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是發財的機會了！」
沃倫。巴菲特1974年1970年夏天，當巴菲特和他的好友鮑勃從高爾夫球場回來的時候；巴菲特注意到在俱樂部的庭院里正在舉行一個活動，於是他問鮑勃那是在幹什麼，「那是您的40歲生日慶典，看我們的吧。」鮑勃毫無表情地說道。當巴菲特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那裡時，人群朝他涌了過來，突然唱起了熟悉的旋律。儘管巴菲特極力剋制住自己，他還是被深深打動了。如今他人到中年，也已小有名氣。在奧馬哈，他的確算個人物：既是《太陽周報》的主席，也是奧馬哈國民銀行的董事。據一個參觀者在穿過奧馬哈市中心途中觀察到，巴菲特能夠說出路經的每一座樓房和企業的財務特點。
在他的合伙人企業清算之後，巴菲特就沒有專職的工作了。關照一下肯。察思和哈撒韋紡織廠只花去僅僅一點時間。他的3個孩子也都已經十幾歲了。《林肯雜誌之星》的一個欄目把他刻畫成一個被世人遺忘的人物，說他在一個四套間里掌管著他的投資，並且過著一種「相當簡單的生活」。對一位想向他討教的年輕的資金管理者，巴菲特簡短地回答他道：「我不再做投資管理業務了，因此只能拒絕所有的要求，包括你的要求。」——聽起來似乎在說華爾街將無法再從他那裡聽到些什麼。
在他40歲生日以後，巴菲特又重新在弗吉尼亞的威廉斯伯格招集起格雷厄姆集團，但這次沒有了格雷厄姆本人。古怪的是巴菲特是其中唯一一個不再搗騰股票的人了。市場價格高得失去了吸引力，而他也開始問一些自然而然的問題，比如：有2500萬美元的話，要把它積累得更多的關鍵方法是什麼？
他的朋友卡羅爾。盧米斯在《幸福》雜誌中寫道：「巴菲特強烈地感到，他的時間和財富應該投向其他的目標，而不僅僅是為了賺更多的錢。」比爾。瑞恩甚至慫恿他去參加總統競選。
實際上，巴菲特正在嚴肅地考慮有關公共事業的事務。他倒不想去參加競選，因為他實在太平民化了；而且，他承認對於那場弱肉強食的角逐而言，自己太過於瘦弱了。但他正在逐漸涉足於舞台的後台，他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比如哈羅德。休斯和阿拉德。洛溫斯坦。他和政治家們結成密友，比如說參議員弗蘭克。邱奇和里查德。克拉克，以及政府官員傑伊。洛克菲勒。
傑弗里。考恩，《鄉村音樂》的一名作家和約翰。卡爾弗一起在巴菲特家吃過飯。這個約翰。卡爾弗是美國參議員的一位候選人。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這幾位數百萬富翁的餐桌上談論的竟全是關於自由政治的話題。
霍華德。巴菲特曾經以一個完人的形象以及不需要任何變化的封閉的社會觀點征服了美國。沃倫則還有美國人對受壓迫者的同情心理。他與本。羅斯納一家和肯。察思一家站在了一起。和他的關係一樣，他憎惡無本獲利者（比如他對股票期權的憎惡），但是他在鄉村俱樂部和會議室里對它們表現得還是很有見解。有一次，在一個正式的宴會上，當一位客人報怨說窮人的福利費用太高時，巴菲特尖刻地反駁道：「我倒是更擔心給富人的福利費用太高呢。」
這正是巴菲特生活風格的鮮明反映。他或多或少還要依靠從伯克希爾得到的5萬美金工資來生活，他的孩子們在公立學校念書，而且沃倫鼓勵他們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從不計較他們能掙到些什麼。事實上，彼得是在報紙
上才知道他父親的財產是多麼巨大。年輕的蘇茜說：
我們的生活和別人沒有什麼不同。只是我可以買很多衣服，而永遠不會陷入麻煩——這就是唯一的區別。我連自己的車也沒有，16歲的時候就得去工作——在馬車商店裡做銷售員。
巴菲特總是盡量使自己的財富公之於眾。當他的財富吸引了公民的注意力，也令全家人感到驚訝時，巴菲特會開玩笑地說：「我們該在門上放個標誌，說今天是比爾。斯科特 （他的助手）值夜班看守錢財。」或者他還會說句俏皮話：「還有彼得這個想讓我在遺囑里提到他的傢伙。」「啊！彼得！」
當然，這並不真的只是在開玩笑。沃倫對自己的錢很有感情。他提醒孩子們說，他們不要奢望能從他那裡得到一個子兒。他似乎很害怕哪怕是一丁點錢都會讓孩子們變壞。
