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確認識宋襄公與他的經典戰役泓水之戰，這個問題纏繞了中國人很久，隨著時代的發展，思想的演變，各種各樣的評價層出不窮，各種各樣的爭論無休無止，看態勢似乎還要繼續爭論下去，不知何時才是一個盡頭。
離我們最近的例子就是今年的圓明園獸首拍賣事件，一位叫做蔡明超的中國商人激於民族的義憤在法國拍賣會上以天價買下了兩顆當年被英法聯軍搶掠去的古董獸首，然後宣布不予付款，目的是讓這個令中國人感到恥辱的拍賣計畫流產。
這件事在網路上傳開之後，立刻引起了軒然大波。有網友認為蔡明超違反了國際拍賣法，不守規矩，沒有中國泱泱大國的風範；但是更多網友認為蔡明超幹得好，跟強盜就不該講啥規矩，那些反對蔡明超的人純屬宋襄之仁，是蠢豬式的仁義道德！
爭來爭去，很多人都犯迷糊了，究竟是蔡明超做得對，還是宋襄公做得對？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真真假假是是非非，貌似很簡單的一件事兒，怎麼就那麼難搞明白呢？
其實這個問題，早在宋襄公那個時代就開始讓人們感到疑惑了，即便是在當事人所在的宋國，國人之間的意見分歧也很大，兩派觀點涇渭分明，各自走向極端。
以公子目夷和公孫固為首的國人顯然是反對宋襄公的，而且反對之聲非常尖銳，具體情況前文已經提及。
但是以正考父為首的部分宋國君子卻是贊同宋襄公仁義之舉的。《史記·宋世家》在最後就說：「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大意是說：宋襄公的大夫正考父為了稱讚他，因而追述契、湯、高宗時代殷朝興盛的原因，最終寫下《詩經》中的《商頌》。其中有一篇《殷武》就寫道：「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看來殷商與荊楚乃是世仇）此外還有些君子也認為宋襄公值得讚揚，他們感嘆當時中原地區的國家缺少禮義，而宋襄公具有禮讓精神，所以不惜褒獎之詞，大力表彰於他，說他是仁慈的聖人。泓水之戰發生地今河南省商丘市柘城縣慈聖鎮，慈聖據說就是為了紀念宋襄公的。
到了戰國時代，戰爭的殘酷性加劇，古軍禮已經蕩然無存，所以這時候的史書春秋三傳大部分對宋襄公持貶低態度。《左傳》自不必多說，它大量記載了公子目夷與公孫固的反對意見，其態度非常明顯。《穀梁傳》也是差不多的意見，它說宋襄公「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又說：「茲父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認為宋襄公自不量力，喪軍失民，其所謂仁義並不可取。
只有《公羊傳》對宋襄公與泓之戰大唱讚歌，說：「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盛讚宋襄公泓之戰可比於周文王，並相信他本來應該像文王一樣取得成功，他最終之所以失敗，是由於宋國臣民不爭氣。
而先秦諸子中的兵家，自然是百分百反對「宋襄之仁」的。孫子的兵法，清清楚楚地說要「乘人所不及」，又說「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吳起的兵法，也明明白白地說「行列未定可擊」。
法家的韓非則認為「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所以他也嘲弄宋襄公，稱之「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
到了漢代經學興起，認為宋襄公是道德英雄的看法又逐漸佔了上風，其代表人物就是名聲也不怎麼好的漢代大儒董仲舒，他在《春秋繁露·俞序》中說：「霸王之道，皆本於仁……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認為仁乃王道，宋襄公就是王道。董儒論事，只問是否合乎道義，不問是否能成功。
這就也有點偏頗了。為了成功不擇手段固然不好，為了道義不論成功是否也太扯了點呢？平衡，應該要有個平衡吧，太極端了都不好。
轉眼到了宋代，這個與宋襄公有一字之緣的朝代，卻是他罵名最多的時代。蓋宋人重文輕武，看重文人的風雅，輕視武士之榮譽，宋襄公講究堂堂正正尊重對手的戰場對決，自然得不到心思靈活的宋人青睞，而通常斥之為假仁假義冷血無情之輩。
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既喜好填詞與風月，也喜歡指點江山評斷青史的蘇軾。蘇軾在他的文章中大罵宋襄公假仁假義欺世盜名，說：「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
