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許多事情似乎都是有預兆的。
「9·13」事件後，周恩來處理林彪出逃事件，乾淨利落，有章法有策略，迅速穩定了形勢。就在這期間，毛澤東的身體健康狀況發生了一次突變。
事情的起因是為了游泳。這年夏天，毛澤東南行，為廬山會議後他與林彪的鬥爭作思想和組織上的安排。他曾帶著護士長吳旭君及身邊工作人員，驅車「躍上蔥英四百旋」，來到廬山上的游泳池。他大汗淋漓，卻出人意外地發出號召：「我們游泳吧，大家都游。」
當時吳旭君已經由於長期勞累過度而患了心臟病。據她回憶，上廬山後她的心跳已達每分鐘130下左右。她說：「哎呀，主席，出這麼一身汗，馬上游泳不行。」
「怎麼不行？我這麼大年紀了都行，你們怎麼不行？」毛澤東堅持說：「大家都得下水。」
吳旭君說：「我心跳得厲害，主席，我真不敢馬上游啊。」
毛澤東認真望住他的護士長：「怎麼，你怕死？」他接著指指自己的鼻子：「我這個人不伯死。」
無疑，在毛澤東的胸中又一次激蕩起「大決戰」的慷慨激烈之情。這種壯懷激烈，曾令歷史生輝地表現在與國民黨蔣介石，與日本人和美國人，以及抗衡「兩霸」的決戰與鬥爭中。遺憾的是，也曾表現在第一次「廬山會議」與彭德懷的「鬥爭」中。那時他曾激烈地說：「如果解放軍跟你彭德懷走，我毛澤東就上山打游擊！」
這一次「廬山會議」同林彪的鬥爭，遠不象上次與彭德懷的「鬥爭」。毛澤東深明這一點。他公開不點林彪，但點了他的總參謀長：我就不信你黃永勝調得動軍隊去跟你幹壞事！
毛澤東這一次的游泳，實在是與政治上的風浪有關，那一腔激烈之情借游泳噴涌而出。
吳旭君妥協了：「主席，我不是怕死。我身體確實不適，要游，我得套救生圈。」
「那好，你就用救生圈。」毛澤東點頭認可。雙方互作妥協而形成「協議」。就這樣，帶著一身大汗，毛澤東和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跳進了游泳池。
這次游泳後，毛澤東有點感冒，他像過去一樣，小病小災不肯用藥，鍛煉抵抗力，挺挺就可以過去。然而，年齡不饒人。感冒似乎挺過去了，長期吸煙造成的氣管炎卻因此發作，拖下來始終不愈。氣管炎對60歲以上人是很具威脅性的，入秋後往往會誘發各種大病。輕則高燒不退，重則引起其他器官發生毛病。
偏偏這年一入秋，失敗了的林彪不肯改錯而選擇了出逃。這件事對毛澤東打擊很大，幾天睡不好覺，大量吸煙又大量吃安眠，葯，本來久病未愈的身體受到了「雪上加霜」
的損壞。在尼克松訪華前夕，突然休克；雖然很快喚醒．但身體明顯垮下來，搶救中使用了大量的抗生素。
值得慶幸的是有出類拔萃又忠心耿耿的周恩來，全國照樣「抓革命，促生產」，政府機構照樣繼續運轉。至此，毛澤東不得不把周恩來作為他首先倚重和必須依靠的同事戰友。
從表面看，周恩來現在的位置僅僅是在毛澤東之下了，這同位居林彪之後的情形就大不相同。林彪作副統帥時，可以假傳「聖旨」向周恩來提出這樣那樣的建議和要求，而總理有什麼大事向主席彙報也不能繞過林彪。現在似乎情況大改觀，辦各種事要簡單多了。
其實不然。「中央文革」仍在，並且參與一切重大決策。況且，毛澤東對「中央文革」—幫人，總的來說還是保護的態度；有批評有支持，基本態度是不許否定。
總理處境的艱難很快便明顯化了。尼克松訪華，為《中美聯合公報》一事，「中央文革」一幫人在中南海批了總理12天，說他沒及時向主席彙報，「是李鴻章」，「賣國主義」。
那段時間，總理心情很不好；神情鬱悒，落落寡歡。但以他一貫的精神和作風，從不肯發泄一點怨懣或牢騷，默默地全悶回心裡去。為了顧全黨和國家的大局，委屈、憂鬱和憤懣全留給自己去悄悄「消化」，這種無聲的消化是最容易致癌的「黃曲霉菌」。
當時，康生已經患了膀胱癌。他是黨中央副主席，所有主治醫生會診、治療以及生活安排，都須周恩來親自主持過問。每當忙完國家的大事小事，周恩來總要設法抽出點時間，拖著疲憊的身子去看望他。
在周恩來的真誠和熱情面前，康生不得不表示一定的禮貌。但是。他的思想、性格、品質以及經歷都與周恩來完全不同，這就決定了他們之間不可彌合的感情距離。
