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當場寫了一張條子，遞給劉少奇，條子上寫著一句重要的話：「不要搞工作組。」
陳伯達向來「少奇同志」長，「少奇同志」短，這一回怎麼突然反常，獨持異議呢！陳伯達能夠「眾人皆醉吾獨醒」，是因為他走了「內線」，得知了毛澤東的用意。
激烈的一幕，終於在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爆發。局勢變得緊張、複雜而又微妙。
北京一片亂紛紛，毛澤東卻不在北京。
毛澤東在哪裡？他在杭州！就連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他也不參加，由劉少奇主持。他把由他定稿的《五·一六通知》交康生帶去，在劉少奇主持下由會議通過———須知，《五·一六通知》中毛澤東親筆所加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睡在我們的身旁」，指的就是劉少奇。劉少奇被蒙在鼓裡，居然由他主持通過《五·一六通知》！
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之後，毛澤東依然在杭州，冷眼看著北京。
北京，劉少奇主持著中央工作。作為黨的總書記，鄧小平成為劉少奇的主要助手。周恩來主管著政府工作，正忙於準備出訪。6月16日，周恩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和巴基斯坦三國，歸國途中，還視察了某導彈試驗基地。在7月初，周恩來才飛回北京。江青在這些日子裡，也不在北京，而是旅居上海。
旨在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眼下卻由劉少奇主持。劉少奇的心境，如同他後來所說的那樣，是「老革命遇上新問題」，不知所措。
6月9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陳伯達等，曾由北京飛往杭州，向毛澤東請示。劉少奇懇請毛澤東回京親自主持「文革」。毛澤東談笑風生，卻說暫時不能回京。毛澤東處於反常之中：往年，他喜歡在冬日去杭州，畢竟江南暖和，氣候宜人。如今，已是初夏了，他反而要住在杭州。他從1965年春便離開北京，很少回北京。
既然毛澤東一定要劉少奇在北京「領導」這場「文化大革命」，劉少奇只得照辦。而對波詭雲譎的「文革」，劉少奇心中無數。他用老辦法來對付這「新問題」———派工作組。
當年，土改時派過工作組，「三反」、「五反」派過工作組，「四清」運動更是大派工作組。1964年9月，在劉少奇的主持下，光是北京派出的「四清」工作組便達3．8萬人！
在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他提出了要派大批工作組進駐北京各單位，以便領導「文化大革命」。鄧小平支持劉少奇。
出乎意料，陳伯達當場寫了一張條子，遞給劉少奇，條子上寫著一句重要的話：「不要搞工作組。」
劉少奇皺起了眉頭，把條子遞給鄧小平。鄧小平一看，當眾念了陳伯達的條子，而且不客氣地反問道：「陳伯達同志，你說不要搞工作組，可是你別忘了你自己現在正是進駐《人民日報》的工作組組長！」
鄧小平的反問，問得陳伯達啞口無言。鄧小平接著還把陳伯達批評一頓。在政治局裡，陳伯達陷入了孤立，真不是個滋味。
陳伯達向來「少奇同志」長，「少奇同志」短，這一回怎麼突然反常，獨持異議呢！
原來，陳伯達能夠「眾人皆醉吾獨醒」，是因為他走了「內線」，得知了毛澤東的用意。
在起草「二十三條」時，陳伯達已經知道毛澤東對劉少奇不信任了。
在上海起草《五·一六通知》時，江青又給陳伯達透露了極為重要的信息。
那是在起草小組對《五·一六通知》作最後修改的時候，陳伯達和康生從杭州趕來。看到毛澤東在草稿上加了「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睡在我們的身旁」，陳伯達吃了一驚。他當然意識到毛澤東的話有所指，便悄然向江青「請教」。
「老夫子，你簡直成了老糊塗！」江青把眼珠子一瞪，對陳伯達說：「你還不知道中國的赫魯曉夫指誰？你幫他推薦、修改、發表那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哼，什麼《修養》，全是唯心主義的一套！你給他吹吹拍拍，你得小心點兒！」經江青這麼一指點，陳伯達豁然明白，頓開茅塞。
這一回，陳伯達又是從江青那裡得知重要信息：「主席不主張派工作組！」
為了避免自己再犯「錯誤」，陳伯達寫了那張條子……
