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必須有安定的秩序，否則，這個國家便無法維持。但安定的秩序並不只是憑藉武力高壓就可以得到的，也不是只憑權術便可以造成的。從根本上說，社會的安定首先是民眾生活的安定。沒有一個政府或統治者不解決民生問題便可以得到長治久安的。民生問題解決得好，一定是個明君；民生問題解決得不好或受到忽視，必是個庸主。朱棣對這個道理十分清楚，他是以聖君賢主自期的。永樂七年八月戊午，朱棣遣官祭祀歷代帝王，祭畢，朱棣對群臣說過這樣一段話：
三皇五帝純乎道德，無為而治。自夏商至元，其間賢君聖主亦躬行仁義，修舉法度，是以天下和平，名垂後世。我皇考法古為治，故前代帝王有功德者，皆以時修祀，著為常典。朕今此舉，亦惟體皇考之心為心，以求古帝王之治。卿等更夙夜盡心贊輔，庶幾克臻其效。
他要求他的臣下能夠愛撫百姓，協助他使天下達於至治。永樂十三年春，天下大小衙門官員進京朝見，朱棣對他們說：
朕以眇躬，托於萬姓之上，所賴文武群臣翼贊以協於治。惟盡乃心，惟盡乃職，以熙庶政，永康兆民，尚慎之哉！惟善致福，惟惡致愆，天有顯道，極施無爽，尚惟之哉！
不久，朱棣便在午門之外張榜普告：「天下文武官，治兵者愛恤軍士，理民者愛恤百姓，敢有剝削厲軍民者，必罪不赦！」
我們還要舉出朱棣命禮部發給中外諸司的一道公文，看他打算在哪些方面去推進他的致治之道。永樂十五年十一月癸酉，朱棣命行在(北京)禮部移文中外諸司：
一遵成憲，愛恤軍民，必崇實惠。且以農桑衣食之本，必及時勸課；學校育才之地，必加意勸勉；賦役必均平，科征必從實，祭祀必誠敬，刑獄必平恕，孝順節義必旌表，鰥寡孤獨必存恤，材德遺逸必薦舉，邊徼備御必嚴固，倉庫出納毋侵欺。有官吏貪暴曠職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具實糾舉。
上文已經說過，朱棣為了奪取皇位，打起了維護祖訓、恢複舊制的旗號，為了宣傳上的需要，他一反建文之政，哪怕是有惠於民的德政，只要是出自建文君臣，也毫不顧惜地將其取消。但如今大位既得，勢必要努力安定天下，他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志採取措施，至於祖訓云云，對他來說並不像奪權時那麼重要了。他做的一切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有利於自己的統治。
朱棣一即位，立即把安撫軍民的事提到了日程。其時，各地臣民對朱棣的大規模殺戮還驚魂未定，朱棣急忙命兵部出榜曉諭軍民各安生業，他說：
今為眾所推戴，嗣承大統，罪人皆已伏誅，嘉與萬方，同樂至治。比聞在京軍民猶有未喻朕心者，謂有復行誅戮之意，轉相扇惑，何其愚也！
吾為天下君，則天下之民皆吾赤子，豈有害之之心？且帝王刑法豈當濫及無罪？爾兵部亟出榜曉諭，令各安心樂業、勿懷疑懼，敢復有妄言惑眾，許諸人首告，犯人處死，家產給賞告人。知而不告，與犯人同罪。
這是一道以高壓強行使百姓就範的命令，欲令百姓「安生樂業」，反以告訐、死刑相威脅，其時天下新定，一切尚未走上軌道，朱棣還脫不出軍事高壓的模式。他相繼向全國各地派出軍事將領，擔任「整肅兵備，安撫人民」的任務，如都指揮使何清往浙江都司蘇州衛，都督僉事趙清往鳳陽中都留守司，前軍左都督李增枝往荊州，江陰侯吳高往河南、陝西等等。但是，僅靠武力高壓的「撫安」是不夠的，朱棣也同時注意到民生的實際問題。因而，這時也派了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致仕尚書王純、應天府尹薛正言等分往山西、山東、河北、陝西等布政司巡視民瘼，令其將「何弊當革，何利當興，速具奏來」。第二年(永樂元年)，他又派監察御史、給事中這些「朝廷耳目，侍從之臣」，分諸直隸府州縣及浙江等布政司撫安軍民，宣傳他的與民休息之意，並要求他們修理城池，剿捕草寇，同時約束他們非奉朝廷明文者，「一夫不許擅差，一毫不許擅科」，「有故違者具實奏聞，以法治之」。這些措施，還帶有為「靖難之役」善後的色彩，這對於安定民心、穩定社會秩序是十分必要的。待社會秩序稍為安定之後，必須採取更為根本的措施。
一個社會成員主要是農民，主要收入來自農業的國家，首先必須安定好農民，首先管理好農業，才能使社會安定、民有所養而財用不枯。土地、種子、農具、耕牛，以至於耕作技術、水旱蝗災都是執政者應該考慮的。《明太宗實錄》有關這方面的記載不少。朱棣的具體措施包括：移民墾荒屯田，耕種乏牛者，官市給之；乏農具者，寶源局鑄造給之。這方面的例子在下文論述朱棣開發北京時要詳細介紹。
