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元年十二月，清廷把貴州也交給吳三桂全權打理。康熙（實即上是四位輔政大臣）指示吏部：「貴州接址雲南，皆系邊疆要地，且苗蠻雜居，與雲南無二，其一切文武官員、兵民各項事務，俱照雲南例，著平西王管理。」
由此便形成了吳三桂據云貴、尚可喜據廣東、耿繼茂據福建的所謂「三藩」並立的局面。這「三藩」中，以吳三桂控制地域最大，軍力最強。
整個清朝除了封了兩位異姓漢人親王外，另外還有三位「非親之王」，合稱「五王」。其中最先受封的是「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這三人被稱為「三順王」。他們是在清入關前天聰七年、八年間先後降清，而受封為王的。順治六年，「三順王」改封號，尚可喜為「平南王」，平定兩廣，藩守廣東。耿仲明為「靖南王」，在南下途中死於江南，其子耿繼茂襲爵，後病死，其孫（耿繼茂之子）耿精忠嗣繼。孔有德為「定南王」，進軍廣西，於順治九年兵敗桂林，死後因無子承襲，爵除。而吳三桂則於順治元年，在山海關降清，被封為「平西王」，後被晉封為親王。原封爵四王，孔有德死後，剩下的「三王」各據藩地，稱為「三藩」。最後一位是孫可望，他於順治十四年降清，被封為「義王」，但這位王爺沒有自己的領地，所以也就沒有什麼作為。
生逢亂世，只能用實力說話。這些王爺們得到的一切，全靠自己掙來。雖然在歷史上都被叫作降清，但「此降非彼降」。「三順王」既不是戰敗被俘而降，也不是被清（後金）軍包圍，無路可逃而乞降，他們來降時都帶著兵精馬壯的部隊、家口及大批物資，這是極有分量的。
這些王爺們雖然功勞頗大，但他們所領之地，卻並不是封地。朝廷在給吳三桂晉封親王的冊印中說：「朕登大寶，特仿古制，視諸臣功德差等，授以冊印，俾榮及前人，福流後嗣。」這意思就很明白，本朝的封王與諸多前朝的分封制有著本質的不同，本朝僅在封王的名稱上「特仿古制」。周朝以後的分封諸王，多各有自己的領地，王爺們在自己領地上擁有很多特權，王國也具有較大的獨立性，說是國中之國一點也不為過。但清朝之封王，雖地位崇高，但王爺們卻沒有封地，在政治上也沒什麼特權。當年皇太極所封三王分駐遼陽與海州（今遼寧海城），但此僅為軍事意義上的駐地，並非封地。順治帝時，仍然沿襲這一體制，並無根本性的變化。當大規模戰爭逐漸結束時，朝廷便把這些人陸續調往關外各自的家鄉駐防。尚可喜於順治二年自江西班師，還鎮海州。孔有德與耿仲明還鎮遼陽。與此同時，吳三桂滅了李自成後也班師回京，後出鎮錦州，所部屯寧（遠）、錦（州）、中右、中後、中前、前屯等清軍入關後沒有設防的遺棄城鎮。
這之後，由於反清力量仍然非常活躍，使清廷越來越意識到，作為一個外來政權，單靠滿人要想牢牢統治住這片令人神往的熱土，是極不現實的。他們需要一個了解當地情況，用起來得心應手的工具。能夠擔當此重任的自然是非這些漢人王爺們莫屬了。
順治三年，回到關外不過一年多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奉命再次南征。同年，吳三桂也接到西征的命令。後清廷命吳三桂留鎮雲南，並授予他兵權、財權，同時民事庶務、地方官員考核、甄別薦舉、彈劾、罷斥及賞罰等權力，及其他地方一切事務，均授予裁決權，就連本省的督撫大員也置於他的監督之下。朝廷在授予漢人王爺們權力時，還特別規定：中央「內外各衙門不得掣肘」。吳三桂只對皇帝一人直接負責，「遵奉」皇帝的旨意行事。中央各部門對吳三桂所為只能是履行必要的手續，而不能干涉，更不許隨便阻止。康熙帝即位之後，更是把貴州也交給了他，規定了享有同雲南一樣的權力。而對尚可喜、耿繼茂二王也作了同吳三桂類似的規定。客觀地說，這並非清朝統治集團的失誤，在當時的特定背景下，為了維護清廷的統治，這麼做應該說還是有著很積極的意義的，但作為一柄雙刃劍，這些漢人王爺手上的巨大權力，也給日後他們的反叛創造了條件。
清廷在授予漢人王爺們這些特權時，始終都強調此系臨時辦法，主要是考慮到雲貴、兩廣、福建新近開闢，情況複雜，局勢還不夠穩定，不得已而行此暫時辦法，希圖藉助他們的威望和兵力來儘快恢複和確保正常的社會秩序。這也說明清廷對於手握重兵與大權的漢王們還是很有所顧忌的。
