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巴菲特在奧馬哈《世界先驅報》上發表了一篇激烈的文章，強烈抨擊大富翁們的奢侈生活。在巴菲特看來，大批財富，包括他自己的，代表的是一堆「有主支票」，最終是要服務於社會的。他把炮火對準了赫斯特，後者把自己的有主支票揮霍在浮誇的聖。西蒙上，因此佔用了「大量用於其他社會目的的人力和物力」。
巴菲特也同樣批評把財產留給子孫後代的大富翁。比如說，後期的杜邦公司「對社會的貢獻幾乎沒有，卻多次聲稱捐獻了產值的多少」。巴菲特用人人平等的目光說，杜邦「可能認為自己很有眼光，發現窮人們的食物越來越少了」，但他們自己的「食物都多得吃不了」。
杜邦自然找不出巴菲特一家的毛病。沃倫有個堂弟在開出租，他的一位侄子在爵士樂隊演奏等等。他們中有些人擁有伯克希爾的股票，但巴菲特總是公事公辦，不會給他們特別照顧，也不透露內部消息。他認為，如果沒有經濟依賴這種討厭的因素，他的家庭會更「純潔」。
最重要的是，他希望已長大成人的孩子們能過正常的獨立生活。這迫使他，至少在他眼中，停止了給孩子們的經濟資助。他很擔心為可愛的孩子們「提供食物」會毀了他們，於是拒絕給他們絲毫的經濟幫助，而這樣的幫助即使是中等富裕的父親都覺得是理所當然的。
他的態度使許多富翁朋友們迷惑不解， （芒格除外，他基本上贊同巴菲特的作法。）當格雷厄姆集團在討論給孩子們留「多少數目」才合適時，巴菲特說幾十萬就夠了。拉里。蒂施反對道：「沃倫，你錯了。如果他們到12歲時還沒被毀了，那就不會被毀了。」當時正為兒子接管《郵報》而傷神的凱。格雷厄姆回憶說：「這正是我們（她和巴菲特）爭辯的話題。」
巴菲特的確非常關心自己的孩子，而且他是個慈祥，甚至有點活潑的父親。他鼓勵孩子們模仿心目中的明星，當有誰遇到喪氣事時——比方說，工作或婚姻方面——他也很耐心。但一旦涉及錢的問題他就變得強硬，公事公辦，好像孩子們只是初級經濟夥伴一樣。他的方法中有許多明智之處，億萬富翁應該有限度，但巴菲特就像在職業中一樣，從無折衷的餘地。當蘇茜需要 20美元在機場停車時，她必須給父親帶回發票。當巴菲特給孩子們貸款時，他們要訂協議，白紙黑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們就這樣上了合法的鉤了。
伯克希爾的許多股東都把大量股票當作禮物送給孩子，但巴菲特不是這樣的。他只在聖誕節給孩子們及其配偶每人 1萬美元——剛好是免稅的限額。
這些限制給他們個感覺，就像給了他們幾百萬一樣。當孩子們還是學生的時候，巴菲特給傑里。奧蘭斯寫過一封信說，他想推遲給孩子們錢，最早到他明白「樹上結什麼果子」時才給。步入青年的蘇茜、豪伊和彼得認為父親仍把他們當作剛長成的幼苗。原則上他們支持父親的作法並為此而自豪。
但他們止不住想，就像豪伊說的，為什麼他「高興不起來」，有時好像還痛恨這種單調的激勵措施。
在巴菲特眼中，孩子們的方式都很活潑、直接了當。 （他們沒有誰喝比可樂更烈性的飲料。）他們都像巴菲特那樣急切，但花開得很遲。他們的大學都沒畢業，婚姻上也都是早婚而不幸。經濟上孩子們繼承了祖父的那份，
這是沃倫為他們在伯克希爾投資的。因此他們本來可以一天活都不用干就成為百萬富翁的。
蘇茜賣了部分股票（當時價格不到1000美元）買了一輛波爾舍轎車，她在婚姻破裂後搬到了華盛頓，並與凱。格雷厄姆有了聯繫。後者主動幫他在《新共和》雜誌找了一份管理工作。1983年，蘇茜再次結婚，丈夫阿蘭。格蘭柏格是一位公共利益律師，後來成了國會裡的助手。沃倫和妻子對格林柏格心滿意足，他是那種不很英俊但溫和的人，巴菲特夫婦稱他為「理想的女婿阿蘭」。
當格林伯格夫婦搬到杜邦公司附近的一座房子時，蘇茜的伯克希爾股票也花完了，這對年輕的夫婦把自己房子的大部分租了出去，只留下一個很小的廚房。當蘇茜懷孕後她想要個大點的廚房，以便孩子出生後再添張桌子，並開個通往後院的門。她訂好了計畫，估算了一下大概要花3萬美元。蘇茜知道父親不會為她付錢的，於是她申請貸款，利息從優。
沃倫拒絕了。
「為什麼不像別人那樣去銀行貸款呢？」他建議說。
