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為這個「小組」的「小組長」。
陳伯達在「組閣」時，首先把江青列入名單。對於陳伯達來說，當上這麼一個擁有無限權力的「小組長」，成為他一生的巔峰。這個「小組長」，遠遠超過他過去所擔任過的一切職務。「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人稱「中央文革」，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怪物。
這麼一個「小組」，攪得華夏大地不得安寧，禍水橫流，災難四起。
這個「小組」，起初只說是「中央常委的秘書班子」，後來不斷膨脹，取代了中共中央書記處，直至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這個「小組」變成了中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同義語。誰敢說一句這個「小組」的壞話，誰敢說一句這個「小組」的要員的壞話，就要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就要受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小組」，是根據《五·一六通知》建立的。《五·一六通知》中有這麼一段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
不過，《五·一六通知》下達時，並未決定這個「小組」的人選。??毛澤東親自提名陳伯達為這個「小組」的「小組長」。據云，在起草《五·一六通知》時，毛澤東便曾跟陳伯達打過招呼。最初，這個「小組」的名字叫「文化革命委員會」，設立「主任」。陳伯達說，他還是當個「小組長」吧，於是在《五·一六通知》中寫成「文化革命小組」。儘管毛澤東親自提名陳伯達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的「小組長」，陳伯達仍推辭再三。陳伯達曾這麼回憶：「文革」前，周總理（毛主席那時不在北京，我認為，周總理是奉毛主席的指示同我談話的）對我提出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職務，我認為不能勝任，不肯擔任。記得，好像是談過幾次（三次？）。周總理說，「這樣，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了？」我才表示接受。
陳伯達又這麼回憶：
不久，毛主席回北京來，我又向他提出，我是個「書生」，擔任不了這個職務（引者註：指「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之職）。毛主席說，你可把「書生」兩個字去掉。這樣，我就只好擔任了。
也就是說，陳伯達向周恩來、毛澤東都當面再三推辭過「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之職。推辭不了，這才應允下來。陳伯達回憶，在他應允之後：周總理說，「那你可開個小組的名單。」
這樣，「小組長」陳伯達便奉命開始「組閣」。陳伯達起草「中央文革小組」名單，首先這麼考慮的：
這件事既然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時他在上海，江青也在那裡，前些日子，我也在上海，江青曾要我看一次「樣板戲」（智取威虎山），林彪也在那裡看，我想，這個問題會和江青有關。
這就是說，陳伯達已經清楚意識到江青勢力的崛起，而毛澤東本人當然不會親自提名江青，於是陳伯達在「組閣」時，首先把江青列入名單。陳伯達曾對毛澤東說：「讓江青同志當組長，我當她的助手！」
毛澤東理所當然地否認了。這樣，江青便成為陳伯達「組閣」名單中的名列第一的副組長。陳伯達接著這麼考慮：
還有毛主席要擬文件，有時曾指示我找關鋒、戚本禹、王力合作。於是，把康生列為顧問，江青列為副組長，王力、關鋒、戚本禹列為組的成員，寫成名單給周總理。
請注意，在陳伯達最初開列的「中央文革小組」名單上，沒有江青手下的兩員「大將」———張春橋和姚文元！江青一進入「組閣」名單，馬上提議：「春橋同志應該擔任副組長。」江青的這一提名，使張春橋從上海躍入中央。
經過陳伯達和江青共同「組閣」提出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初步名單。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報毛澤東批准．196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通知，通知中寫明組長為陳伯達，顧問為康生。
副組長的名字未寫入通知，但已定下來，共四人，即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
組員名單是陳亞丁、吳冷西、王力、尹達、關鋒、戚本禹、穆欣。
這份名單，實際上就是《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組成員名單。
後來，覺得陳亞丁、吳冷西有些「問題」，從名單中刪去了，增加了曾參加《紀要》討論的謝鏜忠。
對於王力，曾有過爭論。毛澤東對王力有看法，以為他不合適。陳伯達力保王力，仍把他留在名單之中。
姚文元原本「榜」上無名。
1966年6月16日至18日，「中央文革小組」在上海錦江賓館開成立會———因為當時毛澤東和江青都在上海。小組成員除王力之外，都來上海出席會議。據關鋒回憶，江青在會上提議增加姚文元為組員。
陳伯達對姚文元沒有好印象，大概是姚文元那篇「雄文」搶了頭功使他不悅，陳伯達當即表示反對，說道：「姚文元不合適，他的父親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辮子。」
陳伯達當眾如此說，差一點使江青下不了台，江青馬上甩出了「王牌」：「我請示一下主席。」
翌日，江青在會上說請示過主席了，於是，「中央文革」便多了一名成員姚文元。此後姚文元平步青雲，進入「中央文革」是關鍵性的一步。
江青力薦姚文元，陳伯達則力薦王力。陳伯達的理由是，王力是釣魚台「秀才班子」里的成員，是個「老人」，起草文件比姚文元要熟練。
於是，在6月20日，王力接到正式通知———他是「中央文革」成員。
如此增增減減，「中央文革」的班子算是定下來了。經毛澤東提議，後來增加陶鑄為顧問。
以後又補充四名組員：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華北局）、鄭季翹（代表中共中央東北局）、楊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劉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至於中共中央中南局和華東局的代表，由王任重、張春橋兼任。
這時，「中央文革」進入「全盛時期」，正式成員共18人。
「中央文革」在釣魚台「安營紮寨」。隨著「中央文革」的名聲大振，「釣魚台」在全國的知名度也不斷提高，以至後來「釣魚台」成了「中央文革」的代稱。陳伯達、尹達、關鋒住在釣魚台14號樓。那裡成了「中央文革」的辦公樓。後來，「碰頭會」改在16號樓召開，但「中央文革」的辦公室、會議室仍設在14號樓。
江青住在11號樓，由此得了個代號叫「11樓」，這時一說「11樓」的指示，便知道是江青。
隨著「文革」一步步推進，如同毛澤東所比喻的剝筍一般，在一片打倒聲中，「剝」去了陶鑄，「剝」去了王任重，「剝」去了劉志堅……「中央文革」的成員不斷減少，權力也越來越集中。
後來，真正成為「中央文革」的「首長們」，是這麼一些「大左派」：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張春橋；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對於陳伯達來說，當上這麼一個擁有無限權力的「小組長」，成為他一生的巔峰。這個「小組長」，遠遠超過他過去所擔任過的一切職務，勝過《紅旗》總編，勝過馬列學院院長，也勝過那一連串的「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國家計委副主任……這個「小組長」，實際上相當於五六十年代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而組員們相當於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