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2月19日，母親最後一次手術後，我們準備回到瑞士。醫生告訴我們，我母親也許做不到這一點。飛機在起飛或降落時，機艙內的氣壓變化會使得她的腸內某個多重閉合破裂，從而導致腹膜炎。醫生說，如果這樣的話，她在一個小時以內便會死於血毒症，然而，我們在拜訪了她的親密好友比利·威爾德和吉米·司徒華特之後，我們還是去了機場。
當我們就要上車時，應該是母親和康妮說再見的時候了。她們倆也都知道是時候了，但是她們也都知道應該怎樣來告別。她們吻別，就像不久就又能見面一樣。她們在草坪前站了一小會兒。儘管只有一小會兒，我還是十分欣賞她們兩個那種從容的優雅表現。
飛機爬升很慢，降落時也是十分平緩，以保證機艙內的氣壓儘可能地逐漸改變。我們必須在格陵蘭島加油，這使得危險無形中增加了兩倍。當飛機的輪子接觸到日內瓦的跑道時，母親輕聲說：「我們到家了」。我知道，這句話對她意味著什麼。這架私人飛機也許是我們體驗過的最有用的奢侈品。
我們在12月20日抵達瑞士。接下來的幾天里，我們集中精力準備馬上就要到來的聖誕節。我們得知，在瑞士，想在假期的時候找一位家庭醫生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於是我們找了貝蒂，她是一位很好的護士，她在色達斯-西奈醫療中心（Cedars-Sinai,美國一家著名的醫學研究中心）工作的時候曾經照顧過母親。我們請她回來並陪伴我們度過這個假期。這對於貝蒂和她的家庭來說，卻是個艱難的選擇。我記得，貝蒂的丈夫曾經來醫院看望我們。從他的眼光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已經決定讓貝蒂來這裡和我們一起。這是我們的第一個聖誕禮物:貝蒂一家把他們聖誕節的美好時光獻給了我們。
每天，我們都小心翼翼地陪同母親在「和平之邸」（La Paisible）的花園裡散步。「和平之邸」是母親在她生命的最後30年居住的地方。在拍完《龍鳳配》之後，我父母搬到了布爾根施托克。布爾根施托克是一個山頂小村，面對著瑞士的盧塞恩鎮。我就出生在盧塞恩鎮。但是那裡寒冷的冬季使得他們很快就打算在日內瓦湖畔另尋一個溫度適宜的居所。母親說，他們當時帶了三明治，把暖瓶里倒滿茶，乘坐火車從盧塞恩到洛桑去尋找房子，像郊遊一樣。她說她永遠忘不了第一次看到「和平之邸」的那一天。一位朋友曾經告訴過她，那所房子也許要被出售。所以她讓車停在房子的不遠處，站在車篷下觀看。那時正是春天。這所房子是一棟18世紀的農舍，周圍有兩英畝半的果樹。她看到的是滿眼的櫻桃花，房子就掩映在紅花綠樹之後。
她記得，看到這座房子，使她有一種蝴蝶在身體內飛舞的感覺。她覺得自己回到了家鄉。我非常感謝那些在她身體內飛舞的蝴蝶，它們使她對未來有了美好的期望。
我們家人通常在聖誕節團聚。今年更是這樣，因為這也許就是我們最後一次團聚了。母親不喜歡別人為她花費，她也不喜歡送別人華而不實的禮物。她通常會挑一些像鉛筆、橡皮、信箋這樣的小東西。有一次我送給她一個帶香味的蠟燭和一種有特殊香味的洗髮水，她非常喜歡。因為母親不能進食，她只能呆在樓上休息。我們決定取消聖誕大餐，可是弟弟盧卡堅持要維持節日的傳統。而母親也堅持說，她最不喜歡的就是感覺自己成為了我們的累贅和負擔。
在我們開始上學時，母親就停止了工作，因為我們在她拍片期間，只有進行很遠的旅行才能看到她。她認為，拍一部電影要花費兩到三個月的時間，這種分離時間太長了。因此她決定暫時停止工作來陪伴我們。她說，如果她當時選擇繼續工作，將可以掙到更多的錢。但是她所擁有的已經足夠今後我們不會有經濟上的問題。她常常說很高興沒有過度揮霍自己的形象，因為當她接受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工作後，公眾仍然對她感興趣。
因此，媒體對她正在幹什麼以及她在第三世界國家看到的和學到的都很感興趣。最令我們著迷的是，她從來不覺得自己是什麼特別的或者就應該被關注的人，儘管她已經並且正在受到關注。我妻子曾經陪伴她去參加過一次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宴會。我妻子形象地說，母親面對幾百名商人和女士在台上演講時看上去就像一片單薄的葉子。經過那麼多年以後，她還是像第一次上台那樣有點顫抖。她總是很小心，總想做到最好。她基本上是一個沒有安全感的人，這種渴望得到保護的感覺能夠使得每個人愛上她。這難道就是美麗的真諦？就像一隻小鹿在小溪邊喝水，突然小鹿抬起頭來，睜著無助驚恐的大眼睛四處張望，那就是美。她不知道自己的身材有多麼苗條纖細，不知道自己的動作是多麼優雅。她只是一隻小鹿，就像其他小鹿一樣。
