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氣候驟變，林彪和「中央文革」們各自設法從一場政治危機中滑腳，相互推諉責任。於是，江青和陳伯達尋找著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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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揪軍內一小撮」之聲甚囂塵上時，1967年8月12日，從上海傳來毛澤東的批示，使林彪和「中央文革」陷於一片驚惶之中：
毛澤東看了《紅旗》雜誌的「八·一」社論，寫了「大毒草」三個字！
毛澤東批示：「還我長城！」
「長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代稱，謂之保衛祖國的鋼鐵長城也。
毛澤東還在林彪送審的一份準備下達全軍的文件上，圈去了多處「軍內一小撮」字樣，批示：「不用」！
透過這些批示，又一次表明，毛澤東發了「無產階級的震怒」！因為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在那種年月被吹成「一句頂一萬句」，而他批評《紅旗》的「八·一」社論是「大毒草」，猶如一顆原子彈落在《紅旗》雜誌編輯部！
說實在的，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澤東便曾親筆加上了這樣的話：「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照毛澤東此言，則不是「揪軍內一小撮」，而是「揪軍內一批」了！
在「七·二○事件」剛發生時，被匆匆護送到上海的毛澤東，也曾十分惱怒，說了一些過分的話。
不過，毛澤東很快就冷靜下來，說「七·二○事件」不是「兵諫」，不是什麼「謀害主席」，不是「反革命事變」，他也不是「住到賊窩裡去了」。毛澤東說，「七·二○事件」
「不過是要以王力作為人質，迫使中央改變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這時，毛澤東的話，就比較客觀、準確了。因為當時中央定下的方針，不承認「百萬雄師」是革命群眾組織，而「百萬雄師」抓去王力，也就是要中央改變對於「百萬雄師」的方針。
也正因為毛澤東對「七·二○事件」有了比較正確的判斷，所以1967年7月26日，在北京高呼「打倒陳再道」之際，毛澤東在中央給武漢軍區黨委的複電中，在陳再道的名字之後，親筆加上「同志」兩字，在那樣特殊的歲月，加「同志」兩字，便意味著陳再道的問題屬人民內部矛盾。毛澤東所加的這兩個字，救了陳再道一命！對於「揪軍內一小撮」這口號，應當說，毛澤東也有一個察覺、認識的過程。如前所說，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澤東便已指出軍內有「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亦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然而，此時林彪、江青、陳伯達等強調「揪軍內一小撮」，卻是意味著「文化大革命」的鬥爭中心轉移到軍內。
「揪軍內一小撮」，使軍內陷入了混亂之中。毛澤東明白，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級黨委可以癱瘓，各級政府可以癱瘓，唯軍隊亂不得，癱瘓不得，軍隊是「文革」得以進行的保證，是「鋼鐵長城」。
哦，毛澤東怪不得驚呼：「還我長城！」
毛澤東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氣候驟變，林彪和「中央文革」們各自設法從一場政治危機中滑腳，相互推諉責任：
林彪馬上閉上了「尊口」，好在他是「副統帥」，樹大根深，一時倒不了，他溜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江青是「第一夫人」，雖說毛澤東不時批評過她，但不管怎麼說，她也是一時倒不了的。
康生是個老滑頭。7月25日，康生告訴過王力，他曾打電話給汪東興，請示過毛澤東。康生說：「主席同意開『歡迎大會』，也同意『軍內一小撮』的提法。」這時，康生改口了：「我打電話請示主席，主席只同意開『歡迎大會』，沒有同意『軍內一小撮』的提法。」
葉群這位「第二夫人」，這時也趕緊為「公子」林立果開脫。葉群讓林立果給江青寫信，說「紅尖兵」的文章中，本來只提「黨內一小撮」，那「揪軍內一小撮」是先前沒有的，是後來別人加上去的。
是誰加的呢？除了那幾位「大秀才」，還會是誰呢？
江青和康生聯合起來，一古腦兒把責任推到了陳伯達頭上。
陳伯達再度處於政治危機之中。比起林彪、江青、康生來說，陳伯達的風險度最大：
第一，他是「輿論總管」，《紅旗》總編，他要為那許多「揪軍內一小撮」的文章負責；第二，那篇「大毒草」———《紅旗》「八·一」社論，是他親筆簽發的；第三，他在1967年2月10日受到毛澤東批評之後，好不容易喘過一口氣來，地位仍不穩。
