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儘快融入日本社會，鄧麗君不斷努力，不過要適應迥異於台港的日本音樂界並不是那麼輕而易舉的事。出道之初，為宣傳新歌，鄧麗君常常到地方上的夜總會唱歌。當時的日本正是青春偶像歌手的全盛時期，整個歌壇籠罩著一種矯揉造作的風氣。那些來日本發展的外國歌手，為迎合市場需要，也不得不走日本式的偶像路線，身著綴滿花邊的迷你裙、穿上純白的襪子、別上蝴蝶結，擺出一種小女孩的姿態邊唱邊舞。陳美齡就是以這種方式走紅日本的。
「我已經過了十八歲，是個大人了，恐怕不適合再去做青春偶像了。而且青春偶像和我的個性也不符，我只會唱歌，要我在舞台上載歌載舞，到時候恐怕我只會記得跳舞，忘了歌唱。」鄧麗君對記者這樣說。
一直以來，鄧麗君在舞台上都是用自己的心在唱歌，她熱情、投入地把自己真誠的歌聲帶給了觀眾。如果為了討好觀眾就竭力模仿與自己性情不同的他人，鄧麗君就會失去自己的。她的目標是做個唱片歌手，而不僅僅是轉瞬即逝的青春偶像。鄧麗君拒絕媚俗，追求自己的目標，當然是建立在實力的基礎之上的。正因為有著鮮明的個性，鄧麗君才能在日本大放異彩。她那自然樂觀的態度、優美溫柔的歌聲，很快就打動了日本人，從而在他們的心目中成了比少女歌星更有魅力的偶像。
雖然鄧麗君儘力保持自己的風格，但身在日本歌壇，她或多或少都有些改變，這不單單是指歌藝的提高。她也要適應日本歌壇的現實狀況。「為了融入日本演藝圈，她好像拚命打扮得很華麗似的。」台灣的一些留學生經常提出這樣的問題。 他們說她上日本電視時的服裝與他們平常看到的打扮實在是有點不同。一位在日本呆過很長時間的台灣人也曾經說：「在日本，她是標標準準的『泰麗莎·鄧』，而鄧麗君在台灣給人的印象卻很普通，是鄰家姊姊那種類型的……參加紅白歌合唱戰時的服裝最怪異，好像極盡能事地華麗一般。」尤其是在日本走紅後，鄧麗君對日本歌迷總有一種感激與尊敬參半的心情。因此，日後到日本工作和演出的時候，她都是以一種特別符合日本口味的演藝人員身份出現的，尤其是在服裝上。畢竟，這曾是她傾灑最多心血的地方，同時也是她立足世界歌壇的關鍵所在。由此，鄧麗君對日本的感情很複雜，包含著太多的酸甜苦辣和無言的落寞哀愁。也正因為如此，許多的日本人由衷地敬佩和崇拜鄧麗君，但他們都認為自己知道的只是泰麗莎·鄧，而無法真正進入鄧麗君的世界。
日本歌壇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嚴酷。
「起初鄧麗君在日本的生活很苦。」鄧麗君的弟弟鄧長禧指出。日本唱片公司先是安排她學日文和新的歌唱技巧，但為了打開知名度，公司還給她安排了一連串的宣傳活動。「日本人做事一個蘿蔔一個坑，早上十點半接受訪問，十二點吃中飯，下午一點坐電車……什麼時間都不浪費。」
「宣傳」在日本樂壇是極為重要的策略，娛樂公司和唱片公司幾乎把宣傳視為生命，當然，他們選擇歌手的苛刻是不容置疑的。「全國縱斷」和「打歌」是常用的宣傳時段。
日本歌星發片時常用「全國縱斷」的宣傳手法。也就是在三個月內，歌星踏遍北海道、九州、四國及本島各地作全國巡演。由於鄧麗君的歌迷的年齡層不均勻，有老有少，因此她不能像山口百惠等明星一樣在暑假期間巡演。鄧麗君忙碌的巡迴表演，是在每年尾牙前後。每逢鄧麗君有新歌推出，她就得在日本全國旅行，而且是在短短的一個月、有時是三個月的宣傳期間，就走遍了日本。從九州到北海道，到處都有鄧麗君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足跡。在日本她就是這樣馬不停蹄地四處奔波，宣傳唱片、接受採訪、登台表演、出席晚會，各種場合都得出現。這種密集的宣傳方式曾經讓鄧麗君大呼吃不消：「坐飛機起起落落，睡不安穩，有時下飛機，就要去趕場，連飯店都沒時間進，還不如坐火車可以舒服睡一覺。」
「打歌」是一種非常費力而枯燥的事情，即在一定時段內只唱一首歌、重複地唱同一首歌。鄧麗君在每有一張新歌問世時，唱片公司便給她至少三個月的時間，讓她每天不停地反覆唱這一首歌。不論是上電視還是現場表演，就只唱這一首歌，並且服飾、髮型等打扮也都一樣，以使歌手的形象和新歌融為一體，深植於觀眾心中。鄧麗君對這種方式還比較贊同，因為這種在三四個月里反覆唱一首的做法，正好讓她有功夫和耐心打磨一首歌，包括那陌生的歌詞的發音和表達。
