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月前，幾乎在徐致靖密薦袁世凱的同時，光緒另外一個智囊張蔭桓也向他推薦了一個人，準確地說是一個日本人——伊藤博文。
在幾個月前（1898年6月）日本國內的一場政治風波中，伊藤博文被迫辭去內閣總理，成為了日本的前首相，著名的下野政治家。而伊藤博文不上班後的第一件事就是來到清國，進行參觀和訪問。
老伊為什麼要來清國？如果是因為不用上班了有時間旅遊，相信這個原因是無法令大家信服的，他可以留在日本去夜店泡歌伎（老伊好這一口），也可以去別的國家旅遊，為何一定要來曾經交戰過的國家——清國？
相信大家和我一樣希望搞明白。
而要搞明白這個問題，需要從兩個方面的原因去分析，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國內國際形勢（包括日本的），以下的分析有些簡略，有關故事的詳情我會在以後的時間進行講述，現在讓我們回到1895年清日戰爭以後，這之後發生了很多的事情。
1895年戰後，一份媒體（《紐約時報》）的評論代表了西方各國對清日之戰的普遍看法：「日本人打開了世界的眼，讓人看到了清國真正的無能。」
一年後（1896年），西方國家中又開始大肆流傳一種觀點，這個觀點在我們現在看來很陌生，在當時卻是十分的有名，這就是「黃禍論」。
「黃禍論」的意思是：黃種人是世界的邪惡軸心，世界上的西方白種人必須聯合起來，戰勝黃種人。
「黃禍論」在西方國家中流傳的原因雖然很複雜，但跟清日戰爭也有很大的關係，它正是瓜分清國、把清國變成殖民地的理論基礎之一。
最先行動的是兩個國家——德國和俄國。這兩個國家勾結在一起，暗自支持，達成默契。俄國在1897年支持德國佔領青島，建立他們在亞洲的第一個海軍基地；而德國支持俄國佔領了遼東半島的大連灣、旅順。
日本人無比憤怒，遼東半島正是俄國迫使他們從《馬關條約》中吐出來的。而對於日本人來說，更加恐懼的是，他們也是黃種人。如何選擇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成為日本迫切的問題。
前面我們說過，這一時期的日本是一個奇怪的國家，它在政治體制上走的是開明專制，是「具有日本特色的資本主義道路」。而奇怪的不只是政治體制，還有一個根本的東西——文化。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國內有兩種觀點，一種以福澤諭吉為代表，主張「脫亞入歐」接受西方文化，全盤西化。福澤諭吉等人認為，日本只有成為一個完全西式的國家，西方國家才會「以兄弟之國待之」，不僅可以從此免受西方人的侵略和歧視，打破「黃禍論」，將來還能參與西方帝國主義陣營，分幾塊殖民地蛋糕。
而另外一種觀點歷史悠久，那就是「中華情結」。
千百年以來，日本都是以中華帝國為學習對象，強大的中華文明和威武的中華帝國徹底征服了這個民族，他們嚮往中華文化，崇拜中華制度，完全以中華為師。雖然進入近代以後，由清政府統治的中華帝國衰敗了，但這並沒有改變這種「中華情結」，而是產生了變種。
從表面上看，「中華情結」和「脫亞入歐」是完全對立的，但厲害的是這些人雖然思想對立，卻都知道無論哪一方都只有一個根本目的——強大日本。表面上的觀點之爭，實際上是如何強大日本之爭。
這個變種就是「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先用武力征服清國，然後由日本人來統治清國，改造清國，所有的黃種人聯合起來，去對付白種人，這就是後來我們熟悉的那個詞——大東亞共榮圈。
「脫亞入歐」在日本政界很火，「大東亞共榮」卻在軍部大受歡迎，因為這為他們侵略朝鮮和清國提供了方便，能夠把侵略行動轉為「正義」，獲得強大的思想武器。粉絲有間諜荒尾精、宗方小太郎，與軍部關係密切的黑社會「共主」頭山滿，軍部的實權人物山縣有朋、大山岩、東鄉平八郎，等等。這些人酷愛中華文化，沒事就讀讀《三國演義》、《孫子兵法》、四書五經，東鄉平八郎甚至做了一塊崇拜王陽明的牌子掛在身上，時不時就翻出來展示一下。
這些人都是和軍部有直接關係的人，而有一個人，他雖然不是軍方人士，屬於政界人士，卻對「大東亞共榮」深深迷戀，他就是伊藤博文。
