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細探索起來，「文革」的前奏早已開始：批判「現代修正主義」是其前奏，「四清」
運動也是其前奏。毛澤東對外「批修」，對內搞「四清」。「四清」運動，1962年底在中國農村逐步推開。那「四清」最初是「清工分，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叫「小四清」。後來擴大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
「四清」運動在農村開展。城市裡則進行「五反」運動，即「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
後來，「四清」與「五反」運動合稱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運動」。
毛澤東以為，資本主義已在蘇聯，在南斯拉夫復辟，為了防止中國「變修」、「變色」，要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他在1963年5月9日發出了警告：如不警惕，「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毛澤東在思索著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防止中國出現「赫魯曉夫式人物」。他早在廬山會議上便已說過：「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在斗垮彭德懷之後，毛澤東已在尋找新的鬥爭對象。他的極左思想不斷膨脹，他的鬥爭矛頭指向了多年來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劉少奇。
陳伯達第一次得悉毛澤東要整劉少奇這一驚人消息，是在1965年1月。
夜深了，陳伯達服了安眠藥，迷迷糊糊躺在床上。電話鈴聲急促地響起。那是一隻機要電話，勢必有要緊的事要告知他。他趕緊驅走睡意，接了電話。果真，事關重大：毛澤東要他馬上去一趟！陳伯達豈敢怠慢。對於毛澤東的召見，他總是召之即來。毛澤東習慣於夤夜工作，苦了陳伯達。
匆匆趕到毛澤東那裡。原來，毛澤東要起草一份關於社教運動的文件，由他口授，陳伯達筆錄。
從毛澤東的話里，陳伯達這才軋出重要的「苗頭」———毛澤東要整劉少奇！
原來，毛澤東與劉少奇在社教運動中的分歧由來已久，直到這時終於表面化了……
毛澤東搞社教運動，像搞「文革」一樣，事先並沒有什麼「偉大戰略部署」，而是干著看，邊干邊摸索。
毛澤東是在1962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在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時，提出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最初，劉少奇對社教運動是投贊成票的。
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開工作會議，在毛澤東的主持下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對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第一次提出十條政策，人稱「前十條」。
毛澤東為「前十條」的前言，親筆加了一大段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毛澤東所加的這一大段話，後來被作為毛澤東的一篇著作發表，題為《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
「前十條」披露了毛澤東的「最新名言」：「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前十條」的核心，便是「抓」中國農村的「階級鬥爭」。「前十條」指出，社教運動的任務是「打擊和粉碎資本主義勢力猖狂進攻的社會主義鬥爭」。
對「前十條」，劉少奇是支持的，這年9月，中共中央又下達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也是十條，稱「後十條」。「後十條」提出運動要「以階級鬥爭為綱」，劉少奇也是支持的。劉少奇對於社教運動所作的幾次講話，有些觀點也相當「左」。
但是，後來劉少奇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產生了與毛澤東不同的看法。比如，對於社教運動的性質，劉少奇主張是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不一定什麼都「以階級鬥爭為綱」，都要從「兩條路線」、「兩個階級」的高度去上線上綱。再如，毛澤東提出社教運動的主要對象，是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則不同意。
毛、劉之間的分歧，到了1964年底逐漸激化。
