為一億多，超過整個歐洲的人口。到19 世紀中葉西方用炮艦強行打開中國大門時，中國人口已激增到4億以上；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從美洲引進了諸如花生、玉米和甘薯之類的糧食作物。 1953年的人口調查披露，中國大陸的人口為58 300萬；以啟，中國的人口一直以每年增長130O萬至200O萬的速度上升。今天，中國人大約已達7億左右，佔全人類的四分之一！
如此巨大無比的人力資源，使中國人能夠不管事態發展如何，始終保持自己的特點。他們被蒙古人和滿人征服、統治過，也遭受過西方的一再打擊和破壞，但最終，由於人數和文化上的優勢，他們總能同化或者驅逐入侵者，總能選擇外來文化的某些方面加以改變，使適合於自己的傳統文化。中國從未象歐洲在遭到日耳曼人入侵時，或者，象中東和印度在遭到穆斯林入侵時那樣，被迫接受來自外界的大規模變革。
有助於中國文明連續性的，還有中國的農業生活方式。農業是中國社會的基礎；土地是否適宜耕種這一點，確定了中國文明的分布範圍。在適合農業的地方，就發展起中國文明；反之，則實行一種畜牧的生活方式，不管它是屬於蒙古人、滿人還是突厥人的。在農業區，可見到典型的中國農民，頭戴草帽，在麥田或水稻田裡辛勤勞動；而在北部和西部，因降雨量不足、無法經營農業，存在著非中國的游牧民，騎在馬上，牧放羊群。中國同穆斯林世界一樣來經歷過商業革命和工業革命。相反，村莊仍然是中國藉以支撐的基礎；而農民，始終至少佔總人口的五分之四，他們用自己寬厚的背脊，擔負著供養城市居民、朝臣和士兵的重荷。
構成中國的內聚性的又一重要因素是，存在著一種可追溯到數千年前、最古老的商朝的書面語。這種書面語具有特殊意義，因為各地區的中國人，儘管各自操的方言彼此間猶如義大利語之於西班牙語、瑞典語之於德語，頗為不同，但都懂得這種書面語。其原因就在於，它由表示意義或物體的漢字組成。這些漢字的發音，中國不同地區是用不同方式；但是，任何漢字，不管其發音如何，含意卻是同樣的。這好比有一位義大利人、一位瑞典人和一位英國人，寫下數字已按各自不同的語言發音；此時，8的含意對他們當中的每一位來說，仍然相同。這種共同的書面語是為中國提供統一性和歷史連續性的一種重要力量。實際上，它對整個東亞也起了如此的作用，因為中國的文字書寫方法已全部或部分地為周圍包括日本人、朝鮮人和部分東南亞人在內的大部分民族所採用。
與共同的書面語有關的，是非凡的國家考試製度。這一制度，中國推行了近二千年之久；他們通過考試，品評人才的優劣，為政府機構配備文官。「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這句引自儒家經典之———《中庸》的箴言，表達了中國人的基本信條：徵召有才能的人較之西方特有的、進行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改革，能更好地解決國家的種種問題。這一制度達到充分發展的，是由一系列的考試組成的。首先是地區和縣城的考試，每兩、三年舉行一次。大約有 2％的考生能通過地區考試，參加數星期後的州縣考試。有幸通過考試的人（約一半考生）有資格擔任較小的官職，並可進一步參加省城每三年舉行一次的鄉試。成功者有權參加在京城舉行的會試。只有6％的人能跨越這一障礙，有資格擔任較高的官職；這些人中間，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通過最後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被吸收為中國最高貴的學術團體——翰林院的成員；史官和其他職掌文學的高級官員都是從翰林院中選拔出來的。
最初的考試完全是綜合性的，著重強調儒家經典，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數學和政治時事等。不過，漸漸地，這些考試開始集中於文學體裁和儒家正統觀念。最後結果是形成一種制度：從理論上說，官職之門向一切有才之士敞開，但實際上卻有利於那些有足夠財力進行多年的學習和準備的階層。這並不意味著，統治中國的是世襲貴族階層，相反，是一個由學者組成的統治集團即文人學士集團，他們為中國提供了一種贏得歐洲人尊敬和羨慕的、有效穩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這一制度扼制了創造力，培育了一味順從的性格。只要中國仍相對地孤立在東亞，它就會繼續提供穩定性和連續性。但是，隨著生氣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轉而起了阻止中國人作出有效的調整和反應的作用，直到1905年最終被徹底廢除為止。
但是，促成中國文明的內聚性的最重要因素，也許是通稱為儒家學說的道德準則和文學、思想方面的遺產。它主要由孔子的經過後代人修改和潤色的教誨組成。據傳說，孔子（公元前551- 前479年）——他的英文名字fucius是 K''ung-fu-tzu即「孔先生」的拉丁語化的詞形——原是名小吏，因享有學者的名聲，吸引了許多學生。孔子為了尋訪到一位願意實踐他的政治原則並委他以與其才幹相符的職位的統治者，曾帶著弟子們周遊中國。尋訪落空後，他回到家鄉，繼續開辦私學，直到去世。孔子作為一名他所愛好的注重實踐的政治家，完全失敗了，但是，作為一名附帶而為的教師，他取得了永垂史冊、只是姍姍來遲的成功。
同中國大多數思想家一樣，孔子主要關心的是，在這世界上建立一個組織得很好的、幸福的社會。雖然他相信鬼神和天帝，但對於玄學或者推測來世，並不很感興趣。當有人問起死的意義時，孔子答道，「未知生，焉知死？」這種對來世的不關心，後來導致儒家思想中的不可知論傾向；這一點，與印度、中東和西方傳統地對神感興趣，形成鮮明對照。
孔子的首要原則是「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闡釋了社會地位不同的人們之間應該有的社會關係。如果各人都按自己身份行事，家庭就會有秩序；家庭有秩序時，國家就會安寧，天帝治下的一切就能和諧共存。
孔子還為中國提供了一種政治哲學。他的創新在於提出了政治基本上是個倫理問題這樣一種觀念。既然社會的和諧全靠有德行的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