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斯（1795~1890），又稱德俾士等。英國人。他是一位中國通，18歲就到了廣州，在東印度公司任職。1816年作為英國使團隨員到過北京。1833年英國成立駐華商務監督署，被任命為商務監督。他對中國文化很有研究。戴維斯給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叫德庇時。晚年，他隱居布里斯特爾，潛心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1876年獲英國牛津大學榮譽博士學位。1890年去世，終年95歲，是享年最高的一位港督。一生著作不少，有《中國詩歌論》、《中國人：中華帝國及其居民概述》、《中國見聞錄》、《交戰時期及媾和以來的中國》等。
戴維斯雖是中國通，人稱精曉漢學的港督。但在任職期間因為登記戶口證，徵收地稅、專利稅、財產稅等繁瑣政令，被後來新聞媒體冠以歷史上最不受香港居民歡迎的總督之名。當然，這只是一種形容，戴維斯的後任也不見得就受到歡迎。
璞鼎查留給後任者的是一個亂攤子。戴維斯接任時，香港堪稱是問題成堆，法制鬆弛，秩序混亂，管理不善。然而，最為棘手的問題還是財政狀況。戴維斯離開倫敦赴任時，英國政府曾告訴他，為了維持這塊新的殖民地，政府每年都要花去大量的金錢；雖然香港一下子難以在財政方面做到自給自足，還必須由英國政府撥出資金，去維持香港駐軍的費用，但香港公務員的薪金、各項公共建築及其他方面的開支，則要由香港自身來承擔。英國的殖民地大臣也告訴他，璞鼎查未能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倫敦方面對此是很不滿意的。希望他不要重蹈覆轍，而要想辦法解決好香港的財政問題。
第二任戴維斯鴉片專賣開拓財源mngyjh
香港財政收入，最初以拍賣土地為主要來源，數量有限，入不敷出。據統計，1844年~1854年間，香港政府累計支出512804英鎊，年平均46618英鎊，而收入年平均23539英鎊，支出大於收入近一倍。如何增加財政收入，以減輕英國的沉重負擔，並逐步做到自給有餘，是港英當局在很長時期內面臨的重大課題。
義律在港時公示，香港為自由港。鴉片是香港早期轉口貨物的最大宗，從不課稅。島上消費所需煙土，視同一般貨物，最初任由商販經營，不受限制；港英當局照例向鋪戶收取規銀，但為數甚少。
1844年2月，英國殖民大臣斯坦利向戴維斯提議，課徵榷稅，增加港府收入，鴉片零售業首當其衝。同年6月，戴維斯函告斯坦利，擬向當地鴉片商販發售牌照，或實行包稅制，招華人承攬，使他充當港府「無可匹敵的最佳稅收人」。11月，立法局制定條例，決定向鴉片商販開徵牌照稅。法例規定，在香港水陸各處，「只准整箱販賣煙土」，但持有牌照者可零售整箱以下鴉片，牌照由總督核發；申請人一經批准並繳費若干，即享有上述特權；無照經營者處以500元以下罰款。12月，輔政司發布通告，進一步規定，鴉片零售業務，可由一人承攬，願者應向輔政司署報價，包稅權「以出最高價者得」。香港境內整箱以下鴉片零售業務，由此完全合法。1945年2月，港英當局又制定《零星包賣鴉片細則》，對開燈煙館設置地點、營業時間與交易方式等作了詳細規定，於是煙館也被置於法律保護之下。
1845年3月，英國人都爹利和馬丁?馬地遜根據上述法規，以每月710元的高價，向港英政府承攬了在港零售鴉片一年的特許權，香港其他鴉片商販均需向他們購買營業許可證，方可開鋪售煙。都爹利和馬丁?馬地遜成了香港最早的鴉片包稅人。都爹利和馬丁?馬地遜要保障其經營特權，維護其壟斷地位，必須有足夠的人力和必要的手段，來防止或阻止其他鴉片商號的侵越行為。他們感到力不從心，於當年6月合同屆滿前主動放棄包稅權。與此同時，戴維斯發覺上述法例中關於零售鴉片「以供消費」的規定，文字含混，無照煙販常詭稱其鴉片「用於出口，非供本埠消費」，繼續經營零售業務，從而損及鴉片包商的壟斷地位，影響包稅制度，減損政府收益。因此，立法局於同年7月制定當年第5號法例，除正式規定以拍賣或招標方式出售包稅權外，刪去了原法例中「以供消費」字樣，以保障包商利益，保護稅源。8月，買辦馮亞蒂?盧亞貴以每月1710元、為期一年的高價奪標。總計實行包稅制的頭兩年，港英當局假手鴉片包商輕而易舉地為香港歲入新增六千五百餘英鎊，約佔同期香港年收入的13.1％。鴉片包稅收入已成為僅次於售地收入的第二大項。