時日久了，鄧麗君還是喜歡這種固定的「打歌」方式，她向來是不惜在歌藝上付出的。關鍵的是，「打歌」只是一種給的時間長而實際佔用的並不多，因為它要密切配合其他的宣傳手段，包括「全國縱斷」。
姚厚笙回憶鄧麗君當時在日本的情景時說：「她回台北，我見到她時，覺得她在日本的生活壓力很大。她倒是什麼也沒說，不過我們工作人員看得出來。日本有專屬的化妝師和跟班，責任分擔嚴明，許多人為她工作，也因此會讓她覺得自己一定得出頭不可。在日本，還沒走紅前，歌星、作曲家與作詞者的關係似乎是固定的，這點跟台灣也不同。她就曾說過自己沒有選曲的自由。」出單曲時，鄧麗君會寄唱片給姚厚笙，有時也寄一些日本流行歌手的唱片給姚厚笙，不過她卻從來沒有給他寫過信。於是有一次姚厚笙便問她是不是真的忙到都沒時間寫信了，「『我字寫得不好……』她小聲告訴我。她的字的確很難辨讀，因為從小忙著演唱，所以沒有好好念書。」
在日本密集而忙碌的工作，曾經讓鄧麗君累出了病。1977年的時候，鄧麗君長期以來一直忽略的頭痛病越來越嚴重，去醫院檢查後才發現，她額頭中央的大腦前長了一個小肉瘤。醫生表示，幸而在沒有惡化前及早發現。鄧麗君因而如願治療，頭上縫了好多針。那段時間，常見鄧麗君額頭上纏著頭巾，她說：「頭巾不是為了流行，而是為了要遮住疤痕！」
鄧麗君在日本的演出活動和表演日程，全部都是由與她簽有專屬歌星合約的寶麗多唱片公司安排，演出的收入也全歸寶麗多。鄧麗君時刻需要按照公司的安排行事，依約履行，不得有異議，更不能隨便耽誤工作進程。鄧麗君在日本的收入與公司的收入沒有任何關係，因為她當時在日本拿的都是寶麗多的固定月薪。
而公司全力打造她的各項支出都是有詳細的預算的，並嚴格規定幾乎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超出預算。
寶麗多公司把鄧麗君的工作時間安排得非常緊湊，鄧麗君的整個人、整個心幾乎都交給了公司，一個月就只有四天休假。工作時，鄧麗君常得一個星期趕五、六班飛機，使她疲憊不堪。每逢假日的時候，鄧麗君總是睡到下午兩三點鐘，然後開著白色小金龜車，帶著鄧媽媽出門購物。除此之外，她還常常看電影，尤其是愛情文藝片。她平均每月看三部電影，時常是一天連趕兩場。不過，由於日文字幕是從上至下的，鄧麗君看起來很不舒服，她的「妙招」是以聽聲音代替看字幕，這樣還能訓練日語能力呢。
第一次到日本時，鄧麗君和隨身照顧她的鄧媽媽住在旅店裡。但因為她吃不慣旅店生生冷冷的日本菜，所以不到一個月就瘦了幾公斤。唱片公司知道後，嚇了一跳，於是趕緊給她換房子，讓她搬到附近有華僑的住宅區。鄧麗君搬進了位於明治通和表參道十字路口的佔美大廈，是東京數一數二的高級社區。新居附近的社區被稱為「日本香榭麗舍」或「小巴黎」，因為旁邊有許多富有法國風情的露天咖啡座以及許多高級服裝店。空閑的時候，鄧麗君會和鄧媽媽來這裡逛逛，或者就躲在家裡看書練歌。而且，鄧麗君可以吃到美味可口的飯菜，因為新房子里有廚房，鄧媽媽經常親自下廚，給女兒增補營養。
陪著女兒做「星媽」的趙素桂在日本可不比女兒輕鬆。一來因為年紀大了，經不起像鄧麗君那樣天南地北的折騰，二來語言不通，出門就更不方便了。因此，鄧媽媽在日本一般是呆在家裡。可呆在家裡也有苦楚，許多人追鄧麗君都追到家裡來了。遇到有人打電話，鄧媽媽就只好把她學會的里兩句日語拿出來了，一句是「等一等」，一句是「不在家」，好在這兩句妙用無窮，可視鄧麗君在家不在家靈活運用。其他的日語鄧媽媽就不會講了，也聽不懂人家講什麼，因此，沒事的時候就不單獨出門。
鄧樞也是很體會女兒在日本的緊張生活的。有一年，他曾到日本探望女兒，他回來就說，下次再讓他去，他說什麼也不去了。那種隨身監護的生活就交給他老伴去管了，他可要呆在台北。那時寶麗多公司非常殷勤，特地派公司人員招待他遊覽觀光，這還可以。但跟隨鄧麗君一起到日本各地巡迴演出時，就受不了了。只記得一會兒下飛機，一會兒再上飛機，忙得團團轉，哪有什麼心情和興趣欣賞風景呀！
雖然鄧麗君在日本的生活非常緊張，但由於日本歌壇制度健全，尤其是唱片業運作很有效率，因此，鄧麗君只要專心唱歌，其他的都不必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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