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色映照在商丘城頭，悲傷而寧謐，宋襄公捂著流血不止的大腿，躺在戰車上呻吟，城門大開，公子目夷帶人迎了出來，將這幫殘兵敗將接入城內。
宋軍敗了，大敗，這支軍隊人數又少，且為新建，根本就不是具有豐富作戰經驗之強大楚軍的對手，他們很快就陷入重圍，一番激戰，宋襄公大腿中箭，無力再指揮戰鬥，只能率眾突圍，為了掩護他撤退，數百忠心耿耿的門官竟全數戰死，宋軍損失慘重。（門官：春秋時國君的親衛隊，由卿大夫子弟組成。）
夢醒了，世界一片荒蕪。
繼齊桓之後，宋襄的霸業也灰飛煙滅，隨風飄散，一個散得凄涼，一個散得悲壯。
從此，千年笑聲在圍觀的看客間回蕩，笑齊桓的昏，笑宋襄的仁，笑他們傻，笑他們咎由自取。
然而，宋雖慘敗，但餘勇可賈，他們同仇敵愾，拚死抵抗，鬥志更甚之前，楚軍故而未能痛打落水狗，乃以凱旋之姿，跑到鄭國索要「慰勞」跟「慰安」去了。
戰後七天，也就是十一月初八晨，楚軍至鄭，鄭文公夫人姜氏（齊桓公之女）、羋氏（楚成王之妹）親自出城，慰勞楚軍與楚成王。次日，楚成王入城，接受鄭文公的宴請與享禮，鄭文公向楚成王敬酒九次（上公之禮），並陳上各類禮品百餘件（天子之禮），極盡討好，唯恐不周。賓主盡歡直至深夜，羋氏又親自將楚成王送回軍營。這些都是違反周禮的舉動，楚成王處處以蠻夷自居，屢次抵觸華夏意識形態，光這一點，楚成王就做不成中原霸主了。經此事後，中原諸侯對他反感日增，尤其是齊魯晉秦等大國。由此可見，一時的成功不算什麼，一輩子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笑到最後，才笑得最美。
楚成王以鄭國恩人自居，又吃又拿，臨走竟還帶了兩個女人回軍「慰安」自己。據《史記索引》所云，此二女即分別為姜氏與羋氏所生之女，也就是說，鄭文公竟然用自己的親女兒「慰安」了楚成王，或者說，楚成王竟然姦淫了自己的親外甥女！
這就是弱國的悲哀，要麼拚死抵抗流盡男兒之血，要麼卑躬屈膝得保苟延殘喘，生存還是榮譽，這是一個問題，二者只能擇一，選了就不要後悔。
宋襄公就不後悔，他喪師辱國，禍及百姓，國人紛紛舉行抗議活動，指責於他，他卻執拗頑固，死不悔改，竟還「狡辯」說：「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古之為軍也，不為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這句話里的「重」字，應讀平聲；所謂「不重傷」，就是指不能打擊已經在戰場上受傷的敵人。乘人之危對無法再戰鬥的弱者出手，這是卑鄙小人的行徑。
這句話里的「二毛」，不是指兩毛錢，也不是指兩根毛，而是兩種顏色的頭髮，即頭髮黑白相間之意；所謂「不擒二毛」，就是指不能俘虜頭髮已經花白的老兵，如果俘虜了，也要戰後禮送回國，尊老敬賢的優良傳統不能忘，即便是你死我活的敵人也該如此。
潘安的《秋興賦》序言有曰：「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意思是說這位美男子在32歲的時候已經長出白頭髮了，即所謂「潘鬢」。看來，如果潘安穿越到楚軍中上了泓水戰場，宋襄公也肯定不會為難他的，不是因為他長得帥，而是因為他早生華髮。
另外「不為阻隘」與「不鼓不成列」，意思是「不阻擊敵人於地形險要之處」和「不攻打還沒有結成陣勢的敵軍」。在春秋時代，不待對方擺開陣勢就進攻的戰例還並不多見，《左傳》中明文記載的只有四次，一為魯攻宋，一為晉攻狄，一為魯攻莒，一為吳攻楚。
現在我們聽到這些古軍禮，一定會覺得很可笑，但在宋襄公的時代，它卻是為華夏諸侯所普遍奉行的戰爭法則。雖然偶爾有人違反，但大多數還是很守規矩的。比如從前那個好鶴的衛懿公，《左傳》詳細記錄了當時誰是他的御者，誰是他的車右，誰衝鋒在前，誰坐鎮在後。在蠻族面前，這樣的戰術無異於自殺。尤其是，衛懿公堅持不肯撤去他的旗幟，這導致了他始終都是狄人重點攻擊的目標，結果自然是死得很慘；再比如孔子的高徒子路，打仗時帽帶斷了，他寧死也要先系好帽帶再去作戰，結果帽帶系好了，自己也被敵人殺死了。
在那個遙遠的時代里，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戰爭法則呢？這些後來罕見的戰爭法則，到底有哪些內容呢？這些上古軍禮為何後來又逐漸隱沒了呢？我們一個一個來回答。
