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三年（1554），帶著一腔憤懣，三十歲張憤青回到了家，說句實話，他選擇這個時候回家，實在是再合適不過了，因為此時朝廷正斗得你死我活，楊繼盛拚死上書，嚴嵩大施淫威，徐階左右逢源，一片腥風血雨，按照張居正的那個性格，想不卷進去都難。
不搞政治，又沒有其他娛樂方式，只好遊山玩水了，於是在那三年之中，張居正遊覽了許多名勝古迹，從西子湖畔到武當之巔，處處都留下了他的足跡，然而這一輪全國三年游不但沒有舒緩他的心情，卻使他發現了另一個問題。
原來人生可以如同地獄一般。在看過了無數百姓沿街乞討，賣兒賣女，只求能夠多吃一頓，多活一天的慘象後，張居正發出了這樣的長嘆。
從神童到秀才，再到舉人、進士、翰林，縱使有著這樣那樣的不快，但張居正的一生還是比較順利的，他不缺衣食，有學上，有官當。
而直到他遊歷各地，親眼目睹之後，才明白了這樣幾個真理，比如：一個人如果沒有土地，就沒有收入，沒有收入就沒有食物，沒有食物，就會開始變賣家產，從傢具、房子到老婆，孩子，到了賣無可賣，就會去扒樹皮，樹皮扒完了，就去吃觀音土，而觀音土無法消化，吃到最後，人就會死，死的時候肚子會脹得很高。
同時他還發現，原來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人不喜歡詩詞書畫，也沒有那麼多的憂傷哀愁，他們想要的只是一碗摻著沙子的米飯，對那些骨瘦如柴、眼凹深陷的饑民而言，一幅字畫是王羲之的還是懷素的，一點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張字畫紙夠不夠厚，方不方便消化。
在看到那些倒斃在街頭，無人理會也無人收拾的屍體時，他有時也會想，這些人生前是不是也有過妻子、丈夫、孩子，是不是也曾有過一個歡笑的生活，一個幸福的家。
就在張居正為此痛心疾首之時，一個冤家卻再次找上了門來。
這個人就是遼王，說起來，這實在是個缺心眼的傢伙，聽說張居正回來了，竟然主動找來，只為了一個目的——玩。
作為一個藩王，呆在荊州這麼個小地方，平時又不能走遠，只能搞點吃喝嫖賭，真是大大的沒趣，所以在他看來，張居正可謂是供消遣的最好人選。
這位仁兄還很健忘，他似乎不記得眼前這個玩伴的祖父曾被自己活活害死，而張居正則成為了玩具，被叫到王府，陪這位公子哥每天飲酒做詩，強顏歡笑。
在那些屈辱的日子裡，張居正默默忍受著這一切，與此同時，他又發現了這個世界的另一面：原來人生也可以如同天堂一般。
比如這位遼王，含著金鑰匙出生，豐衣足食卻依然不知足，魚肉著屬地的百姓，想用就用，想拿就拿，他要做人，百姓就得做牲口，他要瀟洒地去活，百姓就要痛苦地去死。
每當張居正結束應酬，離開豐盛的酒席，走出金碧輝煌的王府門口時，總能看到餓得奄奄一息的饑民和無家可歸只能睡大街的流浪者。
原來天堂和地獄只有一牆之隔。
這就是大明天下的真相，當無數的貧民受到壓榨，失去土地四處流浪的時候，高貴的大人們卻正思考著明天去何處遊玩，該作一首什麼樣的詩。
這些在官員們看來並不稀奇的場景卻深深地打動了張居正，因為他和大多數官員不同，他還有良心。
面對著那些乞求和無助的眼神，面對著路旁凍餓而死的屍骨，張居正再次確立了他的志向，一個最終堅持到底的志向——以天下為已任。
所謂以天下為已任，通俗點說就是把別人的事情當作自己的事情來辦。地球人都知道，卻似乎只有外星人辦得到。
幾百年前，一位叫亞當斯密的人在自己的家中寫下了一本書，名叫《國富論》，在這本被譽為經濟學史上最為偉大的著作中，亞當同志為我們指出了這樣一個真理——人天生，並將永遠，是自私的動物。
只要回家照照鏡子，你就會發現這個法則十分靠譜，試問有誰願意為了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去拼搏、奮鬥，付出自己的一切努力、心血乃至生命？順便說一句，沒準人家還不領你的情。
不是個傻子，也是精神病。相信這就是大多數人的回答，但問題在於，這樣的人確實是存在的，他們甘願犧牲自己的一切，只是為了別人的利益。
而這個特殊的群體，我們通常稱之為偉人，所以說偉人不是那麼容易乾的。
孔子應該算是眾多偉人中的一位，他的一生都致力於尋求真理，普及教育，當然，他並不是一個所謂「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他的言行自然也不是「心靈雞湯」或「勵志經典」，在我看來，他倒像是個「不可救藥的悲觀主義者」。
