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光輔政後遇上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夏侯勝他們要撥亂反正，糾正劉徹的治國方針。作為劉徹高度信賴和委以重託的首輔大臣霍光內心十分矛盾，一時難以決斷，決定召開一個大會，廣泛聽取意見，統一思想。這個大會歷史上稱為「鹽鐵論證會議」。大會有兩大特點：一是廣泛性。不僅官員參加，還邀請了地方上的文學、賢良參加。前來的文學、賢良都是底層知識分子，他們沒有官帽壓頂，可以毫無顧忌地發表意見。二是民主性。在言論上人人平等，都可以各抒己見，暢所欲言。霍光的這項舉措在兩千年前的封建社會可謂大膽而且難能可貴。
鹽鐵會議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召開的。
劉徹留下的是一個國貧民窮、騷動不安的國家。每天奏摺如雪片似的飄來，探馬急報連續不斷，江淮水澇災荒，中原饑民造反，西南異族叛亂，北方匈奴南侵……諫議大夫杜延年私下對霍光說這都是先帝對外窮兵黷武，對內橫徵暴斂的結果。「國家承武帝奢侈軍旅之後……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退，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意思是，自漢武帝大肆擴疆拓土之後，國家就年年歉收，餓殍千里，哀鴻遍地，流民泛濫。當務之急是恢複文帝、景帝時的節儉寬和政策，這才上應天意、下順民心。霍光對此也深有體會，他在奉詔回京的路上，親眼看到了這幅悲慘景象，如果再不採取措施，天下就要大亂了。可是，這是改變國策的大事，朝內大部分都是老臣，曾極力支持過先帝的窮兵黷武政策（這裡說的窮兵黷武政策不僅僅是對外用兵，而是整個國策），要讓他們同意改變先帝的治國路線比登天還難，就連霍光自己也不敢明目張胆地這樣做。先帝剛走，他就越軌逾制、離經叛道，這怎能不招來千夫之指，萬人唾罵呢？但面對眼前的危機形勢，他必須得這樣做。他愚中有智，「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賢良是指有功名而無官職的人，文學統稱是讀書人）參加殿前會議，有點像今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他認為這些人無官一身輕，沒有那麼多顧慮，敢於直抒己見。京輔和地方一舉一薦就來了六十餘人。在霍光的支持下，於公元前81年二月（昭帝始元六年）召開了著名的「鹽鐵論政會議」。
劉弗陵被霍光硬拉死拽地到會當了主持人。霍光還特邀夏侯勝參加。夏侯勝是當時有名的大儒，又是劉弗陵的老師，資格老、名望大，又敢於直抒己見，霍光要借他們的口說出他想說而不能說、不敢說但必須說的那些話。
前殿濟濟一堂，座無虛席。討論的內容非常廣泛。大從安邦治國的大政方針——王道和霸道之爭，小到鹽、鐵、酒的如何經營和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因為討論會變成了辯論會，會議一再延長時日，竟然開了十五天，爭論相當激烈。
夏侯勝在第一天的發言中就抨擊劉徹：「昔秦皇不惜天下之力和胡、越開戰，竭天下之財消耗於戰爭之中，致使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疲，百姓疾苦不堪忍受，到處揭竿而起，烽煙遍及全國，導致了秦國的滅亡。先帝也是好大喜功，廢棄道德而濫用武力，連年發動戰爭，徵召天下百姓當兵，致使很多人外逃，田地荒蕪，糧食歉收，飢餓蔓延，到處出現動亂。如果不迅速改變國策，必蹈亡秦之轍。我建議恢複先皇文帝、景帝時代提倡儉約，獎勵農業的政策，與民生息，使百姓安居樂業，國家長治久安。」
夏侯勝是反戰的儒生代表。他慶幸霍光給了他這樣的一個好機會，多年積鬱的怨氣噴薄而出，慷慨激昂地說出了別人想說而不敢說的那些話。
宰相田千秋也一反過去的中庸之道附和夏侯勝的觀點，點著頭說：「夏先生的建議很好。作為輔政大臣，我贊成糾正先帝沒有來得及糾正的過錯，停止對外戰爭，馬上恢複文景之治時期無為而治的治國方針。」
