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以上我們看到的僅是朱棣的言論，它既是說給子孫聽的，更是說給天下臣民聽的。他希望子孫之承業者可以長治久安，也希望藉此把自己描繪成賢君聖主。然而，他是否真的按他所說的行事呢？事實證明，朱棣對他所宣稱的信條並不總是嚴格恪守。他有時是隨心所欲，有時甚至是乾脆背離了他宣稱的信條。
先說敬天法祖吧。朱棣本為藩王，乃朱元璋的第四子，並不具備繼承皇位的資格。事實上，他的父親確也按照「天命」將他的長兄朱標立為太子。懿文太子死後，又立其子朱允炆為皇太孫。如果朱棣安於天命、遵奉祖訓、謹守禮法，便不會導演出靖難那一幕戲劇了。然而他無法抵制皇位的強大誘惑力，由於他鎮守邊塞、節制諸軍而養成的實力更增強了他的信心。他終於突破天命和禮法，要自己去改變既降的命運了。
經過三年多的征戰，朱棣取得了勝利。將入南京金川門時，編修楊榮攔馬問道：「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朱棣恍然大悟，遂先謁孝陵然後再入城即皇帝位。從這些事都可以看出朱棣既不相信天命，也不敬祖宗。他的謁陵不過是做個樣子給天下臣民看的。敬天、法祖都不過是駕馭天下的工具而已。因此，清代史學家谷應泰說：「至若司馬之心久暴於路人，齊鸞之謀早形於咨議，乃猶南向讓三，連章勸進者。欺天乎？吾誰欺也！」
然而，朱棣又非宣稱自己是上承天命不可，不如此，則不足以制天下。我們不妨再回過頭來看看朱棣精心炮製的即位詔：
朕荷天地祖宗之靈，戰勝攻克，……諸王大臣謂朕太祖之嫡，順天應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勸進。朕拒之再三而不獲，乃俯徇輿情，於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
朱棣不一定真的相信天命，但以當時人的認識水平，對於能以一隅之兵在短短三年之內便贏得天下的原因無法說清楚，他們完全有理由懷疑上天眷佑朱棣，朱棣本人也難免產生這樣的幻覺。當然，朱棣更希望天下臣民都相信自己的得位是由於天命，他不能超出歷代以武力、智術奪得天下的君主的思維模式，要借天命來宣傳自己上台的合理性。
我們還可以舉出一些例子來進一步了解朱棣的天人觀。比如朱棣雖然宣傳天人感應，但是他對「祥瑞」等迷信卻是不盡相信的。永樂二年七月庚申，山東臨清縣奏野蠶成繭，且進獻野蠶絲二十六斤。這被人們看做是上天所降之祥瑞，是皇帝有德所致。禮部尚書李至剛請率百官朝賀。朱棣曰：「野蠶成繭亦常事不足賀，使山東之地野蠶盡繭，足以被其一方而未能遍及天下，朕之心猶未安也。朕為天下父母，一飲一食，未嘗忘之，若天下之生民皆飽暖而無饑寒，此可為朕賀矣。」乃止。朱棣的期望很高，以福被天下為念，其頭腦還是清醒的。其他，如臣下奏獻瑞麥，朱棣斥為「諛佞」，臣下奏賀柏樹生花，朱棣斥為「世所常有」，「何益於用，何利於民」，民獻嘉禾朱棣稱「但得四序協和，四海康乂，黎民衣食給足，即是國家之福。一物之異，皆偶然耳，何以賀為」等等，都表現出朱棣對於「祥瑞」的態度。
下面一段話很有代表性，不妨錄之如下：
永樂七年八月甲子，山西代州繁峙縣獻嘉禾凡二百七十九本，行在禮部尚書「請率群臣上表賀」。上曰：「……今蘇松水患未息，近保定、安肅、處州、麗水，皆雨雹，渾河決於固安，傷禾稼。且四方之廣，尚有未盡聞者，不聞群臣一言。及弭災之道，而喋喋於賀嘉禾，謂禎祥聖德所致。夫災異非朕所致乎？
朱棣能很清楚地看到四方的災害，不忘以生民為念，特別他不欲聞祥瑞之賀，而把災異與自己的行政相聯繫，又從而對自己有所警戒，對群臣有所訓諭，這是很難能可貴的。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在朱棣的拒絕之下，群臣仍喋喋不休地以祥瑞為言，固然群臣為討好朱棣，但君權神授是封建社會的固有觀念，是君主政權的合理性的重要說辭，從根本上說，朱棣是樂於聽到這類讚頌的。朱棣說災異也是「朕所致」，實際上也是從反面承認了祥瑞也是「朕所致」，從而肯定了君權神授、天人感應的觀念。只要這個思維模式不改變，關於祥瑞的祝賀就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朱棣也並不相信金丹、長壽等迷信。永樂十五年八月甲午，行在通政司言，甌寧人進獻金丹及方書。朱棣說：「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葯，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毋令別欺人也。」他甚至並不企求長壽。一次，他與大臣論及此事，說壽夭在天，人貴勉其在己者。人壽百歲，世多有之，然皆身沒則無聞。顏子三十，令名無窮，人苟有德可傳，何必百歲之壽！朱棣更重視的是修人事，他急於建立功業，垂名後世。然而，我們說朱棣急於垂名後世，不如說他更急於建立他當世的威名。朱棣以篡逆登位，為一切謹守封建禮法氣節者所不齒，事實上他也被政治反對派指為亂臣賊子。怎樣從亂臣賊子變為盛世名王，這是朱棣極費腦筋的事。他常常能夠自省，與這一背景有很大關係。
