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車沿著一條熟悉的鐵路向北方飛馳。
巴金坐在飛駛的列車窗口，眺望著從車窗前疾掠而去的山川、田疇和一排排在春風中返青的林莽。江南碧綠的原野從老人眼前迅速變幻成北方尚未吐綠的大地。時光已是1978年的5月。
巴金又來到北京。
這已是他「文革」後第三次赴京了，古老而雄偉的京城，對於巴金來說始終是魂牽夢繞的地方。自1966年6月他在這裡參與亞非作家緊急會議回上海後，眨眼就十一年光景了。這期間巴金失去了自由，他始終沒有機會走出上海，北京當然就成了他心儀的所在。1977年10月，巴金忽然得到上級的通知，要他隨上海人民代表團，前往首都北京參加毛澤東紀念堂的開館活動。他為隨團赴京瞻仰毛澤東的遺容而倍感振奮。
這是巴金在撥亂反正後第一次來到北京。古都久違了，然而，北京的金秋仍然讓老作家心往神馳。因為這裡有許多文壇上的友人，也留有巴金難忘的記憶。毛澤東發動的「文革」雖然給他帶來了災難，然而在這位作家的心裡，始終沒有改變對這位偉人的敬仰。在紀念堂里巴金面對巨人的遺體，長時間的凝思著。歷史煙雲似乎在那一剎間在他的腦際里翻騰，又在他的頭腦里定格。那些他親身經歷的歷史，就構成了巴金形象思維新的靈感。他承認任何人，包括靜卧在水晶棺材裡的一代巨人，他也有歷史的局限性甚至會犯錯誤。而巴金正是從毛澤東的一生中悟出了許多人生的真締。
巴金第二次再來北京，是在1978年2月。
那是他「文革」後期首次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許多久違了的友人，都在這次會議上重聚與相逢。金碧輝煌的人民大會堂在歷經十幾年的風雨之後，依然還象從前那樣雄偉壯觀。只是巴金心頭感到有些悲哀的是，許多熟悉的友人都已經不在了。其中最讓他懷念的人就是周恩來。也是在此之際，巴金提筆寫了一篇懷念周公的文字，因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中間，他最崇敬的就是周恩來了。而今當巴金隨著那些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們走進這座熟悉的輝煌建築時，他心中就不能不產生一種隔世之感。
這一次——距參加五屆人大一次會議僅僅過去了三個月時間，巴金再一次進京，他是為作為出席中國文聯三屆三次會議的代表而來的。作為中國文聯的領導人之一，巴金知道這次會議對於他和所有在浩劫中幸免於難的文藝界人士來說，意味著什麼。這無疑是真正的解放，也是動蕩過後難得的一次隆重聚會。巴金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在有生之年還有這樣的機會。
「《家》是我四十六年前的作品，四十六年來我寫過好幾篇序，跋和短文，談我自己在不同時期對這部作品的看法，大都是談創作的結果和作者當時的思想感情，很少談到小說的缺點和它的消極作用。」巴金前往北京出席全國文代會之前，北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就已經就再版他46年前在上海面世的成名作《家》，進行過多次的洽談。巴金完全沒有想到他在有生之年還會看到國家一級的出版社，有一天會再版他那部在「文革」中多次受到批判的小說。「文革」前他家的二樓書房中還珍藏有少量《家》原版的幾種版本。「文革」期間樓上的書都被造反派們查封了。他解放以後，手邊只有一本《家》，也還是解放後再版的。那時候，大地已經解凍，一些有幸來到他武康路小樓里作客的友人，多麼希望索要一本由巴金簽名的《家》以留作紀念。然而那時的巴金幾乎無書可送給朋友。現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竟然主動要再版此書，此事對巴金來說不啻是最大的幸事。出版社希望他在此書再版之前，最好親筆再寫一個序言或後記。所以，巴金在臨去北京之前就已經打好了腹稿，他不知對今天的讀者該如何談自己那部心血的結晶——《家》呢？！
巴金又住進了北京飯店舊樓。
這裡他十分熟悉，「文革」以前他多次來京，大多都在這裡下榻。而今天巴金來到長安街上，發現這裡還像從前那樣繁華與喧鬧，車如流水馬如龍。長安街，久違了！他記得自己在上海受到專政的時候，只要從廣播里聽到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實況轉播，巴金就會想起眼前這條寬敞筆直的長街。
形勢畢竟大變了。這不是夢，而是一個鮮活的現實。巴金在「四人幫」粉碎以後，確實比從前年輕了許多，儘管臉上不時還會現出一絲淡淡的憂鬱，那是他在懷念死去的亡妻，不過他從心底確已逐漸驅散了陰霾。自己現在74歲了，已經到了人生的暮年，不過巴金絲毫沒有感到自己的身體比別人差。他在73歲的那年秋天，總算釋完了《往事與隨想》的第一、二卷。這說明他寶刀不老，譯成以後他在北京的朋友何其芳竟然獲悉了此事，便馬上給巴金寄來了一封信，稱他看了巴金在報上發表的文章和聽說他正在翻譯的赫爾岑回憶錄後大為感動，表示他一定要向巴金學習，要多學一種外文。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趕上形勢，巴金心裡自然十分振奮。