每次見面．康生那莫測高深的毫無生氣的平板面孔，他那陰森森的目光總使人產生一種不舒服的感覺。這個人大概一生沒有什麼真正的知心朋友。秦檜比他壞，但據說秦檜也有仨朋友；他沒像秦檜那樣賣國，但誰也無法跟他親近。他那瘦長的皮包骨頭的身體，整個給人一種棒子的感覺。他喜歡自詡為一把劍，但人們都感覺他是很大馬棒。
他有許多同黨和爪牙，但同黨爪牙不是朋友；或者趨炎附勢，或者投機鑽營，或者利害關係一致。正像人們常說的：只有一致的利益，沒有不變的友誼。
他一生造了多少冤獄，迫害了多少好乾部？沒有哪個能講清。就是對林彪、江青、陳伯達、張春橋這樣的「戰友」，他的態度也不例外。比如1975年8月，病入膏肓的康生把替毛澤東作聯絡工作的王海蓉、唐聞生叫到病床前，要她們向毛澤東報告：江青、張春橋歷史上都是叛徒。並提出證明人。之後4個月不到，康生死去。有些《傳記》作品認為這是他「靈機一動」的最後「投機」，是因為發現毛澤東已經警惕江青一夥手伸得太長，而江青註定要完蛋。這種說法還不準確全面，甚至牽強。也許有這種因素？但不該忘記，康生本質上就是懷疑狂，偏執狂，迫害狂。他早不說晚不說，臨死留下「江青和張春橋歷史上都是叛徒」的話，有其策略上的考慮。整個「文化大革命」他是高級「顧問」，他明白在打倒「劉鄧陶」及一大批老幹部的時候，出於策略不能動江青、張春橋。就是同林彪「鬥爭」時，這些人的力量也須借重。臨死時，他自然不願留下「歷史的遺憾」，敵對的「分子」他已費盡心機全打倒，沒什麼對手要打了，他的最後一棒就毫不猶豫毫不客氣地打在同黨的頭上。
他希望歷史為他重重寫一筆「劍與火的化身」，希望留個「戰鬥的一生，不妥協的一生」。結果呢？留下的只是「棒子與血水」的魔鬼形象，是懷疑狂、偏執狂、迫害狂的化身。
生活中這樣的病態人物不是絕無僅有，康生不過是集大成的典型而已。
這樣一個「狂」人，對總理能為善嗎？俗話說，沒有不透風的牆。有次醫務人員悄悄對我說：「衛士長，叫總理少來看他吧。」
「怎麼了？」我問。
「每次總理前腳走，康生就在後面罵……」小護士像個受驚的兔子一樣朝身後左右瞄了幾眼。
「罵什麼？」我也朝四周警惕張望，聲音壓得很低。
「他、他，」小護士那副緊張害怕又按捺不住的複雜表情至今還活靈活現在我腦中，「他說……周恩來政治上跟我是不一致的。還說……這個人就是右。」
我當時又氣憤又擔憂，周恩來剛從康生病房裡出來，我就跟上去小聲說；「總理，有個情況必須向你彙報……上車我再說。」
坐上「紅旗」車，總理按起隔音的玻璃板，然後問：「什麼情況？」
「總理，康生在背後亂議論你呢，說你政治上跟他不一致，就是右。」我憤憤地報告，「你每天去看望，人家並不歡迎你，還理他幹什麼？不去了！」
周恩來坦然一笑，把身體仰靠到座椅上，淡淡地關照一句：「你們不許亂議論，搞自由主義不好。」
他仍然堅持去看康生，好象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並且一句議論康生的話也沒講過。
就在這件事後的一個月，就是1972年的5月，周恩來也被查出患了膀胱癌。
康生的膀胱癌，對中央各首長的保健醫生們或大或小都是個警惕的信號。因為膀骯癌比較特殊，如果腫瘤不是長在膀胱的進出口處，患者沒有感覺，很難早期發現。所有保健工作人員，一般都要注意保健對象的飲食起居有何變化，捕捉可疑的蛛絲馬跡。
由於膀胱癌早期患者無感覺，不會在飲食起居上發生變化，所以全靠化驗數據來判斷了。
按照保健工作的常規，對中央領導要每月化驗一次便尿及痰。
年5月11日，我將總理的尿樣通過護士交給了保健醫生張佐良。他是總理的第三任保健醫生。第一任是周尚珏，後來調到北京醫院任內科主任，第二任叫卞志強，後任中日友好醫院院長。張佐良是1965年8月調到周恩來身邊工作，來了不到一年就趕上「文化大革命」；總理忙得不可開交，他也忙得廢寢忘食。
尿樣一拿到，張醫生馬上化驗，發現了三四個紅血球。據說男性老人，尿里有一兩個紅血球還算正常的，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