劉少奇忙著派工作組。一個個工作組，如同一支支消防隊。劉少奇所念的，還是1957年的那套「經」。他曾對工作組作如下指示：
「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
在劉少奇看來，「牛鬼蛇神」、「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就是那些造反派。劉少奇說，要抓「游魚」，抓「右派」。
激烈的一幕，終於在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爆發。
筆者從檔案中查到《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1966年6月18日》，茲照原文，摘錄於下。
今天（18日）上午9時至11時，全體工作隊員正在開會的時候，在化學系、生物系、東語系、西語系、中文系、無線電系等單位，先後發生一些亂斗的現象。據我們初步了解的情況，鬥了40多人。在這些被斗的人當中，有重點人，也有些有問題的黨團幹部和教師，還有2個反動學生。鬥爭時，發生了在臉上抹黑、戴高帽子、罰跪、少數人被扭打的現象。
當時情況比較混亂。
事情發生後，工作組領導小組同志和各系工作組同志，立即趕赴現場，張承先同志在兩個鬥爭地方講了話，當即得到絕大多數群眾支持。11點以後，情況已緩和下來。今天發生的問題，同北大革命運動剛開始時所出現的一些問題，性質根本不同。據初步掌握的材料分析，帶頭給被斗人戴高帽子，動手打人的主要是壞人有意搗亂，還很有可能是有組織、有計畫的陰謀活動。據房產科有個工人反映，17日晚上，歷史系有個學生（姓名待查）給校外打電話說：「明天上午工作組開會（會議是17日晚10時左右才決定的），是個好機會。工作組不來，我們斗我們的，工作組來了我們就把他們攆出去。」同時，在鬥爭時出現一些可疑的現象，據工人××同志反映，在三十齋（引者註：北大把樓叫成齋）有7個未戴校徽來歷不明的人，用電話到處聯絡，說已鬥爭過什麼人，現在正斗誰，到10點鐘到校辦公樓集合等話。還發現十幾個騎自行車的人，到處搜索他們想斗的人，並且把這些被斗的人拉到同一個場合，在一個所謂「斗鬼台」，幾個不明身份的人在群眾中煽風點火……
化學系二年級許多學生，在討論中揭發了幾個假左派的活動情況，有些同學說：「壞人企圖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水攪渾，轉移鬥爭目標。我們今天就是混戰了一場，上了壞人的當。」許多系的廣大師生在會上就高呼口號：「在工作組的領導下，把北大的文化革命進行到底。」
※ ※ ※
簡報中還詳細介紹了北大工作組對於防止今後再發生亂斗現象的種種措施。
這份簡報在19日印出，飛快地送到劉少奇手中，劉少奇於20日寫下批示，全文如下：
現將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發給你們。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斗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
這時，陳伯達也同意劉少奇的意見。陳伯達說：「『六·一八事件』是一個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個地下司令部。」
康生支持陳伯達的意見，要求追查北大「六·一八事件」的「地下司令部」。在劉少奇的領導之下，北京各工作組開展了「反干擾運動」。在20多天里，進駐北京，24所高等院校的工作組，把1萬多名學生打成了「右派」，把數千名教師打成了「反革命」。
這時陳伯達和康生髮覺「風向」不對，不斷把北京的反常的情況密報毛澤東。在這一「非常時期」，毛澤東在中國南方，行蹤秘密，似乎在提防著什麼。在6月17日至28日，毛澤東住在故鄉———湖南韶山的滴水洞里，對外絕對保密！
中國的政治形勢處於錯綜複雜之際，毛澤東不僅提防著劉少奇，而且也提防著那位「親密戰友」林彪。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念「政變經」，作了那個令人震驚的長篇講話，引起了毛澤東的警惕。
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武漢致江青的信（這封信在當時極為機密，直至1972年5月批林整風時，才作為黨內文件印發），透露了他那段時間的神秘行蹤和他的複雜的心態。他在信中「左右開弓」，對林彪、劉少奇都作了斥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