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細川涼一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由大正改元昭和，那一年的六月三十日，有人發現，京都市內的北白川西町（當時屬於上京區，現在屬於左京區）八十五番地，也就是從出町路，通向京都帝國大學農學院（農大）正門的道路東側，一排二層住宅之一的平松小笛家裡，小笛的養女，精華女中四年級學生千歲（十七歲）以及小笛的熟人，同市出町柳的大槻太一郎 的長女喜美代（五歲）、次女田鶴子（三歲）三人被絞殺，小笛則吊在門楣上縊死。
第一發現者是喜美代和田鶴子的母親大槻茂野 ，她是想接兩天前就來小笛家玩兒的兩個女兒回家的。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天上午九點左右，平松小笛到大槻家來，說要去植物園一帶找房子，想帶著喜美代一起去，於是就把喜美代領走了。下午三點左右，小笛的養女千歲，來到大槻家，又把喜美代的妹妹田鶴子領走了。
平松小笛特別喜歡喜美代和田鶴子，經常把她們姐妹倆帶到她家去玩兒並在她家過夜，那天也沒有讓她們姐妹倆回家。茂野二十九日就來接過孩子們一趟了，可是看見小笛家大門上掛著一把鎖，就以為小笛帶著孩子們，到哪兒玩兒去了，也沒介意就回自己家了。
可是，三十日這天來到小笛家一看，大門上還掛著鎖。出町路東側，有一條通向京大農學院正門（北門）的道路，道路兩旁是樹叢，道路東側的樹叢東邊，是一條小路，沿著這條小路，是一排連在一起的二層樓的木造瓦頂住宅，一共是五家。從南側（也就是從出町路這邊）數第二家，就是平松小笛的家，其餘四家都是沒有人住的空房子。慘劇被發現那天，也就是六月三十日那天，從南側數第四家，搬進來一個名叫牧山齋吉的、做蚊帳的匠人。
剛才已經說過，平松千歲是平松慎一和平松小笛夫婦，在朝鮮仁川的時候領養的孩子，當年千歲才兩歲。正如在朝鮮就，認識小笛母女的木本教信所說：平松千歲是個可憐的孩子。千歲的父親，患有嚴重的性病，淪落到養活不了孩子的地步。千歲從小就是一個病弱的身子，雖然聰明伶俐，但性格內向而感傷。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她寫給朋友的信（也可以叫做遺書）中看到。這些可以從山本禾太郎的小說，和鈴木常吉的著作中看到，這裡就不再重複，而是介紹一篇千歲寫給精華女中的矢野老師的一封信，也是千歲的絕筆。
把警察叫來，拽開門上的鎖進去一看，進大門以後，左邊那個三張榻榻米的房間里沒有人，只掛著一頂蚊帳，躺在四張半榻榻米的房間中央的人是千歲，她躺在被子里，脖子上勒著手巾，手巾上勒著細繩，她是被人勒死的。
千歲的屍體，看來是被從三張榻榻米的房間的蚊帳里，拖到四張半榻榻米的房間里來的。掀開被子一看，千歲的貼身汗衫被卷到胸部，短褲被拽到腳腕，也就是說胸部以下完全露出，幾乎等於裸體。
從千歲的衣服凌亂程度來看，兇手疑為男性。但是，京都帝國大學法醫學專家小南教授的驗屍結果，千歲沒有死前性交的痕迹。茂野她們從旁邊的空房子，往小笛家看的時候，看到的那隻腳，就是已經死去的千歲的腳。
十一月九日的第三次公判，檢察官仲冢松太郎請求，判處廣川條太郎死刑。高山律師和足立律師，立刻展開了無罪辯護。十二月五日，審判長橘川喜三次「根據東京帝國大學三田博士鑒定」，判決廣川條太郎無罪。
在通向廊子的門楣上，用黑色的和服腰帶，吊著平松小笛的屍體。屍體的姿勢非常奇怪，兩腳頂在榻榻米上，屁股向後撅著，聳著肩膀。屍體下邊是一個火盆，小笛的兩腳在火盆兩側。也就是說，平松小笛是踩著火盆，上吊自殺的。四具屍體都已經腐敗，散發著異臭。
報紙上最初報道這個事件的時候，稱為「農大前四人被殺事件」，後來稱為「小笛事件」。如果先說結論的話，那就是平松小笛的情人要離開她，她在極度悲觀的情況下，先把三個女孩子勒死，然後上吊自殺。用一句不太合適的話來表達，這就是一個常見的由「男女之情的糾結」引起的事件。
但是，這個開始被認為是小笛拉上三個孩子，一起尋死的事件，後來又被認為是原京都帝國大學經濟系選修科學生廣川條太郎（二十七歲），殺害了平松小笛等四人，而後偽裝成小笛自殺。廣川被逮捕，事件發展成為廣川被冤枉的冤罪事件。
