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玩弄了非常巧妙的政治「嫁接」技術：隨著「王、關、林」的被揭露，人們對於「中央文革」的怒火噴發了。他們卻把「王、關、林」說成是「五·一六」的「黑後台」，把「王、關、林」說成是搞極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視線一下子便移到「王、關、林」身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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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王力、關鋒、林傑隔離審查的第二天———1967年9月1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出現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擴大會議上。
王力、關鋒「顯眼」地「缺席」了。
江青在講話中，透露了新的「信息」，即「批判極『左』思潮」。
江青說：「還有一部分壞人在背後亂搞，以極『左』面貌出現的就是『五·一六』。他們以極『左』的面貌出現，同志們要提高警惕。」
陳伯達對江青的話，作了注釋：「江青同志講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以極右或極左的方面動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把矛頭對準軍隊，對準革命委員會，企圖使我們亂套。『五·一六』是一個反革命組織。」
康生與江青、陳伯達保持「步調一致」，說：「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要從右的和極『左』的方面動搖毛主席的司令部。到處打倒周總理，這是從內部搗毀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覺上了當，幫了這個有陰謀的、反動的反革命組織的忙。對於這一小撮頭頭，要堅決鎮壓。」
「中央文革」的這些「首長」們的這番話，顯然提出了新的「戰略部署」。所謂「五·一六」，是指1967年6月14日由北京外國語學院劉令凱、北京鋼鐵學院張建旗等為首成立的「首都紅衛兵五·一六集團」。
江青、陳伯達、康生本是極左派，搞的是極左路線的一套，這時怎麼忽地「批判極左思潮」呢？
原來，他們玩弄了非常巧妙的政治「嫁接」技術：隨著「王、關、林」的被揭露，人們對於「中央文革」的怒火噴發了。他們卻把「王、關、林」說成是「五·一六」的「黑後台」，把「王、關、林」說成是搞極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視線一下子便移到「王、關、林」身上去了！丟了車，保了帥！
1967年9月5日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特大喜訊」：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之後，已經安然返回北京。
就在當天，江青在「安徽來京代表會議」上發表講話（這一講話被收入《江青同志講話選編》，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再一次發出「戰鬥號召」。
江青說：
今年1、2月份，有那麼一股子風，從右的方面，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目前這股風，是從極「左」的方面來反對總理，反對中央。「五·一六」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反革命組織，你們要提高警惕……
早些時候，有這麼一個錯誤的口號，叫做「抓軍內一小撮」。他們到處抓「軍內一小撮」，甚至把我們正規軍的武器都搶了。同志們想想，如果沒有人民解放軍，我們能夠坐在人民大會堂開會嗎？（群眾：不能！）如果把野戰軍給打亂了，萬一有什麼情況，那能允許嗎？（群眾：不能！）所以不要上這個當，那個口號是錯誤的。因為不管黨、政、軍都是黨領導的，只能提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是不科學……
就在江青講話之後，9月8日，姚文元的又一「雄文」《評陶鑄的兩本書》發表了。
《人民日報》以三個整版刊出此文，各報也全文予以轉載。
這篇文章旨在批判陶鑄的兩本書，卻忽然插入了一段與那兩本書毫不相干的話：「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採用陶鑄反革命兩面派的辦法……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颳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的組織者與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儘管姚文元的文章沒有點明「五·一六」的組織者與操縱者是誰，而滿街飛舞的傳單和醒目的大字標語作了最好的註解：
「打倒『五·一六』的黑後台王、關、林！」
「王、關、林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最為令人忍俊不禁的是這樣一條標語：
「王八七打倒了，關帝廟香火斷了，林家鋪子倒閉了！」
不言而喻，「王八七」指王力，「關帝廟」指關鋒，「林家鋪子」指林傑。
蒯大富手下的清華大學《井岡山》報，刊登整版文章：《陣陣黑風何處來———看「王、關、林」反黨集團在清華》。
請注意：這裡的「王、關、林」，已被稱為「反黨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