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字輩」不高興，後果很嚴重
中國和西方之間的關係，原來可能有很多東西比較模糊，用學者的話說就是所謂的結構性矛盾，這一切矛盾在2008年逐漸開始清晰了。汶川大地震之前的奧運會火炬海外傳遞事件，引起了國內外很多階層的關注。它最不確定的是，沒有人想到在2008年中國年輕人的表現會如此勇猛果斷，具有行動魄力，有知識、有文化的年輕人能夠做出如此迅速的反應。是什麼讓他們迸發出了瞬間凝聚的力量？這個問題是非常值得關注的。
這個標誌性的事件，就是奧運會火炬傳遞所導致的中國年輕人的反彈，包括抵制家樂福等。應該看到，「火炬一代」的行動不是當年義和團式的，年輕人是根據自己的知識結構理解中國歷史和現實來做出反應的。雖然現在的評估還不可能太精準，但這是西方在改革開放30年來第一次看見中國年輕人的反彈。
也許在西方人士看來，一個奧運火炬傳遞算不了什麼，實質上並沒有侵佔中國太大的利益，因此這種反彈讓西方立即表現出了驚訝的姿態。
這次年輕人在各個城市抵制家樂福的一個特點，就是馬上付諸行動，立即以行動跟西方對抗，而且目標選得很准，誰搞我厲害我收拾誰。如果沒有這次行動，很難說會有中國政府在2009年達沃斯論壇上採取的冷落法國的舉動。這種以年輕人的反應為主題的具有統計意義的價值選擇，對中國外交政策所起的推動作用，是不是一種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特色」產品呢？我個人理解是這樣的。特別是在最近這20年，中國從某種意義上說，一直在為國外打工，用自己的血汗錢供養西方國家過著奢侈的生活，可以說這種物質文化的形成和積累，是中國年輕人在情感上受到羞辱後做出反應的一種條件和催化劑。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個給中國上層調整的機會。否則，奧運會很可能會變成一場中國與西方之間「廝殺」的戰場，而在這個戰場上中國的年輕人的表現，將會成為中國歷史上更難以抹去的一頁。
美國這一次確實是比較蔫，奧運會開幕的2008年8月8日，俄格戰爭打響了，美國至少在5天內無法判斷俄軍會不會打到喬治亞首都第比利斯，在這種情況下只好在奧運會上鳴鑼收兵了，沒有在奧運會後跟中國過不去。鬧得最厲害的是法國，中國年輕人馬上以行動抵制了具有商業象徵意義的家樂福，非常直接。當時我寫了一篇博客，把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時的《大眾生活》雜誌封面貼上去了，封面反映的是中國面臨全面戰爭威脅前夕，青年學生最大的一次反彈的情景。
這種看似有些激進的行動，背後的驅動力是什麼呢？半年多後，經濟危機發生了，中國人辛辛苦苦30年、甚至60年積累下來的財富如此容易受到外部環境變化的影響，這是不是一種新的「戰爭威脅」呢？我感覺，這是一種年輕人面對西方可能再次對中國盤剝的預警式的反彈。因此，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認為，火炬事件後的年輕人反彈成為了中國與西方關係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標誌。這件事好像沒有1999年中國大使館被炸時那麼激烈，可如果反退到1999年，要是能有2008年這種反彈的能量，那會是一個多麼驚人的程度！
從1999年到2008年，這是一個動態的文化變遷過程。這期間有兩個軍事上的事件：一是1999年的「炸館」；二是2001年的「南海撞機」。這兩件事情當時主流媒體並沒有大幅報道，但卻成了互聯網上年輕人主要討論的話題。網上的話題，實際上為2008年的反彈完成了一次文化蓄能，只是沒有人察覺這種具有統計意義的文化蓄能。因此反彈出來時，中國人沒有料到，西方人也沒有料到。它的意義並不只是西方欺負了中國，中國年輕人為了一時的尊嚴反彈一下，而是從90年代到現在一直積累的東西突然爆發出來了。毫無疑問，那些把「顏色革命」玩得十分熟練的西方人在琢磨這個事，在做大量的統計工作。因為資本主義擴張的矛盾要通過各種方式，包括產業轉移、金融工具和針對後發國家年輕人的「顏色革命」，來維持它的優勢。不論是利用中國的市場也好，利用現代化進程的慾望也好，總之，西方需要對中國進行一種符合他們利益最大化的塑造，但是2008年的這個突然爆發，使他們發現，把中國塑造成他們理想中的模式有了一個巨大障礙。這一點隨著中國與西方結構性矛盾的顯現，就成了非常關鍵的因素了。