在戰國以前古人的意識形態里，天下為一家，大家長是「天子」，各國都是兄弟或姻親之邦，親戚之間有矛盾，可以用戰爭來表達怒火，但目的只是為了定出個勝負，殺傷不是追求的主要目標。只要對方服個軟認個錯，就行了，點到為止，無須斬盡殺絕。這樣才能保證戰爭之後兩國能重新恢複兄弟之誼，床頭打架床尾和，打打鬧鬧還是一家人嘛。
所以，那時候的戰爭，在我們現代看來，形式大於內容，既不殘酷也不血腥，怎麼看都更像是一場公平公正公開的體育比賽，參賽的運動員，也多由貴族車兵（稱甲士）組成，奴隸和平民（稱徒卒）則好似在旁加油打氣的拉拉隊，通常只負責運輸輜重、喂馬煮飯等後勤工作。
既然是貴族的公平決鬥，當然有貴族的臭規矩。
第一，戰爭要選擇時間，不能傷害農時，耽誤農業生產。不要有意利用對方民眾的困苦，更不能在對方國喪的時候展開進攻。
第二，戰爭之前，要先到太廟去祭告祖先，強調自己打的是一場正義的戰爭，然後還要占卜，如果不吉就不打，因為這說明祖先不同意。
第三，占卜吉了，還要給對方下戰書，約好比賽的時間地點，不能「不宣而戰」。完了還要大搖大擺地擊鼓出境，不能偷偷摸摸隱藏行軍路線。另外戰場的選擇也有講究，必須選空曠的「隧野之地」，農田或城市這樣的人口密集地則是絕對不行的，因為這樣會傷及無辜百姓。
第四，進入敵人的國家後，不能施暴於廟堂聖地，不可以打獵傷害農業，不可以破壞建築物，不能焚燒居所，不能砍伐林木，不可以搶掠六畜、莊稼和其他器械。
第五，在正式開戰之前，還要派勇士去對方營地挑戰，美其名曰「致師」。這時候雙方的勇士單打獨鬥，雙方的士卒各自為運動員加油打氣，「致師」一般只活捉不殺人，打擊對方的士氣而已，遊戲的意味更顯濃厚。
第六，致師結束後，雙方運動員入場，等到完全擺開陣勢，這才開始面對面衝鋒，衝鋒過程中戰車還不能相撞（殺傷力太大），必須要錯車而戰，並且持何種武器的人應站在什麼位置都有嚴格規定。戰場上看到了對方的國君，還得從車上跳下來，摘掉頭盔，戴上帽子，然後才能上車開戰；開戰時碰上老弱病殘，不能加以傷害；對方如果受傷了，還要把他帶回軍營好好治療，然後禮送回國——這與荷蘭思想家格勞修斯提出的近代國際法何其相似——堅持戰爭中的人道主義原則，反對殺害婦女、兒童等非參戰人員，反對殺害放下武器的戰鬥人員。
第七，既然類似於競技比賽，當然是一戰定勝負，雙方一衝鋒，誰的陣腳先亂，誰就算輸，對方一投降，這仗就算是打完了。所以戰鬥往往很快就結束，甚至一回合就能分出勝負，經常是白天打仗，晚上就可以回家陪老婆。「宜將剩勇追窮寇」在當時是沒有市場的。軍禮明文規定：戰爭進行中，有一方潰敗，只要逃跑超過百步，另一方就不能再追趕；戰爭結束後，一方撤退超過九十里，另一方就不許跟蹤追襲，應該原地列陣，放歸老弱俘虜，歡送敗軍回國。
幼稚吧，可笑吧，這些臭規矩在我們現代人看來，的確很是古怪。可這些在人類社會的童年，卻真真正正地出現過。不止中國，歐洲也是如此，只不過時間晚得多。中世紀以後，歐洲漸漸分為若干並立的國家，由於這些國家信仰相同，語言相通（拉丁語），故彼此之間雖有戰爭，但也秉持著騎士之精神，視貴族之榮譽勝過生命，不殺俘虜，不傷害非戰鬥人員，不對毫無防備、沒有披掛整齊的騎士發動攻擊，甚至俘虜了對方騎士還搞「三陪」，陪吃飯喝酒沐浴，待如上賓，等他的領主拿錢來贖……當然，關乎信仰的宗教戰爭除外。
所以說我們不能簡單地用今天之標準去評判古人的是非。泓之戰中宋襄公他不蠢，他也不是不懂得打仗，他只是按老規矩辦事而已，不幸的是這個老規矩漸漸不合時宜，所以被後人鄙棄丟光、最後忘光光罷了。
自春秋始，禮崩樂壞，諸侯力征，社會矛盾激化，古代溫和的「以戰為禮」思想已經不能適合新形勢下的鬥爭需要，所以不斷有人站出來打破這個規矩，並因此而取得了巨大的軍事利益與政治利益，比如我們前面提到的魯將曹劌以及楚成王。春秋時這樣的人還少，等到戰國，便幾乎人人如此了。清人顧炎武就說：「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
所以說宋襄公的悲劇，在於他處在新舊時代的交替處，舊的規矩行將過時，新的規矩又遙不可及，這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