1964年12月15日至12月底，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由劉少奇主持。考慮到毛澤東當時身體不大好，沒有請他出席會議。12月底，在劉少奇的主持下，會議制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國工作會議討論紀要》，共17條，作為中共中央文件，印發全國。
從1965年元旦之後，至1月14日，會議進入第二階段，改由鄧小平主持。鄧小平以為，這是一般性的工作會議，況且第一階段會議毛澤東也未參加，也就勸毛澤東不必參加第二階段會議。不料，毛澤東心中不悅，徑往會場，出席會議。
毛澤東在會上，不指名地批評劉少奇在社教運動中搞「人海戰術」、「繁瑣哲學」、「傾盆大雨」、「神秘化」、「打擊面過寬」等等。
毛澤東說到社教運動的矛盾時，劉少奇插了一段話：「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黨內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複雜，還是有什麼矛盾就解決什麼矛盾為好。」
毛澤東一聽，面露慍色。他猛吸著煙，沉默不言，頓時會場陷入了僵局……
就在這天夜裡，毛澤東急召陳伯達，口授指示，毛澤東說一句，陳伯達記一句。毛澤東說一條，陳伯達記一條。
記著，記著，安眠藥的藥力發作了。陳伯達儘力提起精神，卻只是機械地記下毛澤東的一條條意見，自己的思維變得非常遲鈍。
總算記完了，毛澤東讓他回去整理，陳伯達這才鬆了一口氣。
陳伯達回到家中，囫圇而睡。安眠藥的藥力總算退去。他在大清早起床，比往日早了兩個多小時，趕緊翻看記錄，心不由得收緊了。
他，固然早就「跟准」毛澤東。可是，在他的心目中，劉少奇是第二號人物，也必須「緊跟」的，早在中共北方局工作時，那位不曾露面的中央代表劉少奇，使他肅然起敬。在中共七大，劉少奇在政治報告中，提到毛澤東的名字達105次之多。此後陳伯達寫文章，也言必稱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之後，劉少奇的地位更加顯得重要。陳伯達看風使舵，與康生一起，重新發表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不僅在《紅旗》雜誌上刊登，而且印了1500萬冊單行本。在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陳伯達原本是兩邊討好，左右逢源。眼下，毛澤東與劉少奇產生嚴重分裂，陳伯達必須在兩者之中擇一而從。理所當然，他倒向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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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著急地要整理筆記。無奈，昨夜在迷迷糊糊狀態下所記的筆記，連他自己也理不出個頭緒來。他打電話急召王力，王力還在睡夢之中呢。王力一聽「大秀才」找他，連忙趕去。
王力到底比陳伯達小17歲，此時只有44歲，頭腦比陳伯達靈活。他幫助陳伯達從那混亂的記錄中理出頭緒，分了一條又一條。
就在這天，會場上再度出現緊張的氣氛：毛澤東手中拿了兩本小冊子，來到會場，毛澤東在講話之前，亮出了手中那兩本小冊子———一本是憲法，一本是黨章。今天開的會議，既不討論憲法，又不討論黨章，毛澤東帶那兩本小冊子來幹什麼呢？大家都覺得詫異。
直到毛澤東開始講話，大家才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毛澤東說：「我這裡有兩本書，一本是憲法，規定我有公民權；一本是黨章，規定我有黨員權利。現在，有個人不讓我來開黨的會議違反黨章；有個人不讓我講話，違反憲法！」
毛澤東所說的一個人是指主持會議的鄧小平，顯然，他誤會了鄧小平的好意，以為不讓他來開會；另一個人，當然是指劉少奇。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言詞尖銳地批評了劉少奇。毛澤東動了感情，把劉少奇昨天的插話，當作壓制他的發言。作為黨的主席毛澤東如此盛怒抨擊國家主席劉少奇，是幾十年來頭一回。兩位主席的對立，此後在「文革」中被說成是兩個司令部———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和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間的鬥爭。
會後，經彭真、陶鑄等的勸說，劉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生活會上作了檢討。劉少奇說，他不該插話，插話是對毛澤東不尊重的表現。毛澤東則不滿意於劉少奇的檢討，說問題不是對他尊不尊重，而是彼此之間的原則分歧———修正主義與反修正主義的重大分歧！
陳伯達意識到一場新的「路線鬥爭」開始了。唯一的抉擇，便是繼續「跟准」毛澤東。
他唯毛澤東之命而從，著手起草新的關於社教運動的文件。
中南海迎春堂陳寓，幾位「秀才」聚集在那裡，陳伯達在執筆。
門前，一輛小轎車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