他流浪數十年，周遊四方，目睹了最為殘酷的屠殺與破壞，但他依然選擇了傳道，把希望與知識傳遞給更多的人，這無疑是一個偉大的行為，而他這樣做的真正原因決不是樂觀，而是——悲憫。
了解世界的黑暗與絕望，卻從不放棄，並以悲天憫人之心去關懷所有不幸的人。
這才是偉人之所以成為偉人的真正原因，這才是人類最為崇高的道德與情感。
張居正就是這樣一個偉人，他錦衣玉食，前途遠大，不會受凍，更不會挨餓，他可以選擇作一個安分守己的官僚，熬資歷混前途，最終名利雙收。
然而和那位騎著摩托車橫跨南美洲的格瓦拉醫生一樣，在見識了世上的不公與醜陋後，他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無比艱苦，卻無比光輝的道路。
在黑暗之中，張居正接過了前人的火把，成為了又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人。
所以我相信，即使這個世界十分陰晦，十分邪惡，即使它讓你痛不欲生，生不如死，但依然應該鼓起勇氣，勇敢地活下去。
所以我相信，希望是不會死去的。
嘉靖三十六年（1557），張居正回到了北京，此時的他已經脫胎換骨，他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也知道該如何去做。
如果單以智商而論，嘉靖年間的第一聰明人應該還輪不上徐階，因為從實際表現上看，張居正比他還要厲害得多。
在那年頭，想在朝廷混碗飯吃實在不易，為了生存，徐階裝了二十多年孫子，還要多方討好妥協，而張居正的表現卻讓所有的人大吃一驚。
這位年輕人雖然剛剛三十齣頭，且在不久之前還是個標準憤青，但在短短几年之間，他已經變成了一個喜怒不形於色，城府深不可測的政壇高手。當時徐階已與嚴嵩公開對立，除了個把膽子大的，沒人敢與徐階公開接觸，唯恐被嚴黨當作敵人幹掉。即使像吳時來、鄒應龍這樣的死黨，每次找徐階都是趁著夜裡，悄悄地進府，打槍的不要。
唯一的例外就是張居正，他總是白天來，還喜歡坐官轎，高聲通報，似乎唯恐人家不知道他和徐階的關係，甚至在朝堂上，他也敢公開和徐階交頭接耳。
而更為奇怪的是，對於這一幕幕景象，嚴嵩及其黨羽卻不感到絲毫奇怪，也不把他當作對手，因為張居正和他們這邊的關係也不錯，雖然沒有深交，卻也經常走動。
即使在我們普通人看來，張居正的行為也無疑是典型的兩面派，但在當時，連精得腦袋冒煙的嚴嵩都認為，這位張翰林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從不結黨，坦坦蕩蕩。
明明是徐黨，明明是耍手段，那麼多人都看著，就是看不穿。在長達四十餘年的嘉靖朝中，這是最讓人莫名其妙的一幕。
而對此怪象，唯一合理的解釋是：張居正是個超級能人。在他的身上，有著一種可怕的政治天賦。即使在最為險惡的政治環境中，他也能夠進退自如，在交戰雙方的槍林彈雨中遊刃有餘，如此絕技，估計連國際紅十字會也望塵莫及。
所以在那幾年裡，雖然外面你死我活，血流成河，張居正卻穩如泰山，安然無恙。
可你要是由此認為他安分守己，那就錯了。
在徐黨中，張居正大概是最為激進的一個，經常在徐階面前喊打喊殺，大有與嚴嵩不共戴天的氣勢。
然而徐階只是微笑，他安排吳時來、董傳策、張翀試探嚴嵩，命令鄒應龍彈劾嚴世藩，但張居正這顆棋子，他卻從未動過。因為他很清楚，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人，而現在，還不是讓他上場的時候。
事實上，張居正不但沒有出場的機會，連官都升得慢，嘉靖二十六年的進士，一轉眼都十多年了，還是個正七品編修，連楊繼盛都不如。
對此張居正也想不通，怎麼說自己跟的也是朝廷的第二號人物，進步得如此之慢，實在有點說不過去。
但當兩年之後，他聽到那道任職命令之時，所有的抱怨頓時煙消雲散，他終於知道了徐階的良苦用心。
嘉靖三十九年（1560），翰林院編修張居正因工作勤奮努力，考核優異，升任右春坊右中允，兼管國子監司業。
右春坊右中允和國子監司業都是六品官，看上去無足輕重，也不起眼，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