這也許有點過於成見了，但結果是使巴菲特的家庭對金錢很淡漠，並且處於一種隨意和平等的氣氛。在好萊塢的蘋果—滑雪車隊 （apple—bobing party），巴菲特一家曾邀請每一位路過的要禮物的孩子——這種舉動在J.P.摩根或亨利。克拉維斯身上是絕不可能期望得到的。人們順路走過時，不用打招呼就可以使用巴菲特的球場，來的人非常之多，於是巴菲特管它叫「YMCA」。
在緊跟時代的老蘇茜影響下，巴菲特的房子成了伍德斯托克時代的上下代衝突避難所。小蘇茜的一位朋友，萊內。葉奇稱之為「安全屋」。人們可以就這麼走進來，把冰箱里的東西一掃而空。「如果下雪了，城裡堵住了的話，那兒就是你可以去的地方。」葉奇回憶說，「坐在客廳里的感覺真是棒極了。」
蘇茜將房子裝扮成標誌性的明亮的桔紅色和黃色。不僅有她資助下的藝術家們作的畫，還有天瓶宮時期的海報，比如廣為人知的《戰爭對兒童和其他生命危害巨大》。巴菲特有時會下樓去爆一些玉米花，但是——無論他是否已從資金管理行業「退休」了——他通常還是呆在樓梯口埋頭工作，萊內。葉奇又說：
每到周六晚上，客廳總是擠滿了人。巴菲特太太也在那兒，我們為她演奏自己作的曲子；她也會為我們演奏幾曲。到晚上12點半左右時，就會聽到一聲「蘇珊呀——你上來一下好嗎？」。在這兒沒有任何限制。如果他要上床睡覺了，我們就把音樂聲關小點兒。
1971年，蘇茜和沃倫商量在洛杉磯南部的海濱買一幢價值15萬美元的度假屋。和其他更昂貴的房子一樣，它建在海附近，但又不直接臨海。幾把藤椅將它布置得富有情趣。第一個夏天裡，13個十幾歲的孩子們呆在這裡玩耍了一番，巴菲特每天從辦公室裡帶堆報紙來，然後自己回去，他對孩子們的朋友很有耐心。一天晚上，他帶著這一大幫人去吃晚飯。飯後侍者拿著他的信用卡過來說：「您已用到限額了。」巴菲特朝他的妻子揚了揚眉毛，然後遞給侍者第二張信用卡，沒有說任何話來顯示他實際上付這些錢是綽綽有餘。
當沃倫為自己參與什麼樣的政治角色而冥思苦想的時候，蘇茜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北奧馬哈黑人地區上了（這兒也是馬爾科姆。X的出生地）。
她除了在地方志願者組織做主席以外，還到各個學校進行觀察，而且在北部似乎總有一些差事或任務。（湯姆。羅傑斯，她的一個侄子曾這樣諷刺她說：「噢，難道你是黑人嗎？難道你很窮嗎？你到底需要多少？」）
在蘇茜的鼓勵下，沃倫開始大膽嘗試了。他們的私人信託基金——巴菲特基金——開始每年為50多名黑人學校的學生提供獎學金。在70年代初期，羅德尼。威德，蘇茜的一個正在推動黑人經營的商業發展的朋友，要求沃倫加入他的行列。更重要的是，懷有「黑人資本主義」幻想的威德，認為巴菲特正是可以協助他，使他的內布拉斯加聯營銀行起步騰飛的人。
巴菲特同意了。他和尼克。紐曼（他的鄉村俱樂部的共謀者）加入了銀行的顧問委員會並且投入了相當的精力。巴菲特還做了一筆名義上的投資——占銀行資本的 1.4％。與蘇茜不一樣，沃倫遠遠不是一個天真單純的人，他再三警告銀行的董事們數目失調的少數民族銀行因為壞賬而被迫倒閉。當銀行營運走上正軌後，巴菲特給董事會送去一張令人心驚肉跳的便條，裡面夾著一張報紙報道的複印件，是關於丹佛一家類似的銀行倒閉的消息。
你應該注意到銀行的總裁說：「當我們開始業務時，我們的計畫是幫助少數民族投資者和那些所謂的小企業。我們做到了，但他們中的有些人在償還債務的時候對我們卻不怎麼樣，我們就是這樣敗落下去的。」總裁在譴責貸款人的時候犯了一個錯誤，每家銀行都遇到大量壞賬，而當初答應這些貸款者才真正是銀行家的錯誤。
當聯營銀行也限入掙扎的地步時，巴菲特自己離它遠遠的。威德曾建議巴菲特找一些黑人學生進行庇護，再教授一些財務方面的知識給他們，但是巴菲特沒作任何反應。「沃倫像一個謎，」威德得出結論說，「他和善大方，他也很誠實，而且他還很勤奮。但他從來沒有懂得，在咱們這個被圍困的社會中自己所處的富人角色。」當未償債務堆積如山時，這正是巴菲特害怕發生的，他明確地拒絕再追加投資。
威德曾抱怨說巴菲特「根本不了解窮人的圈子」，而事實恰恰與此相反，巴菲特正是太了解這群人了，因此他才緊緊扣上了他的錢夾。當他意識到沒有希望得到任何回報時，他同不願意投資於紡織業一樣不願意投資於聯營銀行之中。
出於他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