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列入『冀東專案名冊』受審查的幹部1604人，被定為和列為叛徒、特務、國民黨、走資派等問題的737人……唐山地、市遭受迫害的幹部、群眾84000餘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2955人，致殘的76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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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1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審判庭第一審判庭審問了陳伯達，調查了他製造「冀東大冤案」的罪行。
以下是當時庭審的記錄：
審判員李明貴問：「被告人陳伯達，起訴書控告你，1967年12月26日，你在唐山說，中共冀東黨組織『可能是國共合作的黨，實際上可能是國民黨在這裡起作用，叛徒在這裡起作用。』現在我問你，1967年12月26日，你在唐山市是不是講過這些話？」……
答：「我也不記得我講過這句話，我不記得了。」
法庭宣讀了李准記的陳伯達1967年12月26日上午在唐山市接見唐山地區各縣、市代表團、地區革籌小組及駐軍大會上的講話記錄（節錄）：「過去你們冀東這個黨就是很複雜的，可能是國共合作的黨，實際上可能是國民黨在這裡起作用，叛徒在這裡起作用。你們礦派（引者註：「礦派」是當時唐山市群眾組織的一派）要結合的一個人，他自己就承認原來是國民黨縣黨部委員，這個人就是原市委第一書記楊遠，還有一個女的是市長，叫白芸，她的丈夫我知道，是個大莊園主，解放後在你們唐山建立一個大莊園……」
宣讀後，法庭又播放了陳伯達當時講話的錄音。
播放後，陳伯達說：「這些講話是到了那裡以後，東聽西聽，總是經過有什麼彙報，我信任了」，「事情發生這麼大，這些胡說八道的話，發生了這麼大的案子，八萬人呢，兩千多人的命呀！八萬多人的冤（陳伯達流淚），我完全不知道，我完全無所動心，完全沒有表示，沒有對組織上說什麼，對我自己也沒說什麼，因為我不知道嘛……有人說我，我當時當了那麼一個名義，說話是驚天動地……我聽了也驚天動地」，「說錯話，看什麼錯話，一種是很嚴重的，一種是輕微的，我的話是很嚴重、很嚴重的……對於這件事情，我的的確確不記得，的的確確忘了，這忘了，當然是大罪了。是罪很大的，我並不想減輕我的罪。」
檢察員曲文達訊問被告人：「你在唐山講冀東地區這個黨是很複雜的，是國共合作的黨，是國民黨、叛徒在這裡起作用，你有什麼根據沒有？」答：「我已經說過了，這些話，我一點根據都沒有，我是憑空，那天晚上憑空聽來的話……」
問：「你這是給冀東黨定性，是不是？冀東地區的黨，是革命的黨，說成是反革命的黨，是不是這麼一個問題呢？」
答：「我沒有說是反革命的黨。」
問：「那你說是國民黨、叛徒在這裡起作用，這是一個什麼問題呢？」
答：「起作用這是有可能的呀！起作用，是有的組織起作用，有的地方組織起作用。」
問：「冀東黨在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當中，作了那麼大的貢獻，抗日戰爭堅持下來了，哪一個國民黨、叛徒在那裡起作用的黨，能作這樣的事情呢？」答：「你說的很對，很對。」
接著，法庭宣讀了刑安民、李致和、蘇維民、趙連輔1980年8月1日的證言。其中談到：「1967年12月26日陳伯達來後，在唐山搞了一個楊白反黨集團，楊遠，白芸，張達同志被定成敵我矛盾。送到農場勞動改造，吳良俊同志被判刑20年，方正同志被公安機關長期拘留，並株連了大批的黨員和幹部。在搞楊、白專案的同時，認為楊、白的班底是從老冀東發展演變而來的，一方面上追楊白的根子，大搞『冀東黨』，一方面下挖楊白的社會基礎，大搞『肅反動流派』運動……被列入『冀東專案名冊』受審查的幹部1604人，涉及到中央29個部門和24個省市，被定為和列為叛徒、特務、國民黨、走資派等問題的737人……唐山地、市遭受迫害的幹部、群眾84000餘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2955人，致殘的763人。」
法庭還宣讀了中共唐山市委第一書記楊遠1980年9月29日證言（節錄），他陳述了1967年12月26日陳伯達在唐山講話後，自己遭受殘酷迫害和親屬受到株連的情況。宣讀後，審判員李明貴問：「被告人陳伯達，你聽到了嗎？」
陳答：「聽到了。」
審判長曾漢周說：「冀東這件事，造成了這麼嚴重的後果，是你講話起了作用造成的。」
被告人陳伯達說：「這個沒有問題。」
冀東大冤案不僅使84000多人受誣陷、遭迫害，而且使已經長眠於冀東烈士陵園的238名烈士竟然也無一例外地受到清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