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現代東京標誌的330米最高建築——東京塔，隱沒在早春的晨霧中。
已經76歲的作家巴金站在他下榻的旅館樓陽台上，俯瞰這座亞洲最高的電視塔，心裡充滿了激動。如今是1980年4月，早春的東京和上海大不相同。天氣似乎要比上海冷一點，不過他發現遠方隱藏在市郊的層層櫻花林，已經吐出了淡淡綠意。櫻花也即將開放了，他和他率領的中國作家代表團就是選在這春色漸濃的時節，來到了這讓他青年時期就如痴如醉的國家訪問。
在過去的一年裡巴金的譯作《往事與隨想》第一冊出版了。10月里他再次從黃浦江畔飛到北京，出席在那裡舉行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老人的威望正在悄悄提高，巴金同時被選為中國文聯副主席和中國作協第一副主席。也是在這次大會的閉幕會上。他聽到周揚在報告中竟然說了這樣的話：「巴金是現代文學史上以魯迅為代表的文學巨匠之一。……」對於這樣的評價，巴金心裡有點吃驚，雖然他知道周揚的講話並非代表個人，而是代表組織，然而老人仍然對於「巨匠」的稱謂感到有些不敢承受。可是，這樣的評價畢竟是現實，一個任何人都悄得不承認和接受的現實。
真是喜事接連而至，巴金返回上海後，發現在二樓書房的書桌上放著一捆剛剛從香港寄來的新書。老人急忙打開一看，竟然是他《隨想錄》的第一本集子，由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出版了。在巴金看來這本集子要比一千個稱號都重要。因為這才是他晚年心儀的工程之一。在年末歲尾，巴金的《爝火集》也出版了。有那麼多新書放在他的書房裡，給這本來排滿書刊的二樓上，平添了一股淡淡的喜氣。
1980年春節過後，巴金就出訪日本。
日本留給巴金心中留下的當然不都是好印象。戰前他是從書刊和自己長輩口中，了解這一衣帶水的鄰國。後來風華正茂的巴金終於來到了日本，那時他為什麼要一個人隻身離開戰時的上海，出現在這陌生的日本呢？
巴金是這樣回顧往事的：「我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下旬到橫濱的。我怎樣到日本去，在最近修改過的《關於〈長生塔〉》這篇文章里已經講過了。至於為什麼要去日本？唯一的理由是學習日文。我十六、七歲時，就在成都學過日文。我兩個叔父在光緒時期留學日本，回國以後常常談起那邊的生活。我們對一些新奇事物也頗感興趣。後來我讀到魯迅、夏丐尊他們翻譯的日本小說，對日本文學發生愛好，又開始自學日文，或者請懂日語的朋友教我認一些單字，學幾句普通的對話，時學時輟，連入門也談不上。……」
橫濱，是巴金第一次來日本首先接觸的城市。他在事隔40多年後，仍在腦際中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橫濱很像中國北方的海港。戰亂中的橫濱一派混亂，冬天的海邊沒有任何景緻，海水混濁而昏黃。大批日本兵正在那裡等待渡海。巴金做夢也沒有想到小時候幻想的日本竟然是眼前這種模樣。那時他真想馬上回到上海去，可是當他想起此行是為著一種理想和追求而來，巴金就毅然地咬緊了牙關，在這裡堅持下去了。
「我寫作，一不是為了謀生，二不是為了出名，……我開始寫小說，只是為了尋找出路，我寫作就是為著和敵人戰鬥！」這是十年浩劫後巴金第二次率中國作家代表團出訪。他如今確實已經從陰影中走出來了，此行與其說是一種中日間的文化交流活動，不如說是巴金晚年的一次精神寄託。他知道自己在日本同樣擁有許多讀者，這些人儘管是通過日文譯本在了解他的作品，可是，巴金知道文學是沒有國界的。40年前他剛來到日本的時候，他的長篇小說《家》，還沒有流傳到這扶桑之國。而今這裡的老年和青年讀者們早已了解中國的巴金，他在早春4月來到東京，剛從羽田機場出來就受到了日本青年的歡迎。那麼多陌生的笑臉，那麼多艷麗的鮮花，讓巴金忽然發現他是落在了一片友誼的海洋中。
在經歷非人折磨的昨天之後，如今的巴金忽然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經歷一個新的轉折。他不明白人的命運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波折。他喜歡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現戲劇性的轉折，然而他沒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會成為人間戲劇的主角。日本人對於來自上海的巴金竟會表現出那麼大的熱情，而且他看出日本讀者對自己的感情並不是故意裝出來的。