在伊藤博文來清國之前，他拜會了睦仁，兩人秘密談了三個小時。這三個小時會談的內容，並沒有在史料中留下記錄，但很顯然，伊藤博文的清國之行，「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讓日本的國家勢力向清國朝廷滲透，為將來實現「大東亞共榮」打下基礎。
而俄國和德國在清國的活動，也嚴重影響了世界老大——英國在清國的地盤和利益。根據國家利益的需要，日、英兩國正逐步走向同盟。在日、英兩國看來，為了對抗俄國，必須扶植清國朝廷中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而朝廷掌握實權的後黨一派，此時已經投入了俄國的懷抱，「向俄國一邊倒」。
在《馬關條約》簽署時，俄國強迫日本向清國「歸還」了遼東半島，這在實際上給了李鴻章幫助，而給李鴻章幫助，就是給慈禧幫助。後黨的朋友們從此開始對老毛子感恩戴德，抱著大樹，湧泉相報。一年以後（1896年）兩國之間竟然還簽訂了一份極其絕密的《密約》。
按照這份《密約》，清國和俄國結成秘密的軍事同盟關係，共同防範和對付日本，以後日本無論進攻哪一國，另外一國都要出兵。
這份《密約》是李鴻章親自去簽的，簽的過程極為保密，當時朝廷只有極少數的人知曉。簽好的文件裝進保險柜，直接放進慈禧的卧室里。
《密約》看上去很完美，在朝廷看來，終於找到了一個大哥來防範日本再一次發起戰爭。不過，這份《密約》才是俄國人真正的陰謀，在簽署這份《密約》的過程中，李鴻章上了俄國人的大當。在《密約》簽署一年以後，俄國就露出了真面目，在德國的暗中支持和配合下，趁機侵佔了清國遼東半島的重要港口旅順、大連灣。
朝廷吃了啞巴虧，但已經是騎虎難下，只好吞下苦果，外交政策還不得不繼續向俄國傾斜，只能寄希望於將來能擺脫這位既蠻橫又狡猾的大哥。
對於前來插一杠子的日、英兩國來說，由於朝廷後黨已經投入了俄國人的懷抱，必須扶持帝黨，扶持變法派。變法派雖然目前實力較弱，但在青年官吏與知識分子中擁有大量信徒，這很有扶持價值。
而帝黨也很需要日、英兩國，這是怎麼回事呢？
清日戰爭之時，帝黨是極力主戰的，也就是說日本是他們眼裡的頭號敵人，恨得牙痒痒。但是，後黨一派也是他們在朝廷中進行權斗的對手，所謂「對手的朋友是自己的敵人，對手的敵人則是自己可能的朋友」，既然俄國已經成為了後黨一派的朋友，日本成為了後黨一派的敵人，那麼，對於帝黨一派來說，讓李鴻章在和談中蒙羞的日本以及英國，又從原來的敵人，變成了可能的朋友！
朝廷的權斗不僅波及國內，還漂洋過海影響著國際關係。事實上朝廷的外交之所以沒什麼規律和章法，就是因為和國內的權力鬥爭有著緊密的聯繫。
既然雙方都有需求，需求很強烈，很想馬上就滿足，那麼還需要一個中間人，在來到清國的伊藤博文和光緒皇帝之間牽線搭橋，這個人會是誰？
他就是張蔭桓。
在朝廷的部級高官中，張蔭桓是少數幾個「見過外面的世界」的人之一，他曾擔任清國駐美國、秘魯和西班牙大使。紐約自由女神落成儀式時，他有幸成為唯一受邀到場的清國人（1886年），一個人拖著辮子很是拉風。1897年還曾經代表清國在倫敦出席維多利亞女王繼位60年的慶典，女王也看他的辮子很帥，給了他個大十字騎士勳章。張蔭桓的英語說得很流利，嚮往西方世界，和英國駐北京公使竇那爾關係密切，在朝廷中是著名的「親英派」。
親英就是親日。雖然三年前簽署《馬關條約》時，張蔭桓被伊藤博文結結實實羞辱了一頓，但相逢一笑泯恩仇嘛，過去的恩怨就不用多說了，大局為重。張蔭桓決定把伊藤博文引見給光緒皇帝，交流一下明治維新的經驗。
總理衙門把這一天定在9月20日，光緒皇帝在接見前來請訓的袁世凱之後，接著接見伊藤博文。
而伊藤博文的到來，也讓另一個人「密切關注」，他就是康有為。
此時的老康正在制定「圍園殺後」的計畫，但是伊藤博文的到來又讓他看到另外一個機會。
康有為認為，對於伊藤博文這樣的大人物，好不容易來到清國，只交流經驗是遠遠不夠的，朝廷應該留住伊藤博文，由他來指導清國的變法——老伊既然能領導日本明治維新成功，也必定能夠發揚國際主義精神，幫助清國搞好變法嘛。
而聘任伊藤博文的機構就是懋勤殿。在康有為看來，懋勤殿一開，除了聘請他這樣的國內顧問，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