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沃倫。巴菲特從天而降出現在凱瑟琳。格雷厄姆的公司里時，她便進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轉變時期。她的父親曾在1933年買下了瀕臨破產的《華盛頓郵報》，當時，它在一個擁有5家報紙的城市裡排行最末。她那位才華橫溢，但最終神智紊亂的丈夫對著自己的太陽穴摳動板機之後，凱瑟琳在1963年接管了控制權。格雷厄姆並沒有像別人面對這種意外時感到手足無措，她最多也只對這件事表示了一點同情。作為尤金。邁耶的女兒，格雷厄姆生活在一個富裕家庭特有的孤獨寂寞中。母親是位金融及政治家，又是聯邦儲備委員會的第一把手，同時也是一位既世故又冷漠的母親。她在一個由大量女家庭教師和私立學校構成的世界中成長起來，習慣了從母親的私人秘書那裡收到回信。在很年輕的時候，格雷厄姆就在作新聞記者，但是她從來沒有想到家族的報業將由她來掌管。結婚以後，她便把精力都放在營造自己的家庭上了。
在被推上權力的高位時，她顯得既害羞、忸怩，又非常自卑，她的男性同事都對她畢恭畢敬，而格雷厄姆自己在一次採訪中稱，在現有社會的運行方式下，「一個男人比女人更適合於這項工作。」她只希望做一名中層管理人員。實際上，責任可以是一劑補藥。在當時，《郵報》是一家洋溢著智慧但略有些狹隘的報紙。格雷厄姆聘用本傑朋。希拉德利，《新聞周刊》的華盛頓機構主管，來經營這家報紙，而本傑明在她的鼎力相助下，把《郵報》推進入美國新聞界排行榜的前幾位。在1971年，當《郵報》的公司股票剛開始上市時，格雷厄姆撇開了那個態度搖擺不定的顧問，不惜冒著來自尼克松政府起訴的危險，出版了《五角大樓秘史》，即有關越南戰爭的政府秘聞（美國政府已經通過一項禁令來限制在《紐約時報》上登載）。以後，她又把《郵報》的調查拉回到水門事件上。儘管也許是在尼克松的唆使下， 《郵報》公司在佛羅里達的電視業執照受到了威脅，尼克松的律師總領約翰N.米切爾對即將問世的故事進行審查時說：「如果它出版了的話，那麼凱蒂無易於把自己壓入軋平機之中送死。」格雷厄姆知道，自己已經達到了目的。
但是她改變自己定位的第二步驟尚未展開。儘管《郵報》在政治圈子裡針貶時弊，但作為一家企業，它卻沒有絲毫吸引人之處。它的領頭報紙在華盛頓市場中佔主導地位，但其利潤率卻只有平平淡淡的10％而已。它的電視台業務陷入了同樣的局面中。
1971年《郵報》股票上市以後，格雷厄姆開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轉移到盈虧狀況上來。但是她已把財務方面的事務交給了董事長和她的顧問弗里茨。畢比律師來處理，按格雷厄姆的話來說：「我覺得圖表數字之類的事還是應該由男人來干。」後來，在1973年春季，畢比死了，格雷厄姆成為了《幸福》周刊前500位大公司里的第一位女董事長。她曾勇敢地對證券分析家們宣布說，她希望得到一項普利策管理名義獎，但是華爾街世界卻嚇壞了她。這正是發生在巴菲特開始買進她的股票的時候。
格雷厄姆通過《華盛頓月刊》的查理。彼得斯結識了巴菲特，但是對於巴菲特是何許人物或是他在忙些什麼都一無所知。《郵報》有限公司里警報頻傳；凱的兒子唐納德那時正在努力提高自己地位，他警告說自己擔心公司會被某些「來自於內布拉斯加的極端左翼分子」所搶去，凱自己也給嚇壞了，於是拚命找出版界的朋友們打聽有關巴菲特的消息——「跟蹤著他的蹤跡，
就像一隻狗圍著一條蛇打轉。「其實沒有必要這樣做，因為據布拉德利說《郵報》有兩個級別的股票。公開交易的只有投票權很受限制的B股，對公司的控制權在於A股，而A股又只被格雷厄姆家族持在手中。但是凱畢竟是個新手，彼得。德羅，《郵報》新聞周刊部門的高級副總裁，一直安慰她說：」你有A股在手就不要擔心啦！「但格雷厄姆還是十分驚慌，她不停地說：」他究竟要怎麼樣？有人想要同我們競爭董事會名額？「
巴菲特猜想，作為一個執有10％份額的股東，他對公司的影響也許只是輕如鴻毛的。於是他寫了封信給她——「親愛的格雷厄姆女士……」——信里他講述起自己曾經身為《郵報》報童的那些大膽的行為，而且否認自己有任何敵對的意思。她拿著這封信給許多精於此道的朋友們看，他們中有安德烈。梅耶以及芝加哥銀行家羅伯特。阿布德等等。每個人都警告她說巴菲特善意的表示也許是個陰謀，並且建議她離他遠點兒。