如前所述，朱棣並非絕對不相信天命，不相信災異祥瑞，不過是他較能夠警戒自省而已。永樂年間最大的天變莫過於永樂十九年四月初八日北京奉天殿等三殿之大火了。這一場大火，使修建多年始克成功的大殿毀於一旦，舉國震驚。朱棣連忙下詔罪己，徵求直言，隨後，又下了一道詔書，「凡有不便於民及諸不急之務，悉皆停止，用蘇困弊，仰答天心」。可以說朱棣對政務做了一次全面的反省。而朱棣唯一不願提的事是遷都問題。三殿大火，群臣奉詔言事，言官多以遷都為非，以為上天示警者，蓋因擅改祖制遷都北京所致。朱棣震怒，命言官與大臣俱跪於午門外對辯。辯至將午，大臣們窺知朱棣並不以遷都為非便有恃無恐，直指言官「不知大計」而妄言。所幸戶部尚書夏原吉從中斡旋，言官才未獲罪。關於遷都的辨論也就不了了之。可以看出，對於天變，朱棣並不盲目地憂懼或喜悅，頗能按己意而取捨。他以天命為自己的後盾威嚇臣民卻絕不讓天命束縛自己的手腳。他是一位十分聰敏明辨的君主。
至於「保民如赤子」，朱棣又做得怎樣呢？
朱棣聲稱愛民、恤民，在這方面言論甚多。朱棣所設想的是一幅理想的圖畫。和諧、安寧、殷富、禮讓。的確，在永樂二十二年間，朱棣也做了大量安養生民的事。朱棣本人於政事極為勤奮。他每天「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上午有早朝，下午有晚朝，外朝事處理完畢，還要處理宮中之事，「閑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他說：「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凡書奏關民休戚者，雖小事必聞，朕聽之不厭也。」他曾令人將中外官員的姓名書寫在武英殿南廊，閑暇觀之，以熟悉政情。如此勤政在明代帝王中是少見的。
同時，朱棣本人也是比較節儉的。他曾說：「內庫所貯，皆天財，待賞有功，雖朕不敢妄費。」永樂十二年，一次百官奏事畢，朱棣退朝坐在右順門，「所服裡衣袖敝垢，納而復出」。有侍臣稱讚他的賢德，他說：「朕雖日十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每汗濯更進。」明人稱頌朱棣「愛惜下民，屢蠲租賦，猶嗜儉樸，不喜紛華」不為無據。
由於朱棣君臣的經營，永樂初年受戰爭破壞的經濟迅速得到恢複和發展，力量日漸增強。然而，眾所周知，朱棣好大喜功，永樂一朝不斷有所興作：征安南、下西洋、討蒙古、遷都北京，未一刻暫息。這與「毋殫其財，毋疲其力」的宣言真是大異其趣。朱棣曾說過：「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民失其養，雖休之不德。」以朱棣之所為，百姓征戰勞作不止，焉能不失其養，又焉能不怨。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湖廣布政使司左參政黃澤上言，切中永樂行政之弊：「向也，南征北討，出師連年，輜重牛馬，耗散巨萬，又江北困於營造，江南疲於轉輸」，其結果只能是「丁男疲力役，婦女困於耕耘；富者怨征斂之繁，貧者罹凍餒之苦」。永樂末年，民生情況已經十分不妙。暴發于山東的唐賽兒之亂，便是百姓對朱棣怨懟的真實反映。
其三，說到養士擇賢，聽言納諫。
朱棣即位後，標榜偃武修文，他遵重儒學，重視科舉，注意人才的培養。在朱棣身邊總是聚集著一批文士，明代的內閣制度也因而開始形成。
文獻中記載著許多朱棣愛惜、養育人才的故事。永樂二年，狀元曾■等人受命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是由進士文學優等者及善書者為之，是仕途中的重要階梯。後，朱棣又命侍讀學士解縉選才資英敏者就讀文淵閣，曾■等二十八人入選。庶吉士周忱落選，他上言自諫少年願學，朱棣十分高興，增周忱共為二十九名。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張，光祿寺給朝暮饌，禮部月給膏燭鈔每人三錠，工部擇近第宅居之。朱棣常常至學館面試之。就學者五日一休沐，必使內臣隨行，並派給校尉騶從，可謂優禮之至了。後來其中的不少人樹有政績留名後世。永樂年間還開了舉人入監讀書之例。由於進士所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