「我是一個不善於講話的人，極少發表演說，今天破例在這裡講話，只是為了報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講友情絕不是使用外交辭令，我在這個詞里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帶子把我們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拴在一起。想到日本朋友，我無法制止我的激動，我欠了你們一筆友誼的債。我不會忘記『四人幫』對我橫加迫害、要使我『自行消亡』的時候，日本朋友經常詢問我的情況，關心我的安全。而我在被迫與世隔絕的十年中也常常想起同你們在一起度過的愉快日子，從這些回憶中得到安慰。今天我們又在一起歡聚了，我的興奮和歡欣你們是想得到的。"巴金走上了講壇。他以這種特殊的直率發表了開場白。大廳里所有日本讀者都洗耳恭聽，他們以為大作家巴金定會故弄玄虛地發表一篇宏談大論，卻沒想他的講話如此簡單明了，又是那麼謙虛平和。也許正因為巴金的誠實，大廳里忽然爆發出一陣掌聲。
「我不是文學家，但是我寫作了五十多年。每個人從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學。我從小就喜歡讀小說，有時甚至廢寢忘食，但不是為了學習，而是拿它們消遣。我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成為小說家。我開始寫小說，只是為了找尋出路。在我即將出版的《選集》中，第一卷中選了我在日本寫的短篇小說《鬼》，它使我回憶起一些事情，我找出我的短篇集《神·鬼·人》，把另外的兩篇也讀了。這三個短篇都是當年我在日本寫成的。前兩篇寫於橫濱，後一篇是我遷到東京以後四月上旬某一天的親身經歷。」巴金到達東京以後，曾出席過無數次歡迎活動和讀者座談會。特別讓他興奮和難忘的是，出席東京朝日講堂的講演時，他首次當著日本讀者發表的《文學生活五十年》。巴金是以真誠與坦率的性格向日本讀者暢談他已經走過的漫長文學之路。他面對黑壓壓聽眾說道：「來日本前我在北平住了好幾個月，先在沈從文家裡作客，後來章靳以租了房子辦《文學季刊》，邀我同住，我就搬到三座門大街十四號去了。我認識曹禺，就是靳以介紹的。曹禺在清華大學作研究生，春假期間他和同學們到日本旅行。他回來在三座門大街談起日本的一些情況，引起我到日本看看的興趣。這年七月我從北平回到上海，同吳朗西、伍禪他們談起，他們主張我住在日本朋友家裡，認為這樣學習日文比較方便。正好他們過去在東京念書時有一個熟人姓武田，這時在橫濱高等商業學校教中國語，他可能有條件接待我。吳朗西便寫了一封信給武田，問他願意不願意在家裡接待一個叫黎德瑞的中國人，還說黎是書店職員，想到日本學習日文，不久回信來了，他歡迎我到他們家作客。於是我十一月到了橫濱。」
如煙往事早已在巴金的心海中沉澱。他似乎在極力從記憶深井裡搜尋日本橫濱的點點滴滴。他記得當年是以黎德瑞的化名踏上這片陌生土地的，那位經吳朗西引薦的日本人武田，親自把他從橫濱港接到自己家裡。武田一家人的音容笑貌時至今日仍歷歷在目。巴金的頭腦中不僅有笑臉，也有揮之不去的陰暗，日本警察對他的到來始終虎視眈眈，有時在大清早闖進武田家裡審查和盤問他。日本警察那可怖的眼睛在巴金心裡打下了烙印，他常常把橫濱的警察與正在中國東北橫行的關東軍聯繫在一起。也許正由於這兩個印象在巴金心裡起了作用，所以才促使這位想學日語的中國作家在橫濱寫的第一個短篇小說《神》里，再現了可惡的日本敗類影子。當然，巴金寫作並不完全為揭露人間陰暗面，他所有作品都是為著展示人類的光明。所以他也描寫了武田家生活和他那修建在橫濱本牧町山上的「精緻小木屋」。
「大家也許都知道，我的小說《神》中的長谷川君，就是生活里的武田君。我把長谷川寫成『一個公司職員，辦的是筆墨上的事』，唯一的原因是：萬一武田君看到我的小說，他也不會相信長谷川就是他自己。這說明武田君是個十分老實的人。我的朋友認識武田的時候，他還不是信佛念經的人。這樣的發現對我是一個意外。」在另一次讀者座談會上，巴金回憶了他當年在日本的寫作情況：「我對他那種迷信很有反感，就用他的言行作為小說的題材，我一面寫一面觀察。我住在他家裡觀察他、描寫他，困難不大。只是我得留心不讓他知道我是作家，不能露出破綻，否則會引起麻煩。他不在家時，我可以放心地寫，不過也不能讓小孩覺察出來。因此我坐在寫字桌前，手邊總是放一本書，要是有人推門進屋，我馬上用書蓋在稿紙上面。但到了夜間他不休止地念經的時候，我就不怕有人進來打擾了。」
日本讀者的掌聲幾次打斷了巴金的講演。老人發現日本讀者不論男女老少，都對他的講演報以真誠的讚許，也許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