以前格雷厄姆太依賴她的顧問了，如果說這一次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她按自己的直覺來行事了。她給巴菲特寫了封回信，建議兩個人見面談談。
當格雷厄姆在拜訪《洛杉磯時報》時，巴菲特從位於拉古納海濱的家裡開車上來，兩人一起度過了被巴菲特稱為極其愉快的時光。巴菲特覺察到她的憂慮不安，於是答應她不再買進股票。儘管格雷厄姆對他還很拿不準，她還是邀請他來東部時去看看她的公司。
沃倫和蘇茜在這段緊張的時間裡住進了距《郵報》僅有一個街區的華盛頓麥迪遜飯店。印刷工人在磨洋工，警察和工會成員們在街上對峙。巴菲特弄到一條黑色的領帶，開車送妻子去和格雷厄姆共進午餐。當時，他坐在芭芭拉。布希和簡。馬斯基的中間，等著格雷厄姆的到來。
但是沒有人來。最後湯姆。默菲，大都會公司的主席，同時也是巴菲特的好友，和格雷厄姆一起吃了頓午飯，又建議她邀請巴菲特進入董事會。當格雷厄姆在拉古納拜訪巴菲特時，他還試圖取悅於她。他買來一把傘和沙灘椅——這引起了巴菲特家人的一陣騷動，因為沒人見過巴菲特下過水。格雷厄姆移過身子來說：「我希望您在某一天能加入董事會。」巴菲特說：「那麼，您還在等什麼呢？」當巴菲特開車送她回洛杉磯時，她說：「如果您想對我說什麼就請儘管說吧，但您要說得婉轉些。如果有人沖我大叫大嚷，我倒寧願去上吊。」巴菲特其實並不需要她說這番話給他聽。
1974年秋天，巴菲特成為了一名董事，其他的董事們——很少數的一夥，包括格雷厄姆的親戚、《郵報》的主管以及凱的朋友們——都很擔心他，引用《新聞周刊》主管德羅的話來說：
沃倫是個來自奧馬哈的外人，他佔有公司份額的10％。我們對此的反應是「為何我們從未聽說過他？」這令人覺得害怕，他是第一個自己帶著椅子坐到桌子旁邊來的人。
巴菲特很清楚這一點。他告訴主管們，作為一項投資，他為什麼喜歡《郵報》公司，以及從個人體驗來說這份報紙如何能給他一種回家的感覺。和其他新近加入俱樂部的人一樣，他所能說的一切不過是能到這兒來，心情無比激動等等。
他簽署了對唐。格雷厄姆的委託書 （這使得凱的兒子和繼承人有權投伯克希爾的票）——這是他對管理層表示忠心的不尋常的舉動。同時，他還書面地宣布希望伯克希爾能「永遠」持有它的《郵報》股票——另外一些不過
是藉以迷惑現代的投資組合管理者的言辭。巴菲特通過各種方式來暗示自己不僅僅是個投資者，還是一個合伙人，就如同他曾對貝蒂。彼得斯做過的一樣。
巴菲特開始頻繁地來到華盛頓。在召開董事會會議的前一天晚上，他住在格雷厄姆在佐治頓的富麗堂皇的家裡。布拉德利，不再是個鄉巴佬，說道：「我們盼望有朝一日能登上舞台，我們從來沒有結識過這麼有錢的人。」
他似乎被我們迷惑住了，而我們也被他給嚇著了。多年來他總是穿著一件蘭色的皮夾克，每個人都像是想找這件衣服的碴兒。我想他正是因為這樣才總穿著它。董事會會議上，編輯們路過這兒，聊上幾個故事，他也會湊湊熱鬧。他很喜歡參與事情，喜歡我和凱之間隨意輕鬆的關係。有一次我們在打網球，我把她逼到欄杆那裡去了。沃倫說：「我實在要對敢於把自己老闆逼到欄杆里去的人表示敬意。」他總是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極度感染力的熱情。
《郵報》的主管們都習慣於把自己當作新聞記者——自認為自己是新聞巨頭。巴菲特開始向他們點點滴滴地灌輸有關財務方面的知識。有一次，他突然跑進德羅的辦公室詢問關於《新聞周刊》的事。後來，他開始解釋自己對《新聞周刊》特許權有什麼樣的看法——其中，他運用了與漢堡包連鎖店的類比，顯得淺顯易懂。
「當我聽完以後，我對它的理解更深刻了。」德羅說，「他好像一股激光束，使你集中到一起。但絕不會讓你覺得自己很愚蠢。」
尤其特別的是，巴菲特成為了格雷厄姆的私人教師。每次他來華盛頓，總會帶上一大堆年度報表，然後讓她一行一行地閱讀它們。有一天，巴菲特送給她一張沃爾特。迪斯尼報告的封底圖片，上面畫著一個小孩熟睡在嬰兒車中。巴菲特在上面註明道：「這就是在讀完第20份年度報告之後的你。」
格雷厄姆的有些同事覺得巴菲特在操縱她，但格雷厄姆覺得和他在一起很有意義，他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