他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沃倫解釋說，如果他是內布拉斯加橄欖球隊的四分位，要是只把球傳給子女那是不公平的，在錢的問題上也是如此。這個回答十分「合理」，但不「合情」，好像蘇茜只是個普通人。她對這十分不快。
當蘇茜快生第二個孩子的時候，她常常卧床不起。她的密友「格雷厄姆夫人」常帶著食物來與她共進晚餐，她把水煮桃子和凍鯊魚肉一直送到樓上卧室。格雷厄姆發現蘇茜只有一個黑白小電視，她建議她買個大點兒的彩色的，當蘇茜說她買不起時，格雷厄姆夫人嚇了一跳——這可是巴菲特的女兒！
畢竟巴菲特自己有個大屏幕彩電。格雷厄姆立即給巴菲特打了電話。這次巴菲特發了慈悲，給蘇茜買了個像樣的電視。
但格雷厄姆還是忍不住替他感到害臊。
也許錢是他生活中的主要動力，好像巴菲特以為所有人也都只是關心錢。他可能認為蘇茜會以錢來衡量新電視，就像他自己一樣，或者這樣的禮物會改變女兒活潑樂觀的性格。但在蘇茜眼中，它只是個電視而已。
但蘇茜十分崇拜自己的父親，很容易接受他的影響。她認為廚房事件只是她了解的父親的一部分。「他是個很直率的人，」她說，「只不過不給我們錢罷了。」
對豪伊來說，靠父親養活比打仗還難。他也像父親那樣不修邊幅，不打領帶，只穿運動鞋。只有一點不同，即他可胖得多了。他把伯克希爾股票賣了之後開辦了自己的掘土公司，可惜好景不長，公司很快就倒閉了。於是豪伊跑到洛杉磯的喜詩糖業工作。80年代初他回到了奧馬哈，第二次婚姻後建立了一個小家庭。他從事房地產業務。作為副業，他租了塊地種莊稼。
沃倫知道，豪伊真正感興趣的是農場。在一段時期的「自我折磨」之後（用某位朋友的話說），沃倫提出了一個在他看來最慷慨的建議。他要買下個農場然後以標準的商業交易形式租給豪伊種。 （豪伊必須把經營農場的部分收入交給巴菲特並承擔稅收。）
豪伊問他母親為什麼父親想插手。
「別問，」蘇茜說，「弄到農場再說。」
但事情沒這麼簡單。沃倫根據農場的潛力提出了封頂價格。豪伊跑了上
百個農場，但由於出價太低，只能被人嘲笑回來。他對買農場都絕望了，但沃倫拒絕妥協。最後在1985年他們以30萬美元在內布拉斯加的蒂卡馬哈買下一個農場，就在奧馬哈北部，驅車只要45分鐘。
「這是典型的沃倫。巴菲特購買方式，」豪伊說，「我們是以市場最低價買下它的，我想他也是想教我點談判技巧。」
豪伊的農場里連電話都沒有，但那兒是他得意的避難所。每年春秋兩季他就帶著一家人開著拖拉機種玉米和大豆。但沃倫是不會和他一起度過這些時光的。「我不能讓他到這兒來看看莊稼長得怎麼樣了。」豪伊哀怨地說。
6年里巴菲特只去了兩次。他對豪伊的新事物不屑一顧。他說：「把租金拿來，可不要少了。」儘管他買這個農場時已經左思右想，但豪伊還是不能相信他這麼干不是出於經濟上的考慮。他可以看豪伊的書，但不看他的莊稼——那正是豪伊最關心的。在沃倫眼中，這只是場交易，玉米和大豆也只是商品。他對農場的這些事不屑一顧並諷刺說：「沒人會到超市買豪伊。巴菲特牌的玉米的。」
沃倫的確用農場教了豪伊點什麼。他同意只要每年豪伊體重不超過某值，他就少收租金。 （他自己就十分苗條，他認為這有益於長壽。同樣他也用錢來刺激女兒和妻子控制體重。）但多數年份，這種用經濟手段讓豪伊控制體重的明顯企圖都失敗了。
沃倫對豪伊更有幫助的是他的指導，因為豪伊常徵求他的意見。在豪伊得到農場後，他決定像共和黨員祖父一樣參加地方競選。但他擔心人們會以為沃倫替他買選票或更糟——沃倫根本不支持他。父親打消了他的顧慮，他宣稱為他做一點捐助——最後豪伊當選了。
他們的關係改善了，因為豪伊有了自己的孩子，並開始取得事業上的成功。在他當選後，他被指定負責為委員會推廣乙烷的工作。乙烷政策使他有機會與朵因。安德魯——參與政治的阿切爾。堂。米德蘭德公司董事長——接觸。最後安德魯僱用了他，成了一名飛來飛去的經理。沃倫向一位朋友誇口說，豪伊比他還「能幹」，這是他為豪伊感到自豪的表達方式。豪伊說，孩子們的成功會使巴菲特「感到由衷的高興」，就像他們會對父親的表揚「感到由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