我們還是像往常一樣舉行了聖誕晚餐，所有的親人和朋友都來了，母親沒有下樓。晚餐後，母親走下了樓。我們都聚在一起，彼此交換禮物。她沒辦法出去買禮物，於是就挑了一些舊禮物送我們：一條圍巾、一件毛線衫、一支蠟燭。這個場景很令人感動，也是最珍貴的。然後，她讀了一篇曾經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演講時用過的短文。這是幽默作家兼廣播電視名人薩姆·萊文森在他的孫女出生時寫給她的。大意是，由於他的年齡，無法看到孫女長成一位年輕女士的那天了，因此需要傳遞一些智慧給孫女。母親把這篇短文編輯成了一首詩，並且加了個標題為「永葆美麗的秘訣」。
儘管我們身在瑞士，但是母親患病的消息還是傳揚了出去，狗仔隊又開始出現在我們身旁。這就是雖然醫生並沒有告誡不能到外面去，母親也從不踏出家門一步的原因。狗仔隊們試圖通過籬笆，偷拍到母親在花園散步的鏡頭。他們甚至租了架直升飛機，不時從我們房子上空掠過，試圖拍攝到母親。第一次，他們成功了，我們不得不退回到房子裡面。這件事情激怒了母親。她每天在花園裡20分鐘的散步是她的精神支柱：新鮮的空氣、鄉村的味道、牛鈴聲、樹木在微風中搖晃、陽光透過樹枝穿破下午的薄霧，都是她所喜愛的。
有一次，我陪她散步，她指著那些樹木對我說哪幾棵明年應該修剪。「這棵樹未來幾年應該長得不錯，不過那些比較高大的杉樹需要修剪一下，否則那些較長的樹枝在冬天就承受不住雪的重量了。」這些樹木都有上百年歷史了，需要經常進行維護。以後的幾個月里，我遵從她的建議，很努力地維護這些樹木，這使我感到離她是那麼的近，就好像她仍然生活在這個家中一樣，這個家，對於她來說意味著許多。
晚飯後，我扶她上樓，談起了康復的問題。我在最後兩個月讀了許多有關精神康復和生存意志的書籍。因此我也意識到，對於母親來說，選擇堅強地生存下去是多麼困難的事情。命運能夠擊垮她嗎？我懷疑這一點。也許不能。但是本來內心就有悲哀的她也許因為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工作時的所見所聞而愈發增加了內心的痛苦。50年前，她曾經目睹年輕人們，她的朋友因為反抗德國佔領軍而被拉到阿納姆的街頭執行死刑。50年後，她同樣在目睹著這樣的不公平和痛苦，這種不公平和痛苦就發生在這個曾經發誓不會讓它們重演的世界上。
因此，我曾經要求她為了我們，為了我們的家庭好好生活。她說:「這很容易。只是我不知道如何把頂端和下層重新連接起來而已。」她的評論多麼的有意義。頂端和下層的隔閡有多長？是不是她胃裡的疾病正是她痛苦的內心與現實掙扎在身體上的反映？
1月20日是個普通的日子。由於病情加重，她一直在沉睡。在最後兩天，她每次只能清醒幾分鐘。在這天之前，麻醉師對她用了嗎啡。我問為什麼，醫生回答說，以她目前的狀況，不能確定先前使用的止痛藥是否有用，因此必須保證她不痛苦。
我幾乎是機械地問道:「有任何副作用嗎？」他直視著我的眼睛說，這可能再次縮短她的生命24小時左右。
我走進她的房間。我們都知道，母親就要離開我們了。周圍一切都是安靜的。一束溫和的金黃色的陽光照進來。我低頭看著她。她是那麼平靜安詳，以致我忘記了她是個病人。
我整夜都守著她。半夜時分，她醒了過來，躺在床上，看著遠處。我問她想要什麼和感覺如何，有沒有什麼想說的。我問她想念外婆嗎？她沒有回答。一會兒，我問她有沒有什麼遺憾的。她說：「沒有，我沒有遺憾，……我只是不明白為什麼有那麼多兒童在經受痛苦。」
這是她再次睡去前，說的最後的話。
看上去，她又在沉睡。可是，我感覺到了什麼。突然間有了這種感覺。我知道在那個時刻我應該做什麼。我坐在她床旁邊的椅子上，握住她的手，對她說我有多麼愛她。就在這張床上，當我還是小男孩時曾經在母親的懷裡度過夜晚。這張床曾經讓我覺得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然後，我感到這張床是那麼的小，沒有了母親，它是那麼的沒有意義。我告訴她，我知道她是多麼愛我們，我也知道現在她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