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的「高度評價」，大大增加了江青的政治資本。
陳伯達的兩個「點子」，贏得了江青的喝彩。自從陳伯達與江青「結盟」之後，很快的，江青邀這位「老夫子」參與「機要」了……
對於「偶爾露崢嶸」的江青來說，組織、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只是打響了第一炮。可是，她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她要實現女皇夢，不能不提高自己的聲望。她，求助於林彪。
1966年1月21日，江青從上海前往蘇州，拜會林彪，請林彪拉她一把———她要搞一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求林彪給予「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名義，以提高聲望。
林彪和江青悄悄地說了一些什麼話，不得而知。但是，有段話是後來載入《林彪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白紙黑字，印得清清楚楚：
來上海之前，林彪同志對參加座談會的部隊同志曾作了如下的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並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見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今後部隊關於文藝方面的文件，要送給她看，有什麼消息，隨時可以同她聯繫，使她了解部隊文藝工作情況，徵求她的意見，使部隊文藝工作能夠有所改進。部隊文藝工作無論是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都不要滿足現狀，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的「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的「高度評價」，大大增加了江青的政治資本。須知，江青當時正欲在政治舞台嶄露頭角，多麼需要林彪這樣的「大人物」的提攜！
儘管她是「第一夫人」，但是她深知毛澤東絕不會對她作這麼一番「高度評價」的。
從林彪那裡拿了「令箭」，「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便於1966年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錦江賓館開張了。參加這個座談會的正式成員，只不過5個人，即江青、劉志堅、謝鏜忠、李曼村、陳亞丁。據云，在18天內，「個別交談8次」、「集體座談4次」、「看電影13次」、「看戲3次」。
說是座談會，其實是江青「一言堂」。江青講，別人記，如此而已。用江青的話來說，她是請林彪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尊神』」，來「攻那些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座談會結束了，由部隊的「秀才」把江青那番哇啦哇啦的「高論」，整理出一份「紀要」。
江青對這份「紀要」很不滿意，求助於「老夫子」和張春橋。儘管「老夫子」和張春橋都並無軍職，卻比那4個穿軍裝的出席座談會的正式成員的作用更大。
「老夫子」不愧為「理論家」，看了「紀要」草稿，給江青出了兩個重要的「點子」。
關於第一個「點子」，他說：
「17年（引者註：指建國17年）文藝黑線專政的問題，這很重要，但只是這樣提，沒頭沒尾，必須講清這條文藝黑線的來源，它是30年代文藝的繼續和發展。」經陳伯達這麼一「指點」，對於「文藝黑線」的批判，一下子便「刨根究底」了！江青馬上採納對《紀要》作了修改：
「文藝界在建國以來……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段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30年代文藝的結合……我們一定要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
關於第2個「點子」，他說：
「要講一段江青同志領導的戲劇革命的成績，那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的東西；這樣，破什麼、立什麼就清楚了。」
此言正中江青下懷，一下子就把江青麾下的「樣板戲」定為「無產階級文藝」的「方向」。
江青丟一個眼色，張春橋馬上執筆，在《紀要》中補入了一大段文字，為江青歌功頌德。
「近三年來，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已經出現了新的形勢，革命現代京劇的興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從事京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向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和現代修正主義文藝展開了英勇頑強的進攻，鋒芒所向，使京劇這個最頑固的堡壘，從思想到形式，都發生了極大的革命，並且帶動文藝界發生著革命性的變化，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等和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交響音樂《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經得到廣大工農兵群眾的批准，在國內外觀眾中，受到了極大的歡迎……」
陳伯達的這兩個「點子」，贏得了江青的喝彩，以為「老夫子」到底有「理論水平」。
只是關於30年代文藝，怎麼會成為「文藝黑線」的「源頭」，連張春橋都有點說不清楚。
江青只得勞駕陳伯達：「『老夫子』，你寫一下吧！」
陳伯達思索了一下，寫了這麼一段文字，後來被補入《紀要》之中：
「要破除對所謂30年代文藝的迷信。那時，左翼文藝運動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組織上是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文藝思想實際上是俄國資產階級文藝評論家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以及戲劇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們是俄國沙皇時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他們的思想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資產階級思想……30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魯迅為首的戰鬥的左翼文藝運動。到了30年代的中期，那時左翼的某些領導人在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影響下，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觀點，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這個口號，就是資產階級的口號，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無產階級的口號，卻是魯迅提出的……」
有人說陳伯達是有野心而無主見的「理論家」，這話頗有見地。在30年代，陳伯達寫過《文學界兩個口號問題應該休戰》，曾用十分堅定的口氣說：「我認為『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是不可駁倒的。」如今卻說「國防文學」是資產階級的口號。他的「理論」如同橡皮泥，可以隨意捏來捏去，以迎合不同的需要。
當然也有例外的時候，例如他後來起草中共九大政治報告的時候，曾堅持認為發展是主要任務。自從陳伯達把「文藝黑線」上溯到30年代，於是，所謂「四條漢子」———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便成為「文藝黑線」的「祖師爺」，受到了撻伐。
《紀要》經過陳伯達、張春橋的修改，又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親自改了3次。1966年4月10日，《紀要》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達全國團、縣級黨委。《紀要》不僅成了發動「文革」的重要輿論準備，而且在全黨突出了江青的地位，為她不久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奠定了基礎。
在共同炮製《紀要》之後，江青益發倚重陳伯達，而陳伯達也不敢小覷這個當年的藍蘋，對她恭維、恭敬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