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周列國志》中，宋國此次伐鄭是舉傾國之兵單獨前往，但事實並非如此，宋襄公這個沒落霸主也不是一點兒號召力都沒有的，據《春秋》記載，當時加入宋國聯軍的不僅有姻親之國衛、歸附之國滕，而且還有楚方面的小弟許國。另外陳國此時也傾向於宋國這邊，為聯軍提供了大量軍事物資。
由此可見，薄之會宋襄公受辱歸國後，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外交工作，將很多楚國方面的小弟爭取到了自己這邊。人常說宋襄公是在錯誤的時間打了一場錯誤的戰爭，我看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很顯然，楚國無信無義之舉也讓一些華夏諸侯感到反感，於是他們紛紛叛楚投宋，楚成王外交受挫必求于軍事，就算宋襄公不動手，楚國遲早也會動手的，宋楚兩大陣營遲早一戰。關於這一點，我想宋襄公或許考慮得比我們更早。
事實上，宋地方三百里，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兼地處天下南北交通之地，所謂襟帶河濟，屏蔽徐淮，舟車四達，商務輻輳之國也。所以，無論從地理位置還是其勢力來說，宋都是北進中原的楚國霸圖路上的大肥羊和攔路虎，就算宋襄公忍氣吞聲閉門自保，楚王也不會放過宋國的。由此可見，宋襄公的不自量力並非公子目夷說的那樣是徒惹禍患，他也是很無奈的，局勢險惡危機四伏，他必須豁出去賭上一賭！
宋襄公的策略，應該是想儘快打服鄭國，從而將中原南部的諸侯結成強有力的抗楚同盟，守望相助，以抑制荊楚勢力繼續北上擴張，在這一點上，宋襄公與齊桓公殊途同歸。
但是很顯然，齊國的軍事實力是遠非宋國可以比擬的，據史料記載，齊桓公時代的齊軍共有三軍，按春秋軍制，一軍為12500人，所以齊軍的總兵力在四萬左右，再加上齊國每次軍事行動，都有大批小弟跟在後頭，人馬雄壯，可謂威風八面。但是宋國在春秋初期一直只有一軍，軍事統帥稱大司馬，襄公即位後由公子目夷擔任；後來宋襄公受辱回國，謀霸之心不已，故將宋軍擴為左、右二軍：使公子目夷將左軍，特設左師之職（其大司馬之職，則由公孫固改任）；襄公則自將右軍（當時尚無右師一職）。
從《左傳》的記載來看，宋國伐鄭，左師公子目夷並未參加，可見左軍是負責守國，宋軍中只有右軍出戰；而衛是新建之國，許、滕則是積弱小邦，派出的兵恐怕更是有限；綜上所述，宋襄公伐鄭之兵應該不會超過三萬，就這麼點兒兵就想打服鄭國，恐怕沒那麼容易。
果然，鄭文公仗著楚國這座大靠山撐腰，一面堅守，一面緊急派人向楚國求援。楚成王見宋襄公竟敢打他家狗，大怒，便召集群臣商量說：「鄭事我如父，宜急救之。」
楚將成得臣眼珠子一轉，道：「救鄭不如伐宋，圍城打援，以逸待勞，豈不更妙？」
楚成王一聽這主意妙哉，趕緊大誇了成得臣一通，引兵攻宋。
這位在孫臏之前就悟通了「圍魏救趙」之妙計的軍事人才成得臣，究竟是何方神聖？
成得臣，楚國若敖族（楚西周時君主若敖的後裔）領軍人物，名得臣，字子玉，春秋時代楚國著名將領。
強將手下自有強兵，按《左傳》記載，之前齊桓公時楚攻鄭曾出兵六百乘，又楚之軍制與華夏諸侯軍制不同，華夏諸侯每輛兵車配步卒100人，楚每輛兵車配步卒150人，故可推知楚軍機動兵力至少有九萬，非常之可怕！
看來，楚國人才濟濟，實力雄厚，當年齊桓公引九國之兵都不敢與之一戰，宋襄公有這個膽子跟它拼上一拼嗎？全世界拭目以待。
楚軍進入宋境後，所向披靡，一直攻到宋都商丘附近，好在國內有公子目夷的左軍防守，這才得保商丘暫時無虞，但是楚軍勢大，宋襄公勢不能坐視不理，於是趕緊從鄭國撤兵，回去保家衛國。
成得臣見大魚已經上鉤，便不再進攻，而將大軍駐紮在泓水（雎水支流，今已湮，故道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南岸，派人向宋襄公約戰。
宋襄公當然應戰，這些年中原諸侯畏楚如虎，個個都跟縮頭烏龜一般，宋襄公都替他們害臊！值此萬馬齊喑之際，必須有個人勇敢地站出來與楚國來場男人與男人之間的決戰，無論是輸是贏，反正不能讓楚蠻子看扁了！
宋襄公非常清楚，對付楚國這樣的貪狠之狼，只能讓自己硬起來，越軟越是助長它的氣焰，越怕越是要被欺負，左右拼它一場，就算輸也要輸得轟轟烈烈。
