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前幾次一樣，這次又是因為朝鮮內亂，不過，如果跟前幾次完全一樣，那袁世凱同學也就沒有機會回國了，內亂他一個人搞定就好了。原因是：發生在朝鮮的這次內亂比較有水平——是一場農民起義。
在歷史上，朝鮮的這支起義隊伍被稱作「東學黨」。東學，也就是中華文明中的核心——儒道釋三學。而起義軍祭起「東學」的大旗，是要跟以基督教為核心的「西學」對抗，用一句我們熟悉的話來說，就是要「堅決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衝擊」。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大清的國門被打開了，西方的傳教士也來了，而其中的一部分傳教士偷渡鴨綠江，進入朝鮮秘密傳教。在過去的書中，當我們說到傳教士的危害，總是會講傳教士如何作惡多端、野蠻無理等，其實傳教行為引發眾怒的是另外一個原因。
當時加入教會的，有很多是當地的地痞流氓，甚至是有犯罪記錄的不法之徒，無論是官是民大伙兒對這些人都是比較痛恨的。但當時傳教很不容易，只要有人願意加入，教會都是拍著巴掌歡迎的，從來不會搞個資格審查，問問人生觀價值觀等，所以流氓地痞們能輕易地加入教會。而他們只不過是想尋找教會作為靠山，好更加為非作歹，欺壓普通百姓。因為教會勢力很大，官府也不敢捉拿。這種情況幾年後將在大清引發義和團運動，而在朝鮮，他們提前一步爆發起義了。
就這樣，為了反對西化，反對教會，他們祭起了東學，取名東學道，信徒就叫東學黨人。
起義軍的口號是：逐滅洋倭，盡滅權貴！「洋」，指的就是洋人，「倭」就是日本人了，可見朝鮮人民對日本人也沒什麼好印象。權貴就不用解釋了，大家也見過。
總結一下，這不是一支抄起傢伙就上的起義隊伍，而是一支有著明確的價值觀指導和精神信仰的隊伍，這樣的隊伍戰鬥力是很強的。朝鮮中央政府派出家底去鎮壓，結果不出意料：還不到兩個月，起義軍佔領了全州，逼近漢城。國王這時候才急了，按照多年形成的傳統習慣，他應該向宗主國大清求援，請求清軍入朝幫助鎮壓起義。
但朝鮮國王比較猶豫。這麼多年朝鮮雖然一直夾在大清和日本之間，但夾心餅乾也有它的生存之道。朝鮮就已經摸索出一套雙面討好、左右逢源的藝術。這邊恭維一下大清要點賞賜，那邊勾搭下日本暗中做個生意撈點好處。如果請求清軍來到朝鮮平叛，請神容易送神難不說，日本人那邊也不好交代。
袁世凱大人出面了，他極力鼓動朝鮮國王向大清借兵，不僅是鼓動，簡直是施壓。於是朝鮮國王慌忙向帝國求援，請求「上國立派天兵」。
求援國書立即由袁世凱轉發給了他的主管領導。朝廷接到這個請求樂了，因為這是維護「天朝上國」面子的絕好機會。只要是對付老百姓和農民起義軍，天朝的軍隊一向可以所向披靡，不僅可以威懾本國，還能聲震亞洲，所以，這是一個揚眉吐氣的好機會。
但冷靜下來，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還要顧忌日本人。
雖然袁世凱那次果斷攻打王宮平息了政變，再次維護了大清國對朝鮮的宗主國地位，但是，清國外交部門在接下來和日本的善後談判中卻吃了虧，當時清國只想早點息事寧人，就和日本簽署了一項協議（清日《天津條約》）。條約的主要內容是，如果將來朝鮮還發生動亂（一定會的），兩位大哥動手之前都要互相通告一聲，免得影響清日交好。也就是說，從那以後應對朝鮮動亂，清日任何一方都沒有單方面出兵的權力。
大家可以看出來，狡猾的日本人雖然軍事上被老袁壓制，但在外交上卻佔了很大便宜，通過這個條約又在實際上廢止了清國對朝鮮的宗主權，把朝鮮推向了兩國「共管」的境地，日本人在清國的專屬權力中成功地插上了一腿。
袁世凱的那位大領導犯難了。不派兵吧，朝廷一向是把面子看得很重的，而且作為保護屬國的天朝上國，當他們的國王把求援書送到你面前的時候，你不出兵，就沒有一個大哥的樣子。但如果派兵吧，又很可能與日本造成糾紛，因為在清國出兵的同時日本也很可能出兵，清日兩國軍隊同時出現在朝鮮的領土上，擦槍走火的事情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領導指示袁世凱首先去摸一摸日本人的態度。
