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只需閉上眼睛想一想就可以了。我們大家一起動身到麥熱夫去以前的那些往事，此刻在我腦際一幕幕地映現出來：奧什林蔭大道上從前那幢薩哈羅夫賓館的那些燈火輝煌的大窗子；維爾德梅爾的片言隻語，那些姓名，如緋紅而又閃閃發光的「魯維羅薩」 ，平平淡淡的「奧列格·德·弗雷戴」等；還有其他一些細微末節——以至維爾德梅爾那嘶啞得幾乎聽不到的聲音，所有這些事情對我來說，都是阿莉阿德尼線 。
前一天的傍晚，我正好在奧什林蔭大道上，從前那幢薩哈羅夫賓館的二樓上。那裡有很多人。象往常一樣，他們穿著大衣。我沒有穿長大衣。我穿過主要的一間房子，大約有十五個人正圍著那裡的電話機，坐在皮扶手椅子里，他們正在談生意。然後，我溜進一間小辦公室，進去後把門隨手關上。我要見的那個男子已經在那裡了。他把我拉到房間的一個角落裡，我們在兩張扶手椅上坐下，它們之間擺著一張低矮的茶几。我把用報紙包著的金路易放在茶几上。他立即遞給我幾捆鈔票，我數也沒數就鞋進口袋去了。他呢，他對首飾不感興趣。我們一起離開辦公室，又穿過那間大屋子。那裡談話的嘈雜聲，以及人們穿著大衣走來走去的樣子，使人感到他們正在干著什麼緊迫的事情。在人行道上，他給了我一個女買主的地址，這個可能向我購買首飾的女買主住在馬爾澤布爾廣場那邊，他要我告訴她是他介紹我去的。當時正下著雪，但我仍決定步行到那裡去。想當初，德尼茲和我，我們是常常走這條路的。現在氣候當然不同了。雪花飛舞著，樹木光禿禿的，再加上這些樓房裡都關著燈，因此我幾乎認不出這條林蔭大道了。在蒙索公園柵欄前面走過的時候，已聞不到那股女貞樹的芳香，而只是濕土和腐爛物的味道了。
在象那些被人們叫做「小公園」或者「別墅」的死胡同深處的一幢房子里，底層有一個套間。她在裡面接待我的這個套間沒有什麼別的傢具，只有一張長沙發，我們就坐在上面，還有一架電話機，也放在沙發上。她是一位四十歲上下，紅棕色頭髮、有些神經質的女人。電話鈴不停地響著，但她總是不去接。後來，在她按聽的時候，她把聽到的事都寫在記事本上。我紿她看了首飾。我可以半價讓出首飾別針和鑽石手鐲，但有個條件，那就是她必須當場付現款。她接受了。
在大街上，當我向庫爾塞爾地鐵車站走去的時候，我想起了幾個月以前到卡斯蒂耶旅館我們房間里來的那個青年人。他很快地賣掉了一顆藍寶石和兩枚首飾別針，還慷慨地要把多賣得的錢同我平分。他確實很大方。我推心置腹地向他交了底，對他淡了出發的計畫，甚至還講了那種有時阻礙我出去的恐懼心理。他對我說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奇怪的時代。
晚些時候，我到愛德華七世花園街去找德尼茲，她的朋友、荷蘭人范·阿輪在她的套間里開辦了一個女式時裝店，她住在一幢房子的二樓，正好在辛特拉酒吧間的樓上。我之所以能回憶起來，是由於德尼茲和我，我們以前經常到那個酒吧間去，那裡的地下餐廳另有一扇門可以溜出，不必走正門。巴黎所有的公共場所和建築物，凡是有兩個出口的，我相信我都熟悉。
在這個很小的女式時裝店裡，人們象奧什林蔭大道那幢房子里的商人一樣忙碌著，也許還要更加焦急不安。范·阿倫在準備夏季用的時裝成套式樣，他是那樣的努力、那樣的樂觀，確實使我感到很驚奇。我思忖著：女式時裝店還能堅持幾個夏季？他在一個棕發女人的身上試著一件用又薄又白的料子做的連衣裙。與此同時，別的模特兒在更衣室里進進出出。有幾個人圍著一張路易十五式的寫字檯議論著，台上散亂地放著時裝設計草圖和一塊塊的料子。在房間的一個角落裡，德尼茲同一個五十上下的金髮女人和一個頭髮棕褐而捲曲的青年男子在說話，我也參加了進去。她和他，他們要去科特達祖爾。在一片嘈雜聲中，人們什麼也聽不見。打開的香檳酒在人群中傳遞著，也不知道是為的什麼。
德尼茲和我擠出一條路，走到前廳。范·阿倫陪著我們。當他把腦袋從門縫裡探出來，用手紿我們送了一個飛吻，祝福我們交上好運的時候，我再一次看到了他那淺藍色的眼睛和笑容。