減少工作，與民休息。例如：
永樂元年三月乙巳，上(朱棣)謂兵部尚書劉俊曰：「朕即位之初，首詔內外諸不急之務一切停止，毋妄勞人斂財，庶少息兵民。今聞諸司尚有不體朕意，橫虐吾軍民者，其申諭中外，自今軍執常役，民安常業，官守常職，雖事之警急不可已者，亦須奏准然後行之，違者加罪。」
又如：
永樂元年四月丁巳，山東兗州府通判江澄言：「今率沂州等縣民丁三千餘人，修治魯府，東作方殷，乞暫停工，今歸耕種，俟農隙就役。」從之。
再如：
永樂元年四月乙丑，賜書楚王禎曰：「別來恆用思念，世子至，知安好，良以為慰。所奏府中欲修造，兄於賢弟豈有吝惜意？但天下初定，眾心未安，勞困未甦，兼旱蝗相仍，民苦寒餒，安養休息，方在此時。故即位之初，首詔天下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今後宮為建文所焚，東宮亦皆折毀，而未敢興造。賢弟幸體朕意，府中宮室損壞者，姑用護衛之人隨時修葺。俟民安歲豐，然後量撥軍民為之。如此公私兩利矣。賢弟又雲，欲令左護衛軍屯種以贍歲用，正合成法，具見遠慮之意，宜早圖之。
限制急征，緩民之困。例如：
永樂元年冬十月辛酉，戶部尚書郁新等奏：「湖廣今年夏稅過期數月不足，其布政司府州縣皆當罪之。」上(朱棣)曰：「賦入有經制，人耕穫或先後不齊，地理亦有遠近之異，未可概論。任人長民，當使之察其難易而順其情。雖取之亦必思有以利之，不當急責於民，急責必至乎病民。其勿問。第更與約限，令民輸之。」
又如：
同年十一月庚辰，松江府奏所屬華亭縣徵收秋糧過期不完，請罪其縣官。上(朱棣)曰：「今年蘇松間有旱勞，秋糧固難卒辦，縣官職在撫字，不得輒以此罪之，再與期限可也。
減免賦稅，恤民之艱。例如：
永樂元年十二月壬辰，免河南陳州今年租稅，以淫雨傷稼故也。
又如：
永樂二年五月丙辰，山東臨清縣會通稅課局言：「比歲市鎮經兵，民皆流移，兼連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課鈔不及，請減舊額。」戶部以聞。上（朱棣）曰：「兵旱之餘，尚可徵稅耶？其悉免之。俟豐歲百姓復業，商賈通行，然後徵之。」
發鈔發粟，賑濟災民。例如：
永樂元年三月戊子，戶部言河南開封等府蝗民飢。命以見儲麥豆賑之。
又如：
同年三月甲午，北京、山東、河南、直隸、徐州、鳳陽、淮安民飢。命戶部遣官賑濟。本處無儲粟者，於近旁軍衛有司所儲給賑之。
興修水利，除災利農。例如：直隸蘇州一帶仰仗錢塘江、吳淞江、婁江之水利。後因沙土雍塞，江水失控，旱時百姓坐視禾苗枯槁，泄時坐視垂成之禾淹沒。朱棣即位不久即因民所請而治之。永樂元年更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赴江浙諸郡治水。厥為明初之一件大事。
重點開中，徵集軍糧。例如：朱棣甫即位時，北平各衛乏糧，便命戶部悉停天下中鹽，專於北平開中。
創定賞罰條例，發展軍屯。例如永樂二年，朱棣頒屯田賞罰之法，第二年，將其法甩紅牌刊識。後又規定，官軍種植樣田，每歲終赴京較其所收多寡而賞罰之。
照理說，朱棣如此愛民恤困，孜孜治理，國家應該大治，百姓應該豐足了。其實，永樂年間的國計民生遠遠不如人意。朝廷的雨露沾被是極為有限的。況且，以明帝國版圖之大，每年都有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發生災害。僅就《明實錄》記載進行統計，自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至永樂二十二年朱棣在位期間，水旱蝗瘟疫所引起的饑荒災害就達二百七十六起之多。其中大多數災荒為朝廷所了解，並給予了賑濟或減免賦稅。然而有些災情卻為地方官員所隱瞞。永樂十年六月甲戌，朱棣對臣下的這種做法曾加以申斥。他說：「朕為天下主，所務安民而已。民者，國之本。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故每歲遣人巡行郡邑，凡歲之豐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者，河南民飢，有司不以聞，而往往有言谷豐者。若此欺罔，獲罪於天。
朱棣曾經下令在外有司官員赴京朝覲時，要報告民間利病。但來朝官員卻往往不把地方實情上報，而「率雲田穀豐稔，閭閻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