陳伯達求救於「第一夫人」。陳伯達畢竟已是「第四號人物」，何況又是「中央文革」組長，倘若陳伯達倒台，勢必會在全國引起一場反對「中央文革」的浪潮。於是，江青和陳伯達尋找著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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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回上海以後，傳來更為嚴峻的消息：「主席說，這一回一定要追究責任！」
陳伯達慌了，趕緊推卸責任：「《紅旗》『八·一』社論是林傑起草的，王力、關鋒審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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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密派姚文元前往上海。當時，江青在釣魚台王力的房間里，姚文元來找江青，問她去上海的任務。江青對姚文元說：「現在的權都由總理掌了，會議由他主持，由他向主席彙報，主席指示也要由他轉達。你回上海，要摸摸主席的底。」
姚文元回上海以後，傳來更為嚴峻的消息：「主席說，這一回一定要追究責任！」
陳伯達慌了，趕緊推卸責任：「《紅旗》『八·一』社論是林傑起草的，王力、關鋒審定的！」
江青、康生也覺得這時候把王力、關鋒推出去替罪最合適：在「七·二0事件」之後，王力紅得發紫，跳得也很高。特別是在1967年8月7日，王力在釣魚台16樓接見了外交部的姚登山（原中國駐印尼大使，後來成為外交部的造反派頭目）和群眾組織代表，說了一通批判外交部長陳毅的話，對陳毅造成很大壓力。王力講話記錄被印成傳單，廣為流傳，成為炮轟陳毅的重磅炮彈，王力也因這次8月7日的講話博得一個雅號，曰「王八七」！顯然，拋出王力替罪，是很合適的。
很快，有人提供了新的材料：早在1967年1月，《解放軍報》發表的「宣傳要點」中，便已提出「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這個「宣傳要點」清樣上親筆簽字的是胡痴，另外還用鉛字排印著「王力、關鋒、唐平鑄」。當時的王力剛被毛澤東任命為中共中央宣傳組組長，關鋒管《解放軍報》，這下子，說明王力、關鋒早在1967年1月便已提出「揪軍內一小撮」，更是罪責難逃。
於是，把王力、關鋒的問題向毛澤東彙報，追究責任便究到王力、關鋒頭上，江青、陳伯達趁機滑腳了。毛澤東同意了從「中央文革」中「剝」去王力和關鋒。
康生連夜翻查了王力的檔案。王力原名王光賓，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時，介紹人是谷牧。他曾在東北軍六六八團做統戰工作，當時黨組織負責人是谷牧。在「文革」中，谷牧被打成「特務」。康生看了王力的檔案，便把王力定為「國民黨特務」。另外，康生還把王力定為「五·一六」組織的「黑後台」。
康生顯得「過分」地「積極」了。其實，康生來個落井下石，內中有他的心事——他跟王力、關鋒的關係畢竟太密切了。早在四十年代，當康生擔任中共山東分局書記兼渤海區黨委書記時，王力和關鋒也正在那裡工作。王力任渤海的土改工作總團團長兼黨委書記，還掛了個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名義。關鋒則擔任中共山東分局渤海區教育科長。雖說那時他們只是一般的工作關係，但表明他們之間的歷史淵源頗深。後來，在與蘇共論戰中，王力同康生在一起工作，一次次共赴莫斯科談判，一次次一起起草文件。當王力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時，主管中聯部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正是康生。當時有人說王力是「康生的人」，這話雖不見得準確，不過倒也反映了王力與康生關係相當密切。也正因為這樣，康生在王力即將倒台時，忙於洗刷自己，表白自己，不顧一切地踹王力一腳！
王力在當時便曾觀察到康生特殊的心態，如王力所回憶的那樣：
「江青決定抓我時，康生很害怕，當天上午，我有一件事要請示康生，聽康生的秘書李鑫說：『不知為什麼，康老整整三天沒吃飯了。』我和康生相識20多年，1960年後朝夕相處。他誣陷我是特務和反革命陰謀組織的組織者之後，他自己也害怕了！」
陳伯達呢？雖然他跟王力的關係不及康生那麼密切，不過來往也是夠多的。平日不大願意送字給人家的陳伯達，曾親筆寫了對子送王力：「十下莫斯科，穩坐釣魚台」。這「十下莫斯科」，指王力十次去莫斯科談判，而「釣魚台」則是雙關語，因為當時寫作班子住在釣魚台。這個對子，原是郭沫若送康生的：「七下莫斯科，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