御史大夫桑弘羊極力反對他們攻擊誹謗先帝，他據理力爭：「先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興大學、定曆數、協音律，是一位英明的君主；即使征伐四夷，連年用兵，耗費點國財，卻拓土揚威，取得了四海寧靜，烽火不驚。尤其是他在晚年，自知悔過，憐念蒼生，我的《上輪台表》被先帝駁回就是佐證。他還頒發《輪台罪己詔》，說，『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徒使天下愁苦，追悔莫及。從今以後，事有傷害百姓，悉當罷廢，不得再行。當務在禁苛暴，止擅賦、立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從三皇五帝至今，哪個皇帝有這樣的罪己胸懷？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只有我們的先帝胸納百川，心如滄海。可先帝屍骨未寒，你們就離經叛道，顛倒黑白，瘋狂攻擊先帝的不是，不知你們將來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他越說越激動，竟然泣不成聲。
劉弗陵問霍光：「大將軍怎麼不說話？」
爭論先帝的功過是霍光主政中沒法迴避的問題，如果不及時糾正，正如夏侯勝說的「必蹈亡秦之轍」。到那時，不僅對不起一切都依賴他的劉弗陵，更對不起九泉之下的先帝。他不是兩面三刀、文過飾非的佞臣，而是先帝信賴的忠厚之臣，面對先帝的過錯他不能有絲毫的責難，但又必須糾正，要糾正又不得不講清楚先帝的那些問題。霍光深知自己沒有那種勇氣，只能扮演一個配角，也就把那些文學、賢良推到了前台去唱主角。所以，當劉弗陵徵求他的意見時，他只能以中庸之道，平衡雙方的激烈辯爭：「臣從玉門關回京，一路上的確見到老人餓死，小孩啼飢，烏鴉和惡狗搶食死屍的慘狀。不過，這不是先帝的罪過，是天災、是十年不遇的大旱災造成的……」話沒說完，就被一位賢良嘲笑起來：「大將軍一向忠厚，今天卻說了瞎話。」夏侯勝也抖著鬍鬚，狠狠地盯了霍光一眼，怪罪他這種怪異的狡辯。一個文學更是膽大包天，面對面質問霍光：「大將軍，現在國虛民窮，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造成的？先帝效法秦始皇，攘九夷，平百越，師旅數起，百姓空竭，萬民疲敝，導致了天下騷亂。大家說，這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
霍光自知剛才的話是欲蓋彌彰，寬厚地笑了笑，沒有回答。
御史府的官員害怕這樣辯論下去會使霍光更加難堪，有意轉換話題為霍光解圍。也就三句不離本行，提出以法治國這個論題。他們說：「武威郡騷亂，武都郡暴亂，益州郡刁民造反，原因是法律不健全，懲罰犯人的刑罰太輕，不能震懾惡民，致使他們膽子越來越大，才造成現在的動蕩局面。」
一個賢良立即反駁說：「從前，秦朝的法律比茅草還多，法網比凝結的油脂還細密。然而，上下相互包庇，奸詐虛偽層出不窮，即使對官吏嚴加懲處，也像去救已經腐爛和燒焦的東西一樣不能制止。這不是法律鬆弛，而是廢棄禮儀，亂用刑罰的結果。現在的法律有一百多篇，章目繁多，罪名繁雜，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法官們乘機徇私枉法，重罪輕判，輕罪重判，造成冤假錯案甚多。」他進而推出了「王道治國」方針，「所以，治理百姓的方法，應該推行王道，進行禮儀教化，不能光靠法律。」
桑弘羊是御史大夫，管的是司法，極力反駁賢良對法律的攻擊：「有人公然犯法的確是法律懲罰太輕了。商鞅為了穩定農業的發展，把盜馬的人處死，偷牛的判枷刑，杜絕了毀壞耕畜的行為；秦朝的法律還規定路邊倒灰犯法，小偷和殺人同罪，使犯罪的人從內心感到恐懼，不敢妄為。輕罪重判，罪淺深究，使秦國出現路無遺物，夜不閉戶，家家平安的空前好局面。」
一個文學哈哈笑起來：「御史大夫別忘了，正是商鞅違反聖人之道，把秦國的法律改壞了，才使朝政混亂而不可治理，禮崩樂壞而無法恢複，致使陳勝、吳廣起義滅了秦朝。商湯、周武王以禮義治理國家，官以貪贓為恥，民以犯法為辱，商、周就治理得好。」
「沒有法律和權力，雖是賢能的人也不能把國家治理好；沒有盔甲兵器，就是孫武、吳起也不能戰勝敵人……」堪稱法律專家的監獄長丙吉不贊成文學、賢良們提出的「重禮教、輕法律」的偏激言論讓桑弘羊精神一振，滿意地點著頭奉承丙吉：「還是我們的法學家高屋建瓴，一針見血！」
「不，不不！」丙吉打斷桑弘羊的話，又說，「其實，我也不贊成秦朝『輕罪重判，淺罪深究』的嚴刑苛法。凡事要從實際出發，『重罪重判，輕罪輕判』，這才是法律的公正。」
桑弘羊臉色一變，反駁說：「彎曲的木頭害怕直繩去檢驗，姦邪的人害怕嚴厲的法律。國家之所以制定嚴明的法律，就是要防止和懲治為非作歹的姦邪惡人。所以只有嚴刑苛法，才能杜絕邪惡，懲治犯罪。」
文學、賢良早就對桑弘羊支持劉徹窮兵黷武和嚴刑苛法的政策不滿，不約而同把矛頭指向了桑弘羊個人。他們說：「御史大夫注重儲存錢財，奉迎先帝，崇尚武力的目的不是保家衛國，而是從中撈取利益。你現在口口聲聲要嚴刑苛法，那就先從你兒子貪污鹽、鐵、酒官賣稅款查起。如果屬實，應該嚴刑典律。」
霍光能這樣廣開言路，為沒有官職、沒有權力的讀書人提供議論國事的講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