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魯失敗，使得齊桓公熱得發燙的大腦，開始冷靜下來。他認識到，要想稱霸諸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首先要把自己的國內治理好。
於是桓公虛心向管仲請教：「您說怎麼才能把國家治理好呢？」
管仲說：「治理國家需要依靠先王定下的禮法，不過也要根據不同的情況作出變通。咱們的老祖宗太公，就是因俗變禮的典型。齊國地處東海之濱，土地沒有中原肥沃，加上連年戰亂，糧食產量上不去。這是個大問題。可是我們也有優勢，雖然糧食產得少，可是卻有漁鹽之利。尤其是在海邊引海水曬鹽，幾乎就和白撿的一樣，而鹽又是誰都缺不了的食品。所以當務之急就是穩定國內形勢，讓士農工商各安其位，不得隨意變更身份。這樣大家才能安心生產，增加我國的財富。」
齊桓公一琢磨，是這麼個理兒，於是就對管仲說：「仲父，寡人就把國家託付給您了。您就甩開膀子大幹，做什麼我都支持。要是有誰不服您，您讓他找我來。」
就這樣，管仲在齊桓公的鼎力支持之下，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在行政方面，管仲把國都分成21個鄉，其中6個鄉專門從事工商業，與外國互通有無，把齊國出產的魚、鹽等物品拿到別國交換，換回齊國需要的糧食。這6個鄉不需要服兵役，以便讓他們安心從事工商。其他15個鄉，叫做「士農之鄉」，平時務農，農閑時節進行軍事訓練，有戰事的時候組織起來，就是一支軍隊。而且這樣還不至於引起別的大國的關注，避免與他們進行軍備競賽。
對於國都之外的「野」，也進行正規化管理。把廣闊的「野」地分成五個部分，叫做「五屬」，設立五屬大夫，每人管一攤。這樣，就把「野」也納入了國家管理體系之中，保證了在野的農民能夠持續穩定地向國家提供糧食賦稅。
在軍事方面，將15個士農之鄉按照軍事編製組織起來。以五家為一軌，設軌長一名，進行管理；十軌為一里，設有司一人進行管理；四里為一連，設連長一人；十連為一鄉，設鄉良人一名。與此相對應的是，每家出一個士兵，那麼一軌就出五名士兵，組成一個伍；一里出五十名士兵，組成一個小戎；一連出兩百名士兵，組成一個卒；一鄉出兩千名士兵，組成一個旅。每五個鄉就能出一萬名士兵，組成一個軍。
齊國一共有15個士農之鄉，能組成三個軍。國君齊桓公親自率領一軍，國子和高子（前文說過，國、高是齊國的兩個大族）各率一軍，齊國的常備部隊就達到了三萬人的規模。
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三萬人已經是非常大的數目了。周天子也不過才有三萬多人的軍隊。可是要打仗，僅僅有人數還不夠，得給這些人裝備上武器才行。管仲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讓犯了罪的人用武器來贖罪。比如說，一個人犯的罪比較重，就讓他交一套犀牛皮做的盔甲（犀牛皮十分堅韌，犀牛皮甲是皮甲中的極品。犀牛這種動物，在我國古代是比較常見的，當然現在只能到動物園去看了）。犯的罪比較輕，那交出一面盾牌就行了。有些小罪還可以用金屬（當時主要是銅）、箭矢來抵罪。
那個時候犯罪，懲罰措施都是很不人道的，比如大部分國家都有「肉刑」，就是砍掉人的肢體器官這樣的懲罰。管仲允許犯人交納武器贖罪，就可以避免這些不人道的懲罰。對於一個人來說，與其缺胳膊少腿，還不如花點錢買件兵器交上去，省得落個殘疾。這樣一來，國家的彈藥庫很快就能滿了，還不用增加軍費開支，真是一舉兩得的好事。不過這種制度顯然不能推而廣之，這不就等於鼓勵有錢人犯罪嗎？
管仲還提出賞功罰罪、改善社會風氣等一系列措施，齊桓公都一一照辦，一點也不打折扣。甚至有大臣來向齊桓公彙報工作，桓公都說：「我不管，去找仲父。」
有的人看管仲這麼受國君信任，也不免眼熱，就酸溜溜地說：「凡事都找仲父，大夥還以為咱們齊國沒有國君，只有仲父呢。」齊桓公聽說以後，也不生氣，反而說：「凡事有仲父管著，我還樂得清閑自在呢。」
齊國的內政，在管仲的精心治理之下井井有條。士農之鄉在不違背農時的時候進行訓練，很快就具有了很強的戰鬥力，當然那個時候的士兵也好訓練，又不需要他們掌握什麼高科技武器，大概只要會站隊列、聽命令，能揮舞得動兵器也就差不多了。武器庫呢，也因為犯罪的人不斷用兵器抵罪，而變得滿滿當當的。商人們則把齊國的特產運到其他國家，獲得豐厚的利潤，還能換回齊國所需的一些戰略資源。
