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統論」能夠在「文革」中盛行，固然依仗於在「文革」中泛濫的極左思潮，而且也與長期以來的「階級鬥爭」理論緊密相連。
「血統論」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紅五類」子女自恃出身好，「自來紅」，無法無天；「黑七類」子女則心靈受到莫大的創傷，失去對前途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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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達在接受筆者的採訪時，曾說過這樣的話：「『文化大革命』是一個瘋狂的年代，那時候我是一個發瘋的人。」儘管如此，陳伯達在「文革」中，也做過一些「好事兒」。
「好事兒」之一，就是批判「血統論」。在「文革」之初，「血統論」曾一度非常流行。
「血統論」原本出自封建君主的世襲制。在「文革」中，這種封建糟粕卻被披上了紅色的外衣。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學院附中紅衛兵貼出了這樣的「鬼見愁」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這副對聯一貼出來，就產生「轟動效應」：圍觀者、傳抄者、批評者、辯論者，比比皆是。8月1日，這副對聯迅即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等學校貼出，又一次引起轟動。這副對聯成為「血統論」
最形象、最有煽動力的口號。於是，出身革命幹部、工人、貧下中農等家庭的子女，成了「好漢」，趾高氣揚；而出身「反動家庭」的子女，則低三下四，成了「混蛋」，成了「賤民」。這副對聯引起激烈的辯論：有人高呼「好得很」，有人斥之為「糟得很」。消息迅速傳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的耳朵。陳伯達很快就作出反應。在這副對聯出現的第四天———8月2日凌晨，陳伯達在接見對於對聯持不同意見的兩派紅衛兵時，就明確表示，這副對聯「不全面」。陳伯達批判了「血統論」，指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實際上是封建社會「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的翻版。
陳伯達把那副對聯作了修改：
「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
橫批改為「理應如此」。
陳伯達向紅衛兵們宣傳說，毛主席號召我們要團結大多數。「血統論」不利於「團結大多數」，違反毛主席的教導。陳伯達當時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有著「中央首長」
的身份，他在多次講話中批判了「血統論」，在廣大青年學生中產生了影響。應當說，「血統論」能夠在「文革」中盛行，固然依仗於在「文革」中泛濫的極左思潮，而且也與長期以來的「階級鬥爭」理論緊密相連。特別是在高等學校招生中長期貫徹了所謂的「階級路線」，出身「反動家庭」的子女即使成績優秀也被拒之大學校門之外。所以，「血統論」一提出，便得以大肆流行。儘管陳伯達多次批判那副「鬼見愁」對聯，但是「鬼見愁」對聯仍在廣泛傳播，而且還出現了《鬼見愁之歌》，歌詞就是這副對聯，只是在「老子反動兒混蛋」一句之後，加上了一句：「滾，滾，滾，滾他媽的蛋！」「血統論」以血統劃線：所謂「紅五類」是指家庭出身為革命幹部、革命烈士、革命軍人、工人和貧農的子女；所謂「黑五類」是指家庭出身或者親屬中有人出身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其實也包括「摘帽右派」）的子女。
後來，「黑五類」又擴大為「黑七類」，即加上「走資派」和資本家的子女。在「紅五類」和「黑七類」之間，還存在「中間地帶」，即所謂「紅外圍」。「紅外圍」是指家庭出身為教師、店員、市民、中農、下中農的子女。
在「大辯論」中，當時流行「報成分」，即在發言之前，先要自報家庭成分。如果所報的家庭成分屬於「黑七類」，馬上被轟下台……
「血統論」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紅五類」子女自恃出身好，「自來紅」，無法無天；「黑七類」子女則心靈受到莫大的創傷，命中注定了「黑」，失去對前途的信心。
1966年10月16日下午，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所作的講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中，雖然講話的主題即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是完全錯誤的，但是內中批判了「血統論」，卻是應予肯定的。陳伯達的這一講話經毛澤東同意，作為中共中央文件印發下達，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陳伯達在講話中，首先指出高幹子女的「血統」未必「高貴」，接著，陳伯達深入地批駁了「血統論」：
現在有一些學生接受什麼「自來紅」、「自來黑」的觀點，接受什麼要在學生中劃分「紅五類」、「非紅五類」或者什麼「黑幾類」的觀點。製造這類觀點的人，是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製造混亂，蒙蔽青年。我們勸青年們不要接受這種血統論的錯誤觀點，而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階級論來武裝自己的頭腦。同時，那些製造和散布這種血統論的人，如果願意回到無產階級的革命道路上，就應該改正錯誤，停止散布這種謬論。
值得提到的是，在1966年12月，一張署名「家庭問題研究小組」的傳單《出身論》，成為又一篇批判「血統論」的力作。1967年1月28日，由「首都中學生革命造反司令部」
創辦的《中學生文革報》刊登了《出身論》。《出身論》首先指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副對聯「不是真理，是絕對地錯誤」。
《出身論》指出，過分強調家庭出身，「是長期以來嚴重的社會問題」。不是「紅五類」出身的人，「往往享受不到同等的政治待遇」，這是「不公正的現實」。《出身論》指出，一個人的成長，社會影響遠遠超過家庭影響。如「領導的教導、報紙、書籍、文學、藝術的宣傳，習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會給一個人不可磨滅的影響。這些統稱為社會影響。這都是家庭影響無法抗衡的。」「人是能夠選擇自己的前進方向的」，「娘胎里決定不了」。因此，「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麼出身，都應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提出應努力「填平這人為的鴻溝」。後來，《出身論》受到追查，這才查明作者是北京二十四中學的學生遇羅克。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稱《出身論》是「反動文章」。遇羅克於1968年以「惡毒攻擊」的罪名被捕。1970年3月5日被處決。直至1980年，遇羅克一案才得以平反。陳伯達在「文革」中做的另一「好事兒」，就是反覆向紅衛兵們宣傳「要文斗，不要武鬥」。在「血統論」盛行的日子，「紅五類」們出於「強烈的階級感情」，先是用巴掌、用拳頭，後來發展到用皮帶，對「黑六類」進行「武鬥」。打人現象，越來越普遍。這時候，江青為之推波助瀾，於是「打人風」迅速在全國蔓延。周恩來，陶鑄、陳毅等，多次發表講話，要求迅速制止武鬥。
陳伯達所起草的布告，也就是1966年11月18日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發出的《重要通告》。全文如下：
任何廠礦、學校、機關或其他單位，都不允許私設拘留所，私設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這樣做是違犯國家法律和黨的紀律。如果有人在幕前幕後指揮這樣做，必須受到國法和黨紀的嚴厲處分。從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處理。
1966年11月20日，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向全國各地轉發了中共北京市委的這一《重要通告》，並加以下按語：
北京市委11月18日的重要通告，很好。現在轉發全國，請各省、市、自治區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名義大量印發，在學校、廠礦、機關或其他單位內張貼。各地如有同樣的情況，照這個通告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