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的卧室大約10多平方米，整潔而簡樸。
他依舊秀才本色，讀書看報是他最大的樂趣所在。
他的思想沒有停留在不斷的自我譴責或者頹廢鬱悶之中。他把目光從高樓投向遠處。
一次又一次，我訪問了那鮮為人知的陳伯達之家。
他家居住面積有六七十平方米，有客廳、書房、他的卧室、兒子和兒媳的卧室、灶間、衛生間。
已經步入不惑之年的陳曉農，為人隨和、誠摯。妻子小張賢惠、樸實。他們精心地照料著陳伯達。
陳伯達的卧室大約10多平方米，整潔而簡樸。一張三尺半寬的單人床，硬板，鋪著藍白方格床單，一個碩大的鴨絨枕頭。床邊是一個床頭櫃，兩個玻璃書櫥，窗邊放著一個五斗櫃。地上鋪著地毯。
我注意到兩個小小的細節：寒天，抽水馬桶的坐圈上，套上了一個用毛線編織成的套子。不言而喻，這是考慮到陳伯達上了年紀，格外怕冷；陳伯達的枕頭，特別的大，又特別的軟。顯然，這是為了讓老人「安枕無憂」。這兩個小小的細節，反映齣兒子和兒媳對於陳伯達的無微不至的照料。屋裡的「常客」是他那七歲上小學二年級的孫子。小孫子給他帶來了歡樂和安慰。
他的視力不錯，聽力也還可以。每天晚間的電視新聞節目，他是必看的。倘若電視台播京劇或者古裝故事片，他喜歡看。一般現代劇目他不大看，但是他喜歡看根據名著改編的電視劇。那些年輕人談戀愛之類的電視片，他不看。
他最大的興趣是看書讀報。他看《人民日報》，看《參考消息》，看《北京晚報》，很注意國內外的形勢。也很仔細讀那些與「文革」有關的文章。他的鄰居很好。倘若陳家無人下樓取報，鄰居就把報帶上來，插在他家門把手上。
他不斷地要他的兒子給他買書。陳伯達曾是「萬卷戶」。他的個人藏書，遠遠超過萬冊。他過去住四合院，家中用幾個房間堆放藏書。陳伯達的大部分工資和稿費收入，用於買書。自1958年起，陳伯達自己提出不再領取稿費，以支援國家建設。從此，他就沒有再領過稿費。陳伯達保外就醫之後，每月領生活費100元。據筆者對吳法憲、李作鵬等情況的了解，他們當時與陳伯達一樣，也是每月領生活費100元。陳伯達每月100元的生活費，其中1／3用於購書。這30多元購書費對於陳伯達來說，當然是遠遠不夠的。所以，除了自己購書外，他不得不託老朋友向有關部門借來一部分書。從1983年2月起，陳伯達的生活費增加到每月200元。這時，陳伯達購書的費用才稍稍寬裕一些。吳法憲、李作鵬等，當時的生活費，也增加到每月200元。陳伯達很想有關部門能夠發還他的眾多的藏書，但是，遲遲未能發還。在1981年11月16日，有關部門曾發還陳伯達一些被褥之類的日常生活用品。陳伯達希望能夠找到一些書，結果只找到幾本袖珍本《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語錄》！直至1995年，有關部門請示了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之後，這才發還陳伯達的藏書，這時陳伯達去世已經6年！即便是發還的藏書，也只找到一小部分，不過1270冊而已！正因為這樣，我發覺，在陳伯達的書櫥里放著的書，很多是這幾年出版的新書，即便《西遊記》也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的新版本。
他的閱讀興趣廣泛，偏重於讀那些學術性強的著作。
陳曉農告訴筆者，父親陳伯達在晚年喜歡文學名著，曾要他特地去買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的作品。書如海。從書海中擷取的這些令他產生興趣的書，反映了陳伯達晚年的精神世界。
他依舊秀才本色，讀書看報是他最大的樂趣所在。他的思想機器還在不停地運轉。
他在思索著。高樓清靜，幾乎沒有什麼雜音———只是偶爾聽見住在這幢樓里的一位著名女歌唱家練唱時飄來的甜美的歌聲。
他不斷把自己的思緒凝成文字。所幸他的手不抖不顫，仍能握管著文。雖然正在服刑期間的他，無法發表他的文稿，他卻還是在那裡寫作。
他的文稿，有些被人送上去，受到中央有關部門的重視，排印出來，在一定的範圍內分發。這些印出來的文章，除了標明作者陳伯達的名字外，沒有註明什麼單位印的，也沒註明印數和分發範圍。不過，印刷所用的是上好的道林紙，十六開，大字仿宋體排印，可以看出不是一般的機關所印，是在相當高的政治層次中分發。
我細閱了他的這些未曾公諸於世的文稿，開列若干文稿的題目和寫作年月，以供讀者了解他獨處高樓時在思索些什麼。
1981年1月，《試論一下日本的「生產率運動」》；1982年3月，《美日兩國壟斷資本的角逐和兩國的「精神危機」》；1982年5月22日，《求知難》；
1982年6月22日，《認識的漸變和突變———從『壇經』看中國佛學中的頓漸兩派》；1982年8月4日，《「黑格爾反對絕對……」》（讀書筆記）；1982年9月18日，《儒法兩家「其實卻是兄弟」（評四人幫雜記）》；1982年12月22日，《事物一分為二（讀書筆記三則）》；1983年3月23日，《「電子學革命」的公開戰秘密戰》；1983年，《〈石頭記〉里的一段公案———關於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的姻緣問題》；1983年9月，《試說社會主義農業的若干問題》；1983年12月初，《同痛苦轉變進行搏鬥———電子學革命問題雜綴》；1984年6月26日，《評美國人的兩本書———〈大趨勢〉和〈第三次浪潮〉》；……
他也寫了一些歷史事件的回憶。
他一般先寫草稿。從他的草稿上可以看出勾勾劃劃，刪刪改改，畫滿各種修改記號。改定之後，他再整整齊齊抄寫一遍。保持著以往的寫作習慣。
他用藍色圓珠筆，寫在北京市場上供應的那種綠格400字稿紙上。文末簽署的日期，一般指完成之日，並不意味著是這一天寫的。有的文章幾千字，也有不少文章上萬字。他寫的字跡清楚，容易辨認，簡體漢字中摻雜著許多繁體漢字。
陳伯達的這些新作，似乎缺乏他40年代作品的那股靈氣，那種犀利的文鋒，過多地引述經典著作，但是作為80老翁，思路還是頗為流暢的，觀點頗有見地。以上披露的他的手稿，都是在他從最高法庭的被告席上退下之後寫的。他的思想沒有停留在不斷的自我譴責或者頹廢鬱悶之中。他把目光從高樓投向遠處。正因為這樣，他連美國新著《大趨勢》、《第三次浪潮》都加以研討，加以評論。
陳伯達的近作，究竟是什麼樣的？我從他眾多的手稿中選出兩篇比較短小的，一篇是《求知難》，一篇是《〈石頭記〉里的一段公案———關於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的姻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