沒過兩年，齊國就國富兵強、實力大增。在治理國內的同時，齊國對外則比較低調，沒有和大國進行戰爭。但是，對於小國，齊桓公和管仲也沒有手軟。
有一個不知死活的小國，叫譚國，在今天的山東濟南市附近。當年齊桓公還是公子小白的時候，逃難路過譚國。按照規矩，譚國應該以外國公子的禮節來招待小白。可是譚子（譚國為子爵，所以國君稱譚子）認為，小白不過是個落魄公子罷了，還用得著那麼用心地招待？好歹打發一下就得了。
從古至今，都不乏這樣目光短淺的人，看到別人一時不得志，就看不起人家。這樣的人最後往往會吃大虧，這位譚子也是一樣。
問題是當年的小白不得志，你看不起他也就算了。可是等到小白都即位當國君了，你還不抓緊時間修補關係，卻非要在那裡託大，那就很不聰明了。譚子就是這樣，齊國這樣的大國，新君即位，他竟然既不來朝見，也不派人來致賀詞，儼然沒有把齊桓公放在眼裡。作為一個沒有什麼依靠的小國，這樣的做法，不是自己找死嗎？齊桓公要是沒點表示，那倒真是怪事了。
公元前684年冬，齊國討伐譚國，一舉攻破譚國國都。自以為是的譚子被趕得沒處躲沒處藏，只好跑到了有同盟關係的莒國。於是，大周版圖上的一個諸侯國，就這樣消失了。
也許是譚國實在太小了，這次被滅國居然都沒有引起其他諸侯的反應。不僅沒人同情他們，反而有些人幸災樂禍地認為譚國這是罪有應得。看來小國的外交還真是一門藝術，尤其是在面對大國的時候。譚國絕對是一個反面教材。
為了能夠及時掌握國外的情報信息，管仲還充分利用商人走南闖北的優勢，選出80個善於交際、油嘴滑舌的商人，讓他們到各國去遊說。同時用金銀財寶，大量結交各國的重要人物，以獲取國外情報。事實證明，金錢外交的效果是非常令人滿意的。
眼看著自己的國家越來越強大，齊桓公也很有成就感。隨著手頭資源的增多，小白對於稱霸諸侯的熱衷，又一次次地表現出來了。不過有了在魯國失敗的教訓，小白也變乖了許多，凡事都要問過管仲之後，才敢去做。
於是小白一到心血來潮的時候，就去問管仲：「仲父，你看我稱霸中原的日子，是不是已經到了？」
可是管仲每次都說：「時機還不成熟，國君你還要耐心等待啊。」
小白這個急啊，總是時機不到，這時機到底什麼時候才到呢？
讓齊桓公想不到的是，兩件看似與他八竿子打不著的事情，卻成為他稱霸的絕好契機。這兩件事，一件是宋國發生內亂，另一件是新天子登基。那這兩件事和齊桓公的稱霸，又有什麼關係呢？還是先讓我們看看這兩件事的始末吧。公元前684年，宋國在乘丘敗給魯國。轉過年來，公元前683年夏天，為了報仇，宋國又向魯國發動了戰爭。
從實力上來說，宋國和魯國是半斤對八兩，誰也不比誰強。兩國的軍隊在鄑相遇，宋國按照軍禮的傳統，準備擺開陣勢，和魯國正面決戰。可是魯國卻很沒有風度地趁著宋軍陣形未整的時候發動攻擊，於是宋國大敗。
估計宋國敗得很不服氣，這明明是魯國不按規矩出牌嘛。虧得魯國還號稱周禮的傳承者呢，怎麼連「陣而後戰（先擺好陣勢再作戰）」的道理都不懂？這不就等於打拳擊的時候你上腳踢了，這樣贏了能算數嗎？
其實宋國人可能忽視了這樣一個真理：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消滅敵人保存自己，就是最重要的規矩。宋國在這個問題上無疑是死板了一些，而這種死板，我們在後面的章節中，還會再次看到。
當然，作為「禮儀之邦」的魯國，都開始用這種方式來打仗，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春秋時期的「禮崩樂壞」真的已經形成一種趨勢了。
要說春秋時期的國家關係，也很有意思，比如這次，宋國和魯國剛剛打完這一仗，這一年的秋天，宋國就發生了大洪水。魯庄公趕緊派人去宋國問候：「老天降災給宋國，大雨淹了莊稼，我來向國君您表示慰問。」
宋閔公答謝說：「這是因為我不敬上天，所以老天才懲罰我的。煩勞貴國國君惦記，我實在是擔當不起啊。」
你看，兩邊剛剛大打出手，現在又是一副相互關心、相互愛護的樣子，實在令人匪夷所思。要是按照後世的思路，魯國不趁這機會打宋國一頓，就算是夠仁義了。春秋時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