戴維斯滿意地向英倫政府報告：鴉片包稅是香港「歲入的最豐富的源泉」之一。1846年11月，新任殖民地部大臣格雷致函戴維斯，認為鴉片作為「消費品」，是「最合適的」收稅項目，他對香港實行的包稅制度表示首肯。這表明英國新政府在鴉片問題上將承襲上屆政府的政策。然而，實行包稅制後，香港鴉片總歸承包者「一家發賣，煙價索勒高昂」。三昌、麗源等10家商館聯名於1847年1月稟報香港當局，要求「撤散煙土公司」，由眾商各自「領牌販賣煙土煙膏」。英國大鴉片商吉布等也抱怨說，實行稅制後，香港鴉片零售價高於鄰近地區，一些中國煙販改由他處進貨，香港銷售量急劇下降，他們不得不為存放船上的鴉片支付水上保險金和每箱每月20先令的儲存費。另一方面，鴉片包商為維護特權，以查禁私煮私售鴉片為名，僱用偵探和武裝船艇搜查民居民船，干擾了當地貿易，使正處於不景氣狀態的香港經濟蒙上了更大的陰影。英國政府和洋商為此深感不安。戴維斯的鴉片包稅政策一時成為輿論界眾矢之的。1847年3月，英國議會成立對華商務關係特別委員會，進行調查後，認為只有最大限度地進行自由貿易，才能使香港繁榮，實行包稅制是「不明智之舉」。有鑒於此，戴維斯接受總巡理府希利爾的建議，於1847年7月決定，將現行壟斷經營制改為牌照制。牌照共分三類：零售整箱以下煙土者，月納規費30元；煮賣鴉片煙膏者月納20元；開設吸煙館者月納10元。牌照由巡理府向零售商直接發售，數量不限，有效期均為一年。
無稅港里鬧苛捐
香港一開埠，就宣布是無稅港口，但實際上香港內部稅例繁多。早期港督，就想出各種名目增加稅收。1844年7月，戴維斯上任不到兩個月，港英當局就陸續公布了《土地登記條例》、《公眾沽飲肆及售酒領照營業條例》以及《售鹽鴉片當押業拍賣商業牌照稅條例》，徵收土地稅、牌照稅，等等。
8月，港府在沒有徵詢任何方面意見的情況下，立法局通過一個人口登記法例，規定全島居民，不論華人、洋人，貧窮富貴，一律每年向港英政府總登記官辦理姓名、地址、職業登記一次，領取登記證。洋人一律收費每人5元，華人每人1元。法例公布後，立即遭到中外市民強烈反對。華人反對自然無足輕重，洋人反對，要麻煩得多。葉靈鳳先生有篇文章詳細介紹了這一事件的情況。
對於這樣一道法令，香港的英籍居民的反感是不難想像的。他們認為，他們的自尊心、民族的榮譽，以及個人的自由，都遭受了蹂躪，情形的惡劣比在廣州時期受清朝官吏的限制更甚。因此召開了一個居民大會討論此事。與會人士一致認為，這條納稅登記的法令，不僅對英國人苛酷無情，而且不符合英國立法傳統。全體英籍居民一致反對，並且組織了一個委員會，起草了一份意見書呈遞戴維斯。
事有湊巧，就在英國人呈送抗議文件這一天，港府憲報登出該法令的中文譯文，把人頭稅每年一次錯成每月一次。真是火上澆油，使已經沸騰的民憤更加劇烈。當時的《中國之友》評論說：「中國人向來逆來順受，慣於忍受任何敲榨。可是這次由於譯文的錯誤，使他們誤認為每月要將辛苦的收入繳納一半給政府，實在無法忍受，自然不免想起還是回國內的好。」
10月30日，香港的中國商人和工役全體罷市。商店都關了門，客運和貨物的船隻都停止開行，僕役和阿媽也罷了工，以致一切生意都停頓了。中國商人表示，如果政府11月1日實行徵收人頭稅，他們便全體離港。英籍商人也表示，如果政府堅持執行，他們決意遷回澳門去住。
戴維斯在各方面壓力下，被迫做出讓步。11月13日，立法局通過了人口登記修正案。首先，人口登記免除一切費用；其次，規定凡是公務人員、軍人、專業人士、商人、店員、廠主、房東，或每年收入達500元以上的人士，不論中國人外國人，一律豁免登記。只有那些貧苦大眾，收入微薄的居民，才必須辦理人口登記手續。修正案例於1845年1月1日正式生效。顯然，法例維護了英國人和富人的利益，廣大的貧苦中國居民仍然受到損害。
1846年，港英政府又發表布告，布告規定了通用貨幣及其相互比值。（一）西班牙本洋、墨西哥鷹洋、印度盧比及其破碎銀屑，中國通用銅錢，均為法定通用貨幣；（二）所有上述貨幣不論價值低昂，或屬於任何種類，或是否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