巴金的上海寓所也再不是門可羅雀，許多從前不理睬他的政府高官們現在開始魚貫而來。特別讓他振奮的是，去年九月里，巴金被允許在上海會見他從前的兩位日本老朋友，一位是德高望重的中島健藏，一位是日本文壇上卓越的人物井上靖先生。
讓巴金高興的事情不止這些，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再版他的小說《家》後不久，有關部門又允許巴金的法文本《家》在國外出版發行。當他提起筆來為法譯本《家》寫序的時候，巴金才真正意識到自己文學的春天來到了。
去年十月當《上海文學》復刊的時候，編輯部主動向老人約稿，這時他決定把改了又改的短篇小說《楊林同志》拿去發表。這是他從修改了多少遍也不肯輕易出手的中篇小說〈〈三同志〉〉中，精心提練出來的一部情節。應該說這篇〈〈楊林同志〉〉才是巴金晚年小說創作中最為滿意的一篇。當然，巴金希望的並不是它在文壇上引起什麼的轟動，而是想圓他自己多年的一個夢！他總是認為自己欠了朝鮮戰場上那些英雄們的一個債，當然是文債！現在老人總算還上了！
巴金感到在過去的一年，他在政治上也真正翻了身。十二月底，上海市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政協上海市第五屆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同時舉行。巴金又坐在了大會的主席台上，當巴金的電視畫面出現在千家萬戶的電視屏幕上時，圍坐在電視機前的觀眾們竟然一片歡呼：
「巴金出來了！」
「沒想到他還活著！」
「你們看，巴金老人還象從前那樣精神，他沒有老，只是頭髮全白了！」
也就是在自己公開亮相不久，巴金又在《人民日報》編輯部舉辦的座談會上，發表了一個題為《除惡務盡》的發言。為篇談話在報上發表以後，全國讀者都看到了久違的巴金！巴金又回到了久違的文壇！
一九七八年對於巴金來說，無疑是個振奮人心的年頭。早在二月下旬，他就從上海來到了首都。巴金又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出席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了。同月，他的《處女地》新譯本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給赴會的巴金心中平添了無限喜悅，他感到自己又可以寫作了。大會結束已是三月初，巴金回到上海馬上就開始了緊張的寫作，他感到從前的時間都荒廢了，現在時間對他來說實在是太緊了，他有一系列龐大的寫作計畫都擺在面前，翻譯赫爾岑的回憶錄剛剛開始，構思多年的長篇小說也僅僅寫了幾千字，在這時候各報的稿約又頻頻向他飛來，巴金實在有些應接不暇了。但是，他仍然抽出時間替別人作工作，例如一份上海師大中文系魯迅著作注釋組的訪問紀錄稿《〈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起草經過及其它》就擺放在老人的面前，他必須撥冗審定，老人之所以如此，是他認為自己能為別人研究魯迅作一點工作是榮幸的。
如今，五月的春風吹綠了塞北大地。巴金只好暫且放下手邊文稿，匆忙地趕到北京參加中國文聯第三屆第三次(擴大)會議了。他在這次會上要發表一篇講話，巴金已經把這個《迎接社會主義文藝的春天》的發言，看了又看，改了又改。就在巴金修改這個發言的時候，他敬重的老前輩郭沫若忽然逝世了！巴金感到悲慟，本來他想利用會議休息的機會，前往北海附近的寓所去探望郭老，然而他沒有想到同樣經受「文革」災難的文學前輩郭沫若，竟然在國家走向萬象更新的時候揮手西去了。
在這種時候，巴金的思想仍然停留在陰影末消的水平上。他希望在自己的這個後記里講講自己的錯誤。他想對讀者這樣說：「我在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裡寫作了二十年，寫了幾百萬字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壞的和比較壞的。即使是我的最好的作品，也不過是象並不高明的醫生開的診斷書那樣，看到了舊社會的一些毛病，卻開不出治病的方子。……」
巴金仍然還在寫自己的批判！他那時的思想還停留在自省自悟與對靈魂深處封建思想的反思之中。巴金並不是故意裝出來的假謙虛，而是當時的歷史背景留給他心靈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