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中國是詩的國度，這話不錯。中國的詩歌，有非常悠久的歷史，而且起點很高。先秦兩漢時期，一部《詩經》，一部《楚辭》，還有幾十篇漢樂府，是很足以讓人自豪的。但是，先秦兩漢並不是詩歌的黃金時期。先秦時期，稱得上是詩人的，大概也就只有屈原、宋玉等寥寥數人，而更多的人，只是在「用詩」，而不是寫詩。兩漢時期，稱得上詩人的也沒有幾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才真正出現了詩歌的繁榮。這一時期思想的大解放、五言詩的成熟、音韻學研究的成果等，為唐詩的出現和繁榮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開元時期和天寶前期，唐朝的政治經濟都達到了鼎盛，政治的清平、經濟的發達，又促進了文化的繁榮。張旭、懷素、顏真卿等的書法，吳道子、李思訓、王維等的繪畫，李龜年、董庭蘭、許和子、李謨、黃幡綽等的音樂都出現在這一時期。這一時期的文學藝術，成就最高的還是詩歌。
這也是一個群星璀璨的時代，陳子昂、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王昌齡、白居易、韓愈、劉禹錫、柳宗元、李賀、杜牧、李商隱……這一些光耀千古的偉大詩人，都誕生在唐代。
溫庭筠是晚唐時期最重要的詩人之一。他的時代歸屬也一直沒有定論。從生卒年看，他一生的主要活動時間是在中唐晚期；從詩歌的風格看，又完全是晚唐氣象。他屢試不第，一生潦倒，詩歌多借詠史諷今，或抒發憤懣之情。他與李賀有相似之處，但沒有那些奇詭幽峭的意境；他有與李商隱一樣的濃麗清秀，但沒有李詩的晦澀。他對後世影響較大的不是詩，而是詞。
中唐（766-859）一般指大曆到大中年間的約一百年時間。
盛唐氣象，使文人士大夫們都有一種恢宏之氣，他們對功名的追求，已經遠遠不是初唐文人那種簡單的對富貴榮辱的嚮往，而是希望能夠濟世報國，匡扶社稷了。所以盛唐詩歌總體來說有一種昂揚向上的精神。這種精神，在邊塞詩中，是一種壯美異常的豪情；在田園詩中，是一種寧靜幽遠的恬靜；在李白的詩中，是一種大鵬展翅般的恣肆浪漫；在杜甫詩中，是一種憂國憂民的頓挫沉鬱。
第一，以皮日休、陸龜蒙、聶夷中、杜荀鶴等為代表，繼承杜甫和白居易的詩歌傳統，敢於大膽揭露社會的黑暗。
和王維、李白相比，杜甫可以算得上是「純儒」。他自己說他的一生受家族遺傳，一是「奉儒守官」，希望走儒家所推崇的「達則兼濟天下」的仕途道路，路雖然沒有走通，但一生憂國憂民的民胞物與精神卻始終沒有動搖；二是「詩是吾家事」，杜甫引以自豪的先人，一個是既有赫赫軍功而又為《左傳》作注的杜預，一個是初唐著名詩人、祖父杜審言。
「四傑」是武則天時期的四位詩人：王（王勃）、楊（楊炯）、盧（盧照鄰）、駱（駱賓王）。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才氣橫溢而器識狹小，抱負極大而仕途不暢，所以轉而恃才傲物。當時裴行儉就批評他們說，士人首先要有器識，然後才是文藝。王勃等人雖有文才，但淺露浮躁，難成大器。楊炯大概可以做個縣令，其餘幾人能得好死就不錯了。
自東晉以後的南北對峙，和春秋戰國時的列國紛爭並不完全相同，因為這一時期的北方政權，是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建立的，即所謂的「五胡十六國」。和南方漢民族建立的東晉、宋、齊、梁、陳相比，文化要落後很多，所以這一時期佔主導地位的，是南方文化。當然，也不可否認，北方的音樂文化和佛教文化水平很高，對隋、唐以後的文化影響也非常巨大。
王維和李白同年（701）出生，去世也僅比李白早一年（761），但他成名卻比李白早得多。王維於開元九年（721）二十歲時即進士及第，當時已經名滿天下，而李白直至天寶元年（742）四十二歲時才被徵召入京。王維是唐代詩人中少有的詩、畫、音樂都達到超一流水平的全才，是李白入京以前當然的文壇領袖。他的詩歌，既體現了盛唐前期文人積極進取，希望建功立業的昂揚之氣（邊塞詩），又表現了人們熱愛山水田園的生活情趣（田園詩）。王維的詩歌非常美，甚至被蘇軾稱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但是他一生好佛，「安史之亂」時做了偽官，雖然並沒有被治罪，但多少還是有些不好意思，所以晚年更是潛心事佛，「晚年唯好靜，萬事不關心」（《酬張少府》），又有消極的一面，尚不足以完全體現盛唐風貌。