於是袁世凱去了日本駐漢城公使館，向日本公使了解情況。日本公使拍著肩膀告訴袁：你看我們日本的商人已經被東學黨人燒殺搶掠太多了（這是事實），我們只想有一個和平的經商環境，多賺點錢，請貴國儘早派兵平息叛亂吧！
接下來的一幕我們比較熟悉了，它在很多書里都得到過描述：袁世凱之後給國內領導發了封電報，極力主張出兵。並說明日本公使杉村浚是他的哥們兒，日本只看重經濟利益，即使我們出兵，日本也是不會派兵的（杉與凱舊好，察其語意，重在商民，似無他意）。發電報的時間是1894年6月2日。
再然後，按照這些書里的敘述，袁世凱就這樣輕易「上了日本人的大當」。後來的事實證明日本人關心的並不只是商民，而是如何找到發動清日甲午戰爭的借口。為了強調一下袁世凱這次上當受騙的情況，這些書中一般還會列舉一下袁世凱的生活作風問題，比如經常和朝鮮的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出入聲色場所，笙歌夜夜等。
但問題就是出在這裡，這些書籍一般只會注意宏大敘事，卻忘了我們的歷史主人公也是一個真實的人物，他和我們沒什麼兩樣，也要面對生活的各種糾結，人生的各種困境，也是一個吃兩碗飯就要飽，飽了也要打嗝的人。
而我們在觀察歷史的時候，經常缺乏的是「體制內思維」，對於一個體制內的人物，我們經常把握不準，不知道他真正想的是什麼。
我們有必要首先來了解一下什麼是體制內思維。
這不是一種為了集體（朝廷、國家等）的思維。
也不是一種為了個人的思維。
而是一種在為了集體的口號掩蓋下為了個人的思維——表面為集體，實際為個人。但這也只是一般官吏的想法。對於身處中高位的官員，他們的想法還要更高級一點，那就是：公私兩便。
因為他們知道，天下為公，沒人願意去干；完全為私，也干不長久。而朝廷的體制是有很多空子可以鑽的，它不像有些完善的體制，公就是公，私就是私，朝廷的體制公私是混在一起的，公裡面可以夾帶一點私，私裡面也可以混淆一點公。正是因為這樣，帝國對於一個官員的評價常常是把道德和能力混在一起，只要他親民，有事總在一線，不怎麼貪，不亂搞男女關係，就是好官；如果還能成天對貪官污吏黑著個臉，為民做幾回主，那簡直就是青天——傑出代表就是包青天包大人。至於這個高官的能力問題，反而讓人忽視了。
也就是說，對於封建朝廷體制內的人物，特別是高層人物，只有「合眾人之公以成一己之私」的思維，才是最高明的思維。
袁世凱的考慮就是一種公私兩便的想法。
在說到袁世凱的考慮之前，我們要來了解一下袁世凱大人究竟有沒有上日本人的當。
我的答案是：雖說實際上是上了當，但小袁同學心裏面是清楚的。從各方面的情況來看，一切的事情很可能都是袁世凱「主動上當」。
作為大哥級的滑頭人物，我相信，袁世凱是不會那麼輕易就上了日本人的當，更何況他還有一支神秘的情報隊伍。
在朝鮮的十多年期間，袁世凱結交了各式各樣的人，用一句話來形容就是本土外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大家都是朋友，比如當時人在朝鮮後來出任英國駐華公使的英國人朱爾典。更重要的是，袁世凱的朋友里還有一群有特色的朝鮮人。他們是：分布在漢城以及其他城市的市井流氓、潑皮無賴。
在十幾年期間，袁世凱成功地將這些人籠絡到麾下。當帝國的官員都自命清高地不屑和這些人打交道的時候，袁世凱卻優待他們，真正做到了跟他們打成一片，成為下基層最多也最有誠意的人，而袁世凱也有他的目的。
這個目的就是幫忙收集情報。
《潛伏》里的謝若林說，真正有用的情報，就出現在街頭巷尾之間。袁世凱也相信這一點，每一個流氓混混都是能為他提供日本人情報的眼線。我們應該還記得袁世凱上一次衝進王宮平息政變的故事，在日本人和開化黨發動政變之前，他們的計謀是先設一個鴻門宴，以慶祝漢城郵政局落成為借口，邀請袁世凱和朝鮮事大黨人前去參加晚宴。然後就在吃飯的時候突然發難，抓人的抓人，殺人的殺人，企圖將事大黨和支持他們的袁世凱的力量一網打盡。袁世凱正要動身時，他接到了流氓朋友給他的警告，於是他不去了，派了自己的一個手下作為代表。後面的事情就不用說了，當晚有十來個事大黨人被殺死，而袁世凱成功躲過一劫。
這件事情之後，袁世凱更加重視這支流氓情報隊伍了，憑著及時的情報，袁世凱才在日本人的包圍中多次化險為夷。日本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