德尼茲和我，我們最後一次經過康巴塞雷斯街。我們的行李已經準備好了，那是一隻手提箱和兩隻皮包，己放在客廳盡頭的一張大桌子前。德尼茲拉上百葉窗，放下窗布。地把縫紉機重新放進柜子里，取下了別在人體模型上身的一塊白帆布料子。我想起了我們一起在這裡度過的晚上。他照著范·阿倫給她的紙樣裁剪，或者縫著，我躺在長沙發上讀一本回憶錄或她非常喜愛的偵探小說——《面具》叢書。那些夜晚，是我所經歷過的僅有的可以暫時休息一下的任晚，僅有的我可以幻想能在一個平靜的世界上過著無憂無慮生活的夜晚。
我打開手提箱，將那些把我的口袋撐得鼓鼓的一捆捆鈔票，塞進我的粗毛線衫和襯衣里，塞邊一雙靴子里。德尼茲正檢查一個旅行袋，看看有沒有忘記什麼。我順著走廊一直走到房間里。我沒有開燈，站在窗前。雪仍在下個不停。在對面人行道上值勤的警察也鑽進崗亭里去了，那個崗亭也是因為冬季天冷，在幾天前剛剛修起來的。從索賽廣場走來一個警察，他也三步井作兩步地向崗亭走去。他和他的同伴握手，遞給他一個保溫瓶，兩人用平底大口杯輪流地喝起來。
德尼茲進來了。她也站到窗前我的身邊來。她穿著皮大衣，緊緊地偎著我。她身上散發著一股濃郁刺鼻的香水味道。她在皮大衣裡面，穿了一件長袖襯衫，我們重新回到那張只剩下床綳的床上。
里昂火車站，嘉·奧爾羅夫和弗雷迪在發車站台的入口處等著我們。他們那許多手提箱，就堆放在他們身旁的一輛四輪運貨車上。嘉·奧爾羅夫有一隻大箱子。弗雷迪一面和搬運工人討價還價，一面請他抽煙。德尼茲和嘉·奧爾羅夫在說話，德尼茲問地，他們這些人到了弗雷迪租的那幢瑞士山區木屋裡，能不能住下。車站上一片昏暗，只有我們站著的那個月台上，照著黃色的燈光。維爾德梅爾也來了，他穿著駱駝毛大衣，這大衣象往常那樣拍打著他的腿肚子。一頂氈帽蓋住了他的前額。我們叫人把行李搬到我們各自的卧車裡。我們站住車廂前的月台上等待著開車的信號。嘉·奧爾羅夫在那些乘這趟列車的旅客中認出一個熟人來，弗雷迪叫她不要同任何人說話，以免引起別人對我們的注意，我在德尼茲和嘉·與爾羅夫的包房裡呆了一會。窗帘已經拉上一半，通過玻璃窗向下看去，我看到我們正在穿過郊區。雪還在下。我擁抱了德尼茲和嘉·奧爾羅夫，回到了自己的包房，弗雷迪已經安頓下來了。過了一會兒，維爾德梅爾來看我們。此刻，他的包房裡只有他一個人，他希望在他下車之前，不會再有別的人去。的確，他很擔心有人把他認出來，因為幾年以前他在奧特伊爾賽馬場出事時，耶些馬術運動報上都登過他的照片。我們儘力安慰他，對他說人們對賽馬騎師的面扎，是過目就忘的。
弗雷迪和我，我們躺在鋪位上。火車在疾馳。我們讓通宵燈亮著，弗雷迪煩躁地抽著煙。他有些惶恐不安，因為隨時都可能有人來檢查的。我也是這樣，但我竭力掩飾著自己。我們，弗雷迪、嘉·奧爾羅夫、維爾德梅爾和我，拿的都是魯維羅薩弄來的多米尼加護照，但這些護照是否管用，我們並沒有十分的把握。魯維羅薩本人也這樣告訴過我。我們的命運全掌握在警察，或者比別人更留意細節的檢查員手裡了。唯獨德尼茲人沒有任何危險。她是真正的法國人。
列車第一次停下，第戎 車站到了。在大雪中，車站上高音喇叭的聲音顯得很沉悶。我們聽見過道上有人走動，一間包房的門被打開了，也許有人進了維爾德梅爾的包房吧，於是，弗雷迪和我，我們發出了神經質的狂笑。
列車在索恩河畔夏龍 車站停了半個小時。弗雷迪睡著了，我關上包房裡的通宵燈。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但我覺得在黑暗中可以更放心些。
我竭力想些別的事情，而不去聽在過道里迴響著的那些腳步聲。月台上，有些人在說活，我能聽清幾個字。他們大概就在我的窗前。其中一個人在咳嗽，一種帶濃痰的咳嗽。另外一個人在輕輕地吹著口哨。一道列車駛過，車輪碰撞鐵軌的有節奏的聲響吞沒了他們說話的聲音。
我們包房的門突然打開了，過道的燈光照見了一個穿大衣的男人的身影。他的手電筒把包房從上到下照了一遍，看看我們有幾個人。弗雷迪驚醒了。
「你們的證件……」
我們把我們的多米尼加護照遞紿他。他漫不經心地看了看，然後把護照交給了身旁的一個人，這人被包房的門攔看，我們餚不見他。我閉上眼睛。他們說了幾句，聽不清說的是什麼。
他一步跨進包房，手裡拿著我們的護照，「你們是外交官嗎？」
「是的，」我機械地回答。
幾秒鐘後，我才想起魯維羅薩給我們弄的是外交護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