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劉備允許士兵掠奪成都府庫，這當然是一種非常態的激勵措施，反正官庫也不是我家的私庫，所以一般老百姓對此並沒有太多怨言，但搬完了之後問題就來了，政府財政出現了赤字。
劉備對此深感煩惱，向新成立的智囊團徵詢意見，劉巴大概是想將功折罪，便告訴劉備：「這個太簡單了，只要發行1∶100的貨幣，同時平抑物價，派官員監管市場，這樣就搞定了。」
劉備一拍腦袋：「我咋就沒想到呢？」於是欣然接受了劉巴開出的這劑「特效藥」，開始鑄造「直百五銖」錢，也就是新錢一元等於舊錢一百元。沒過多久，成都府庫果然又再度充實了起來。
「金融學家」劉巴的建議是以課「鑄幣稅」（Seignie）的方法支持財政，簡單來說，就是政府直接印鈔票向市場買東西，在忽略成本的情況下，政府想印多少就有多少。然而我們都知道，在金屬貨幣時代，貨幣的價值取決於金屬的成分，並不像紙幣可以無限制發行。換句話說，劉巴是藉由虛增面額，達到鑄幣稅的效果。
現代經濟學課本告訴我們，貨幣數量的增加會造成貨幣貶值與通貨膨脹，這個理論同樣適用於中國古代。
之前董卓也曾搞過這一套，他發行相當於五銖錢重量六分之一的小錢（就是一元新錢等於六元舊錢），結果導致北方物價飆漲，最後貨幣不能使用，倒退回以物易物的體制，直到魏明帝後，才重新恢複五銖錢的制度。
「直百五銖」的邏輯也是一樣的，但劉巴顯然比董卓更有經濟學概念，在大量增加貨幣供給的同時，又進行「平抑物價」與「市場控制」這兩項配套措施，以沖抵鑄幣稅造成的通貨膨脹。
從現有的史料上，我們不大看得出劉巴是如何「平抑物價」的，或許當時成都府庫雖然沒錢，但糧草充足，因此在發行直百五銖的同時釋放出大量官糧，以此來緩和糧價上漲的壓力。至於「市場控制」，可能因為成都市場規模比較小，配合諸葛亮的強力執法，使得物價被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內。
總而言之，從歷史記錄上來看，劉巴的政策除了「府庫充實」外，似乎並沒有太多正面的效果，當然也沒什麼負面效果，或者說負面效果不明顯。
由於筆者是自由經濟主義的信奉者，因此對於劉巴經濟管制的成效，抱著比較懷疑的態度。
劉備之所以要充實府庫，主要是為了支持他龐大的軍事開支，或許在劉巴的主持下，通貨膨脹的情況較為溫和，但對於長久生活在富足、低物價環境中的益州人民來說，這樣的改變勢必會造成相當的不適跟困擾，如果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省籍問題，以及隨之而來的荊州、漢中之役，新成都小朝廷建立初期，蜀中百姓的生活應該承受了很大壓力。
然而劉備入蜀之後，巴蜀地區除了小規模騷亂以外，並沒有再出現如當年賈龍、趙韙等本地實力派領導的大規模武裝叛亂，想來，這一切都要歸功於一位到目前為止行事都很低調的人，這便是諸葛亮。
現如今某些《三國演義》的翻案者，總是喜歡貶低諸葛亮的地位，說他不得劉備信任，在集團中的地位不如法正，連「謀主」都算不上。在這裡，筆者很負責任地說，這種說法不僅僅是低估了諸葛亮，也低估了劉備。
在經過多年的歷練之後，劉備已深諳用人哲學，對法正、孟達這種聰明又高傲的傢伙，劉備給他們漂亮光鮮的職位，讓他們提供天馬行空的奇謀。但要擔當整個政府的舵手，所需要的不僅僅是聰明，更要有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同時還要守紀律、肯吃苦，把加班當作家常便飯，最大的心愿便是死在工作崗位上。而縱觀整個蜀漢政府，能夠符合上述特徵的人，只有諸葛亮。
這時候大約三十二三歲的諸葛亮，仍然算不上是個老練的政治家，他沒有太多騰挪縱橫的政治經驗，所依靠的武器只有嚴謹而細密的管理邏輯，所以諸葛亮選擇了法治，他先用邏輯制訂出合理而又周密的法條，然後公平而又嚴格地去執行。
劉備入蜀後不久，成都小朝廷便頒布了「蜀科」，也就是蜀地的新刑法，由諸葛亮、伊籍、李嚴、劉巴、法正五人共同制定（注意，沒有蜀人），諸葛亮親自執行。
據說諸葛亮執法嚴厲，從政府高層到平民百姓都頗多抱怨，法正還為此勸過諸葛亮，說政權新成立不久，強龍不壓地頭蛇，執法應該寬緩一點。
諸葛亮告訴對方：「二牧政府十幾年來從未強力執法，大家只會奉承拍馬，有能力者胡作非為。當真是司法已死，只會用職位或金錢去收買人心，最後人家就不會稀罕了，蜀中亂象就是這樣發生的。現在我讓司法活過來，收緊執法標準，這樣人們才會感受到守法的好處，提供的賞賜最多不過爵位，這樣大家才會因賞賜而感到榮耀，這才是維持上下秩序的方法。」
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諸葛亮的管理風格，用八個字來形容，那便是：規矩至上，福利縮水。
不過，從「君子小人咸懷怨嘆」的普遍反應看來，諸葛亮的執法顯然是公平的，沒有既得利益的問題，這至少能消弭先前二牧政權之下，東州人侵凌益州人的問題，也減少了一般老百姓對嚴刑峻法的反感。反正一切都照規矩來，不分省籍，不分貴賤，沒有特權，所有的行為都有可預見的法律結果，這樣日子雖然過得苦巴巴，但至少不是「只准州官放火」的那種苦法，大多數老百姓也就默默地接受了。
在接下來的九年，也就是劉備還在世的日子裡，諸葛亮一直都肩負著在成都留守的重責大任，蜀漢政權的基本架構也在他手中逐漸成形。
諸葛亮以高效率的行政手段，使得在前方征戰的劉備後勤無虞，打個不恰當的比喻：諸葛亮就像一支搖滾樂隊中的貝司手，當主唱、鼓手、吉他手已經發瘋隨興亂飆高音時，他仍然穩定地彈奏著每一個音節，維持歌曲的進行，不至於走調。
於是，在諸葛亮的大力治理下，充滿矛盾的巴蜀地區逐漸回覆到安定團結的和諧局面（至少表面上看是這樣），最終與蜀漢政權結合為一體。
不過，要格外強調的是，諸葛亮雖然為巴蜀民眾帶來安定的生活，卻遠遠談不上美好。伴隨著苛酷刑罰的是沉重的賦役，從一個鎖國不戰的二牧政府，換成一個年年對外作戰的蜀漢政府，巴蜀百姓所承受的負擔可想而知。
很快，巴蜀百姓便接受了第一次極具震撼性的國防教育。
就在劉備入蜀的隔年，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啟動了，但這次的對手卻不是劉備集團宣傳已久的萬惡曹賊，也不是漢中的妖道張魯，這次的敵人是老盟友孫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