清廷雖顧忌，但迫於當時的形勢沒有辦法採取積極有效的預防措施，而吳三桂作為「實用主義大師」則絕對不會放棄這大好機會。筆者查閱史料，推測吳三桂當時應該還沒有反意，但他有加強自己實力的想法必是無疑的。吳三桂有生以來幾乎都生活在動蕩之中，殘酷的現實使他明白一個道理，只有自己夠強大，別人才不能吃掉你，才能更好地活下去。他留鎮雲南不久，便積極開始部署，他首先提出請設「雲南援剿四鎮」，順治十七年十月，他的請求被批准，以朝廷的名義正式下達了任命。這「援剿四鎮」及其將帥分別是：
雲南援剿前鎮總兵官，以四川右路總兵官、右都督馬寧充任。
雲南援剿左鎮總兵官，以四川左路總兵官、署都督僉事沈應時充任。
雲南援剿右鎮總兵官，以湖廣益陽總兵官、署都督同知王輔臣充任。
雲南援剿後鎮總兵官、以都督同知楊武充任。
這四鎮並不駐紮在昆明，而是分駐於雲南四個重要地區：左鎮駐武定府（武定）、右鎮駐曲靖府（曲靖）、前鎮駐楚雄府（楚雄）、後鎮駐洱海衛，即雲南縣（祥雲）。各鎮的軍事建制，在總兵官之下，設中、左、右游擊三員、守備三員、千總六員、把總十二員，計有騎兵六百人、步兵一千五百人、守兵八百人，此即為一鎮之兵，共三千人，四鎮為一萬二千人。這四鎮也是後來吳三桂叛清的主力之一。
在批准設四鎮的同一天，清廷又批准了一批武官的任命。他們是：
原任經略洪承疇右標提督總兵官、左都督張勇，為鎮守雲南臨安（建水）、元江（今仍名）、廣西州（滬西）等處總兵官。
原任湖廣左路總兵官、右都督張國柱，為鎮守雲南永昌（保山）、順寧（鳳慶）等處總兵官。
原任湖廣中路總兵官、署都督僉事閻鎮，為鎮守雲南大理、鶴慶（今仍名）、麗江（麗江納西族自治縣）、永北（永勝）等處總兵官。
雲南團練火器總兵官王永祚，為鎮守雲南蒙化、景東、楚雄、姚安（今仍名）等處總兵官。
抒城侯狄三品為鎮守雲南廣南、羅平（今仍名）等處總兵官。
祁陽總兵官、都督僉事劉文進，為雲南鎮守曲靖、尋甸、武定、沾益等處總兵官。
這援剿四鎮的將官及雲南各地將官，多是由吳三桂提名後，獲得清廷批准。
讓我們來看一看這些將官們的背景，四鎮和雲南各地區軍事長官，多是原明朝和農民軍的將領。四鎮將領中，馬寧原是明朝參將，於順治二年降清，隸屬漢軍正白旗，官至四川右路總兵官。王輔臣曾參加農民軍，後於順治六年降清，隸屬漢軍正白旗，順治十年，任湖廣總兵官。沈應時降清後，以四川左路總兵官充任後鎮總兵。此後，四鎮總兵官又有所變動。前鎮總兵於康熙十二年七月換成平西藩下護軍參領陶繼智充任，左鎮總兵於康熙八年七月改由王屏藩充任，右鎮總兵於康熙九年十一月改由雲南副將王景充任，至十一年五月又撤換，以平西藩下參領張足法充任。後鎮總兵在順治十八年七月改由李定國部將祁三升充任，至康熙十二年正月再改由平西藩下長史、吳三桂的女婿衛朴充任。吳三桂起初任命的四鎮總兵官，也算是他的「人馬」。但後來吳三桂還是換上了與自己最貼心的人，很顯然吳三桂是深信「刀把子下出政權」這句名言的，部隊便是命根子，必須時刻牢牢捏在自己手中。
歷次戰役中，投降的明朝各路官軍及李自成的部下為數不少，這些人中不乏作戰經驗豐富者。吳三桂決定整編這些人，為己所用。他擬設立兩大營，分別命名為「忠勇營」、「義勇營」。這兩大營中，各分設中、前、後、左、右五營，總共計十營，每營設騎、步兵共計一千二百人。十營中每營有總兵官一名、守備一名、千總二名、把總四名。
吳三桂另提名將領為各營總兵官，另增補中軍、游擊、守備等各軍職。
吳三桂的報告送到北京後，吏部及兵部立即進行討論，沒有提出任何疑義，「悉如所請」，一致通過，然後奏請皇帝，皇帝大筆一揮，這事也就定了下來。
這支一萬二千人的部隊，不但普通士卒是由投降者組成，連各營的各級軍官，也皆是由所謂的「投誠將官」擔任。總兵馬寶、塔新策、馬惟興，游擊曹福德等人，是在順治十二年五月率眾四千餘、馬一千餘匹，自瀾滄江外降清。馬寶、馬惟興都是孫可望信賴的戰將，在永曆政權中被封為公爵，他們在李定國、白文選與孫可望的內鬥中，支持了李定國，致使孫可望失敗，在永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