2008年年輕人的反彈，實際上蘊含了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歷代中國人的文化積累。為什麼是1840年以來的文化積累，積累到了這一代人遇到了這樣偶然的事件，迸發出這種劇烈的能量呢？它的統計意義在哪兒？在我看來，它跟1999年「炸館」之後個別大學生上街遊行有非常大的區別，它的號召力量、組織力量和響應程度遠遠超過了1999年那一次，換句話說，這是一個標誌性的轉折。我總感覺這次年輕人反彈的背後，有一種他們是在為自己的未來爭取的動力，也就是說，他們感覺到了如果再這麼對西方軟下去，他們自己的未來將被閹割和剝奪，這可以說是他們第一次將個人的未來與國家的未來聯繫在一起的一次迸發。當一個國家的年輕人發現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是同生共進，並以一種激烈的方式表達時，這很難說不是一個時代轉換的信號。
另外，對於精英層來說有壓力的，就是汶川地震後逼著富人捐款的問題。有一些年輕人跟我講：我把自己工資的1/3都捐出來了，我排了兩個小時隊獻血，我就是要他們捐這麼多錢，我就認準逼捐是對的。逼「高尚」，有人指責這是「綁架」，就綁架了！怎麼著！年輕人說：我高尚，你今天也必須高尚。王石為什麼栽了這麼一個大跟頭，就是對這個東西不敏感、沒認識。總的來說，精英受感動了。地震後大家齊心協力，做得不錯，領導人表現得更不錯。現在的關鍵是你高尚了，你原來沒高尚的賬被翻出來了。
這種強壓是一種積極現象。
所有成年人都沒有想到，原來認為是半吸毒狀態沉迷於網路的80後忽然高尚了一把。很多人在這種情況下，包括明星都高尚了。這個年輕人階層形成的政治壓力不能忽視，因為他們的行為體現了中國未來發展的動向。從文化意義上看，這種「高尚」是從底層年輕人甚至海外、邊緣的年輕人開始向上、向中心蔓延的。
地震之後我碰到劉歡，跟他一塊聊天，他剛從美國回來為四川地震捐款，但當時中央電視台接受捐款不能劃卡，必須是現鈔。後來劉歡就急了，都下午3點了，還有兩個小時，到哪兒弄去啊？沒辦法，助手說去招商銀行，劉歡一起去了。本來一下提50萬現金確實是違反規定，要預約的，後來招商銀行認出了劉歡，又聽說急著為地震捐款，銀行工作人員立馬把50萬現金給提出來了。後來我們在電視上看到劉歡一個大口袋，往捐款箱里裝。這些微小的細節，雖然是一種小小的高尚，但體現出來的就是一種文化蔓延的結果。當時有一些明星沒捐多，被人罵，要麼當時不知道一定要現金，不是太小氣，要麼就是來不及了。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社會在年輕人保衛奧運火炬時突發的高尚帶動下，形成了一個「場」。很多人投資的是金錢，回報的是與年輕人一起「高尚」了一把。這讓人看到了，即便在高度商業化的社會裡，來自底層的壓力還是可以產生「高尚」壓力的。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之前年輕人保衛奧運火炬的高尚行為，後來汶川地震時那種「全民高尚」不會來得那麼快、那麼猛烈。從軍事角度看，這就是一種動員與組織能力。其實西方一直在那兒嚷嚷「中國軍事威脅論」，這一次我想他們才真正感受到了什麼是威脅。前不久，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來中國訪問，去國防大學時，中國軍官為他介紹中國軍事的基本情況，當時我一個朋友在場，他說，只有當介紹到中國的戰時兵員動員能力是1.3億人時，美國太平洋司令的表情才微微變化了一下，而說到其他東西時，他一點反應都沒有。
民間的力量，情緒的燃點，對內政外患都是一種強壓。
當然不能說民間高尚整個社會就全部高尚了，反覆地這麼逼，最後就有可能實現社會總體高尚化，因為外部施加了壓力，並且逐漸強大，民間就反彈。最典型的就是抗議火炬傳遞在法國受阻這件事了。攔火炬這個事，你警察不管巴黎市，那我就堵家樂福，咱不管堵家樂福對還是錯，是否符合國家的政策，這確實是最直接的反應，行動主義式的反應，而且外交部發言人也沒有說不對。
我們的財富：1840年以來的歷史痛苦
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中國產業結構被迫調整，中國與西方的結構性矛盾會越來越多地讓年輕人「不高興」，而這種「不高興」的催逼，就會產生高尚，高尚的東西多了自然就會尋找大目標。火炬事件最大的標誌，就是中國產生大目標的土壤出現了。也就是說，當一個國家的年輕人在審視自己未來的同時，發現與國家發展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