蘇軾論史喜歡「誅心」，這在小生看來也頗不客觀，真仁假仁每個時代甚至每個人都看法不同，怎可一概而論？歷史是複雜的，依我看宋襄公功過參半，不能一棒子打死。
宋人黃震也批評宋襄公用目夷為相而不聽其計，其實是個狂妄剛愎之人。（宋襄公知目夷賢於己而不用，蓋妄人耳，歷史反多其禮讓，又何歟？）
另外一位宋代學者胡安國也在《春秋胡氏傳》中列出了宋襄公四大罪狀。
第一，宋襄公平齊內亂立孝公，這是「奉少奪長」（公孫無知才是長子），是自稱守禮君子卻違反周禮的虛偽表現。
第二，宋襄公以小國國君為祭祀犧牲，是謂殘忍無道。
第三，宋襄公武力脅曹，是謂德薄之輩。
第四，宋襄公泓水戰敗，是「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
光看這四大罪狀，似乎宋襄公非但不仁，而且罪大惡極，死不足惜，就算不戰敗也要自殺以謝天下才行了。
明朝人基本上也對宋襄公持貶低態度。明著名隱士徐霖曾作詩曰：「不恤滕鄫恤楚兵，寧甘傷股博虛名。宋襄若可稱仁義，盜跖文王兩不明。」
接著我們再穿越到清代，發現這時宋襄公的名聲已經臭不可聞，說一句「罵名滿天下」都不為過。
清人吳曾祺說：「（宋襄公）用人於社，昏暴甚矣，一敗之後，無以自解，乃姑托以仁人君子之言。何不知羞恥如此。竊謂宋襄公此番舉動，是為後世偽道學之祖。」
清人高士奇則說：「甚矣哉，宋襄之愚也……吁，宋襄其誰欺乎？夫禍莫朁於殘人骨肉，而以國君為芻狗。無詭之殺，鄫子之用，以視重傷於二毛，孰大？逆天害理之事，宋襄敢行之，而故飾虛名以取實禍，此所謂婦人之仁也。」
清人梁玉繩乾脆就在文章里責備太史公《史記·宋世家》中的論贊採用古籍（《公羊傳》）有失偏頗，他壓根兒就不相信當時有部分宋國君子對宋襄公持肯定態度。（泓之戰以迂致敗，得死為幸，又多乎哉？執滕子，戕鄫子，行仁義不忘大禮者如是耶？何褒乎耳？）
最後到了現代，毛澤東同志站出來為宋襄公蓋棺論定了，當時激烈的鬥爭形勢，顯然是不允許我黨對反動派們姑息養奸的，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必須堅決予以批判，所以毛主席教導大家說：「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
偉大領袖的話自然是不會錯的，貌似我們不該再對宋襄公做翻案文章了。但是，領袖的話是在當時的環境下說的，本著我黨「實事求是」和「與時俱進」的態度，以我們現在的社會與國際形勢，是否應該一分為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把「宋襄之仁」抽象為「公平競爭」，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費厄潑賴」精神來繼承呢？奇謀詭計固然靈活機動，但壞處是容易流為油滑，叛服無定，蔑視一切法則。「費厄潑賴」是否就應一概摒棄了呢？
要講清楚這個問題，我們還是回過頭來看漢代《淮南子》中的一句話：「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看來具體情況也要具體分析——在亂世，在國家與民族危亡之際，「費厄潑賴」的精神並不可取，為了生存，必要的時候就該毫不猶豫地耍手段，這叫做鬥爭策略；而在治世，在社會矛盾並不激烈的時代，無所不用其極的殘忍戰爭術，以及不擇手段的惡性競爭等，都是沒有必要的，也是必須堅決反對的。
關於這個問題魯迅先生也看得很清楚，他曾寫過一篇文章，叫做《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魯迅先生說：「仁人們或者要問：那麼，我們竟不要『費厄潑賴』么？我可以立刻回答：當然是要的，然而尚早。這就是『請君入甕』法。雖然仁人們未必肯用，但我還可以言之成理。土紳士或洋紳士們不是常常說，中國自有特別國情，外國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適用么？我以為這『費厄潑賴』也是其一。否則，他對你不『費厄』，你卻對他去『費厄』，結果總是自己吃虧，不但要『費厄』而不可得，並且連要不『費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費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對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費厄』的，大可以老實不客氣；待到它也『費厄』了，然後再與它講『費厄』不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