事件的焦點，就是平松小笛脖頸上的兩道勒痕。圍繞著「這兩道勒痕，究竟是自殺形成的，還是被絞殺以後，偽裝成自殺形成的」，這個關係重大的問題，出現了以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小南又一郎為代表的他殺說，以東京帝國大學三田定則教授、和長崎醫科大學的淺田一教授為代表的他殺說。前後一共有六所名牌大學的法醫學專家，被動員來鑒定這個事件，於是，「小笛事件」就成了法醫學鑒定史上的有名事件。古畑種基寫的、面向一般讀者的法醫學入門書《法醫學秘話——時至今日才能說》里，就有一章專門論及「小笛事件」的內容。
主張廣川無罪的辯護律師，是參加了友愛會勞工運動以後，當了律師的髙山義三（戰後當選為京都市市長）。跟高山律師關係密切的偵探小說作家山本禾太郎，從高山律師那裡，借來關於小笛事件的記錄，寫出了可以被稱為戰前紀實文學的最大收穫的《小笛事件》。小說從事件的發端寫起，一直寫到廣川條太郎被判無罪。
高山義三在他的《八十年的回顧》一書中，談到了小笛事件：「我當了二十五年刑事犯罪辯護律師，每個事件，都有值得回憶的故事和插曲，但叫我最難忘的，還要數小笛事件。」他還說，關於小笛事件，「最忠實地再現事實、最本著良心，進行調查以後寫出的小說，應該是山本禾太郎先生的犯罪事實小說《小笛事件》，下面我就根據這本事實小說，簡單介紹一下稀世少有的怪事件——小笛事件的公判經過」。曾經向禾太郎提供過資料的高山義三律師，撰寫回憶錄中，關於小笛事件的部分的時候，反而要全面依靠禾太郎的小說《小笛事件》了。
但是，儘管有一本這麼重要的《小笛事件》，關於小笛事件的真相，還是沒能正確地傳達給人們。
關於事件的經緯，我將釆取根據小笛周圍的人的證言，復原的方法。
還有，山本禾太郎的《小笛事件》雖然被譽為「戰前首屈一指的紀實小說傑作」，戰後在偵探小說雜誌《幻影城》，一九七七年九月號（總第三十四期）上再次發表，並收入東京創元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創元推理文庫」《日本偵探小說全集II（名作集I）》，但還是有人說：「《小笛事件》這本小說，越讀就越覺得疑點太多，每讀一遍，都會產生新的疑點」，並揶揄道：「山本禾太郎從一開始關心的，就是可以抓住讀者的心的《基督山伯爵》式的審判劇。怪不得他要描寫在鐵窗里，呻吟的未判決的囚犯的心理，而且是一種催人淚下的、說唱藝人似的描寫。」山下武先生在他這篇題為《〈小笛事件〉之謎——山本禾太郎論》的論文里，不僅揶揄了《小笛事件》，而且懷疑對廣川條太郎的無罪判決，不啻是提出了所謂的「廣川兇手說」。
但是，山本禾太郎的《小笛事件》，包括山下武揶揄的「說唱藝人似的描寫」部分，幾乎沒有山本禾太郎本人的創作。山下武揶揄《小笛事件》是「《基督山伯爵》式的審判劇」，是「說唱藝人似的描寫」，其根據是「只把事實排列在一起，不能成為小說，還需要一些說唱藝術加以點綴，於是就有了廣川條太郎在拘留所的單間牢房裡，想到絞刑架下面的踏板一翻，對於『死亡的黑暗』的恐怖，就有了廣川對於自己的冤罪之身的懊惱和憤怒」。總之，山下武認為山本禾太郎對於身陷囹圄的廣川的心理活動的描寫，是所謂「說唱藝人」似的創作方法。
然而，山下武揶揄的《小笛事件》中，廣川在獄中的心理描寫，實非山本禾太郎「說唱藝人」似的創作，而是根據廣川本人的獄中日記寫成的。我認為，《小笛事件》的出典，都是經過山本禾太郎充分調查的，山下武對《小笛事件》的批評太片面了。本來，山下武這篇論文，和權田萬治的《漆黑的暗夜中的目擊者——山本禾太郎論》，都是關於山本禾太郎的非常寶貴的論文之一，應該給予髙度評價，但我不能不說，他是因為資料查閱不足，才得出了上述的錯誤結論。要想寫好一篇關於紀實小說的論文，就應該認真查閱，以當時報紙上的報道為中心的，第一手資料。這難道不是寫好論文的第一步嗎？
因此，本文將以當年記錄了小笛事件經緯的、報紙上的報道，以及先于山本禾太郎的《小笛事件》發表的《大阪朝日新聞》記者鈴木常吉的《實際發生的事件（續篇）——謎一樣的小笛事件及其他》里，搜集引用的審判記錄和鑒定報告，還有廣川的獄中日記《冤囚斷想》等資料為重點，加以論述，其次還想談談山本禾太郎的《小笛事件》，作為一部紀實小說的創作特色。
文字解說如下：在京都市內，發生了一起一家四口（均為女性）被絞殺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