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稱這是一次「小小的政變」。
陳伯達一「接管」《人民日報》社，《人民日報》就改變了聲調。
翌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社論是八個寒光閃閃的大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那時候我像發瘋了一樣！那篇社論起了很壞的作用。責任確實在我，不在別人。」在田家英死後的第三天———5月25日下午2時，「文革」之火在北京大學點燃。由聶元梓、宋一秀、夏劍易、楊克明、高雲鵬、李塵醒、趙正義七人共同署名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貼在北京大學大膳廳東牆上。頓時，北京大學轟動了。數百人圍觀大字報，並與領頭貼大字報的女人、中共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展開激烈的辯論。
被大字報點名的宋碩，乃中共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陸平為北京大學校長兼中共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彭雲，女，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
據陸平告訴筆者，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是在一位「馮大姐」的指點下寫成的。「馮大姐」何人？康生之妻曹軟歐！
康生在北京大學點起了這把「文革」之火，北京的氣氛驟然緊張。
不過，大字報的影響畢竟有限。要把「文革」之火在全國燃起，必須藉助於報紙。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須知，《人民日報》在社長吳冷西的主持之下，對於「文革」顯得十分冷漠。姚文元那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之後，《人民日報》沉默了好久，直至第20天———1965年11月31日，才在重重壓力之下，在第五版「學術研究」專欄予以轉載……
「我只看《解放軍報》，不看《人民日報》！」在那些日子裡毛澤東曾不滿地這麼說過。
《解放軍報》受林彪控制，在那些日子裡，「左」味十足，一時名聲大振。1966年4月18日，《解放軍報》發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极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一文。5月4日發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一文。5月8日，刊載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這家報紙原是軍內報紙，一時間彷彿成了「左」派機關報，影響遠遠超出軍界，弄得《人民日報》在種種壓力之下要轉載《解放軍報》的文章，而一向的慣例總是《解放軍報》轉載《人民日報》的文章。《人民日報》社長吳冷西，曾是釣魚台寫「九評」的「秀才班子」成員，曾是起草《五·一六通知》小組成員，曾列入「中央文革」最初的名單而終於被圈掉大名，這清楚表明他的處境已岌岌可危了。
撤換吳冷西的呼聲，日甚一日。
1966年5月30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出於無奈，和周恩來、鄧小平一起，只得向正在杭州的毛澤東寫信請示：
「擬組織臨時工作組，在陳伯達同志直接領導下，到報館（引者註：指《人民日報》社）掌握報紙的每天版面，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台的對外新聞。」
毛澤東當天迅即作了批示：「同意這樣做。」
陳伯達急急點將，帶著唐平鑄等人，組成一個工作組，於5月30日晚進駐《人民日報》社。
沒有登報聲明，沒有發布「進駐」消息，《人民日報》在一夜之間便落進陳伯達手中。
陳伯達稱這是一次「小小的政變」。吳冷西曾這麼回憶：
在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5月31日經過毛主席批准，中央宣布由陳伯達帶領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實行奪權。用陳伯達自己的話來說，他在人民日報搞了一個「小小的政變」。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他主持起草的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從此，不僅人民日報，全國新聞界大難臨頭，遭到空前浩劫。所謂「文化大革命」從此開始，我不久即被捕入獄。
吳冷西在「軍事監護」下，失去了自由，成為「階下囚」，度過那「文革」歲月。陳伯達一「接管」《人民日報》社，《人民日報》就改變了聲調。
翌日———6月1日，原本是歡歌曼舞的「國際兒童節」。往年，每逢這一天，《人民日報》總是要向千千萬萬孩子們獻上一束鮮花。可是，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報》，卻變得殺氣騰騰。頭版頭條的社論與國際兒童節毫不相干，而是八個寒光閃閃的大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如果說《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綱領，那麼，這篇《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便成了在全國公開發動「文革」的動員令。這篇社論的主稿者，便是陳伯達。他在5月31日晚定稿後，第二天就見報了，未曾送杭州毛澤東那裡閱定。
這篇社論很明確地提出了「政權」問題。半年多以後，演變成上海的「一月革命」，演變成席捲全國的「奪權」風暴，如果說，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打的是「拐彎球」的話，這篇社論則是重炮直轟了。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意識形態、宗教、藝術、法律、政權，最中心的是政權。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因此，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後，無論有著怎樣千頭萬緒的事，都永遠不要忘記政權，不要忘記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記了政權，就是忘記了政治，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變成了經濟主義、無政府主義、空想主義，那就是糊塗人……
牛鬼蛇神，原是一種文學比喻，是佛教中「牛頭」、「鐵蛇」般的陰間鬼卒的形象。自《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發表之後，「牛鬼蛇神」成為一種政治概念，而這種政治概念卻又是模糊不清，沒有嚴格定義的。在「文革」中，許多無辜者被打成「牛鬼蛇神」（簡稱「牛」），打入「牛棚」，其源蓋出於陳伯達所主稿的這篇禍害無窮的社論。當然，在此之前，1966年5月25日聶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貼出的那張大字報中，便已經提出：「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不過，聶元梓等人所寫的畢竟是一張大字報，而《人民日報》社論是黨的方針政策的集中體現。1980年11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曾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篇社論，審問了陳伯達。
筆者跟陳伯達談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篇社論時，他很感嘆地說：「那時候我像發瘋了一樣！那篇社論起了很壞的作用。責任確實在我，不在別人。」此後一個多月———
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西方的一個山洞」里寫給江青的那封信，用了「橫掃牛鬼蛇神」這樣的話：「此事現在不能公開，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那樣說的。公開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麼時候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當然，陳伯達萬萬沒有想到，「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中，把他也「橫掃」進去了—此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