對於仕途蹭蹬的下層文人來說，他們嚮往的是陶淵明、阮籍、嵇康、左思、鮑照等人，他們詩歌的內容，更多的是抒懷言志、詠嘆人生，詩歌的內容從宮廷台閣轉向市井邊塞。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批判和抵制六朝以來的文風，探尋一種健康的、積極向上的新的詩歌風格。這批詩人的代表，是「四傑」與陳子昂。
從積極的意義看，是思想的解放造成了個性的張揚，發抒個人情感，代替了替聖人立言；從消極的意義上看，則是思想境界的低下與生活環境的狹窄，造成作品內容的格調比較低下甚至低俗，也就是後人所批評的「綺靡」文風。
唐代初年所承襲的，就是這樣的文化。但是，自隋代開始的大一統局面，又使南北文化有了融合的可能。隋文帝下令「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唐太宗要求「上書論事，詞理切直」，都是希望以北方剛勁質樸的文風，來救南方文風過於靡弱之弊。
初唐（618-712）近一百年間，是唐詩風格形成的探索期，唐詩繁榮的準備期。從唐太宗貞觀初年到武則天時，詩歌基本沿襲南朝舊習，主盟詩壇的，大多是陳、隋舊臣和宮廷御用文人，如虞世南、褚亮、楊師道、李百葯、上官儀、李嶠、蘇味道、崔融、沈佺期、宋之問等。他們的作品多是奉和應制之作，與六朝詩人相比，內容同樣空洞，但形式更為典麗。
任何一個朝代，在立國之初，首先要解決的是思想的統一、政權的鞏固和經濟的復甦，而文化的發展總是要滯後一些的。這一時期的文化，往往是承襲前朝餘緒，在內容和形式上變化都不太大。唐代也不例外。
初唐時期最重要的詩人是陳子昂。他的貢獻在提出了全新的、完全正確的詩文革新理論，推動了唐代詩文的革新。
王維、李白、杜甫是盛唐時期前、中、後三期的傑出代表，尤其是李白和杜甫，分別代表了中國古代浪漫主義詩歌和現實主義詩歌的頂峰。
那麼，唐代初年承襲的是什麼樣的文化呢？
給予了他們很高的評價。
中唐社會面臨的問題是表面繁榮下的重重危機，政治無復清平，吏治極其腐敗，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
其實，這種綺靡文風和「宮體詩」是一種奢侈品，不是人人都玩得起的，它是帝王貴戚、達官顯宦們的專屬品。即使不是仕途暢達，你都得像上官儀和沈、宋一樣，成為宮廷御用文人，才有機會接觸那種奢侈腐化、紙醉金迷的生活，才有可能寫出以此為題材的詩歌。
陳子昂的這些主張，對此後唐詩走上健康成熟的道路，產生了巨大影響。如果要論唐詩的第一功臣，非陳子昂莫屬。杜甫在《陳拾遺故宅》詩中給予他極高的評價：「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可以這樣說，陳子昂是初唐詩歌轉入盛唐的一個最關鍵的人物。
他所處的時代，是「上官體」和沈、宋近體詩最吃香的時期，而陳子昂的詩，基本上是古體。唐詩的輝煌，正是古、近體都取得很大的成就造成的。
他最大的不合時宜，是不隨流俗，不走六朝以來的綺靡道路，而旗幟鮮明地提出要發揚《詩經》的「興寄」和建安、正始的「漢魏風骨」。
這一點，韋莊與溫庭筠有相似之處。不同的是韋莊早年遭遇黃巢起義，輾轉逃難，避處西蜀以後，官居顯宦，為前蜀王建所倚重。他的詩「傷時傷事更傷心」（韋莊《長安舊里》），比較真實地反映了唐末動蕩的社會現實。他和溫庭筠一樣，詞名比詩名更大。
「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創作手法和針砭時事的批判精神，是兩漢樂府的優秀傳統。從曹操的以樂府古題寫新事到杜甫的「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詩歌創作，是對樂府詩歌的繼承和發展。白居易學杜，最重視的是杜甫那些反映社會現實，具有強烈批判精神的詩歌。他在《與元九書》中說：「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盧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新樂府詩」也不過數十首，但繼承的，正是杜甫的這種現實主義批判精神，具有很強的戰鬥性，即白居易所說的「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他們強調詩歌要「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與元九書》），強調詩歌「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社會功能。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