然而，宋襄公的決定遭到了宋軍高層的普遍反對。
長久以來，楚軍在中原所向披靡，從來沒有遇到過真正的對手，宋軍當然也不會例外，所以大司馬公孫固力勸宋襄公道：「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之矣！」
公孫固的話代表了很大一批宋國自保求全派的意見，他們認為上天已經拋棄了殷商，所有努力都是徒然的，宋襄公欲圖民族復興，不僅不會成功，而且會遭到上天的懲罰。
宋襄公搖了搖頭，苦笑一聲，叫公孫固閉嘴。
公孫固長嘆而退，他實在想不通宋襄公為什麼明知毫無勝算仍不惜拚命一擊，這不是找死嗎？要他說，就跟楚國認個錯服個軟，保證啥事兒都沒有，最多也不過割地賠款而已。好比鄭國那樣，暫時的委曲求全未嘗也不是一種策略。
宋襄公看著公孫固的背影，視線漸漸模糊，他的眼眶已經濕潤。
不用公孫固多說，宋襄公豈能不知曉這一戰的危險？叔興之讖言猶在耳，悲劇的宿命已然註定，這一戰，他就是抱了必死的決心來的，飛蛾撲火在所不惜，總之要他向荊蠻跪地求饒，對不起，做不到！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明知危險可以避免，仍堅守信念拚死一搏，雖千萬人吾往矣，這才是真正的勇者。如果對勝利有絕對的把握，懦夫也敢出手，根本算不了什麼。
不過，地球人都知道，勇者與傻子只有一線之隔，執著與頑固也只有一線之隔。
終於，公元前638年十一月一日，在料峭的寒風之中，春秋時期最愚蠢、最可笑，也最悲壯、最感人，還最古怪的一場戰役——泓水之戰爆發了。
這場戰役的第一大古怪，也可以說是第一大疑點，就是身為楚國著名將領的成得臣，竟然在決戰前沒有事先渡過泓水佔據有利地形，而是在宋軍完全列好陣勢後，才慢騰騰地開始渡河，這太古怪了，完全不像是一個有著豐富經驗的軍事將領所為。
我們知道，春秋時代的主要戰爭形式是車戰。以戰車作戰有兩大要素，非常之關鍵。
首先就是地形。春秋時候的戰車駕駛起來非常麻煩。不僅車體長、橫面寬、輪子大、底盤高，而且還得用韁繩同時駕馭四匹桀驁的駿馬，這可不像我們現在參加一兩個月駕駛班就能速成的，那得從小就開始訓練，以為先秦時貴族的必修課。所以，即使最優秀的御手也需要足夠平坦的地形，否則隨時有可能整車傾覆。
其次就是陣形。由於戰車笨重，駕馭困難，機動性太差，所以只能使用大排面橫列方陣作戰方式：兩軍對壘的戰車都以橫排前進，迎面對沖，敵我車輛倆倆交錯，戰車兵從車上立直了身子，趁著與敵車一錯軸的時刻，拿戈往旁邊車上的人腦袋上招呼，或者用矛去戳。正因為如此，所以前後排間隙要足夠，這樣才不會追尾；左右列的間隙也要足夠，這樣才能確保錯車時兩兩夾擊對方戰車——就好比《尚書牧誓》裡面講到武王伐紂，每行進個五六步，就要停下來整頓隊形，並不單單是為了展示軍隊紀律，那是有實際用途的。
由此可見，春秋時車陣作戰，誰佔據了有利的地形，誰的陣形更穩固更整齊，誰就更有可能獲勝。那麼成得臣作為一名優秀的軍事將領，怎麼可能犯如此巨大的錯誤呢？
大多數人的看法，是說成得臣根本沒有把宋軍看在眼裡，認為隨便打都能獲勝，所以才會不加防備大搖大擺地渡河。
少數人的看法，是說成得臣此乃誘敵之計，他就等著宋軍鑽進自己的埋伏圈裡，好來個瓮中捉鱉。
兩種見解都有道理，我在這兒不予置評，但當時宋軍大司馬公孫固顯然認同的是第一種看法，他對宋襄公說：「敵眾我寡，及其未濟也，請擊之。」提議半渡而擊之，打他個首尾不能相顧。
但是這條妙計在畢生尊奉古軍禮的宋襄公看來，是絕對不被允許的。他搖了搖頭說道：「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之也。須其出。」
春秋三傳，宋襄公的答詞略有不同，但都很樸素，然而在《東周列國志》中，小說家馮夢龍為宋襄公編了另外一套說辭，說是宋襄公於戰前在車上預豎了一面大旗，上綉「仁義」二字，待得此時便道：「汝見『仁義』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陣，豈有半濟而擊之理？」
馮夢龍很有才，在他的筆下，宋襄公完全變成了一個舞台上的小丑，喜劇效果十足，一副無厘頭的蠢貨形象。從此在人們的印象中，泓水之戰演變成了一出搞笑的鬧劇，悲壯之感全無。
過了一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