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同志們，我現在講幾點意見。(熱烈鼓掌)一共講六點，中心是講一個民主集中制的問題，同時也講到一些其他問題。
第一點，這次會議的開會方法。
這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到會的有七千多人。在這次會議開始的時候，劉少奇同志和別的幾位同志，準備了一個報告稿子。這個稿子，還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我就向他們建議，不要先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立即發給參加大會的同志們，請大家評論，提意見。同志們，你們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個省委、地委、縣委的人，有企業黨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門的人，你們當中的多數人是比較接近下層的，你們應當比我們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更加了解情況和問題。還有，你們站在各種不同的崗位，可以從各種的角度提出問題。因此，要請你們提意見。報告稿子發給你們了，果然議論紛紛，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針以外，還提出許多意見。後來又由少奇同志主持，組織了二十一個人的起草委員會，這裡面有各中央局的負責同志參加，經過八天討論，寫出了書面報告的第二稿。應當說，報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議論的結果。如果沒有你們的意見，這個第二稿不可能寫成。在第二稿裡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這是你們的功勞。聽說大家對第二稿的評價不壞，認為它是比較好的。如果不是採用這種方法，而是採用通常那種開會的方法，就是先來一篇報告，然後進行討論，大家舉手贊成，那就不可能做到這樣好。
這是一個開會的方法問題。先把報告草稿發下去，請到會的人提意見，加以修改，然後再作報告。報告的時候不是照著本子念，而是講一些補充意見，作一些解釋。這樣，就更能充分地發揚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對各種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較，會也開得活潑一些。我們這次會議是要總結十二年的工作經驗，特別是要總結最近四年來的工作經驗，問題很多，意見也會很多，宜於採取這種方法。是不是所有的會議都可以採用這種方法呢?那也不是。採用這種方法，要有充裕的時間。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的會議，有時也許可以採用這種方法。省委、地委、縣委的同志們，你們以後召集會議，如果有條件的話，也可以採用這種方法。當然，你們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長的時間去開會，但是在有條件的時候，不妨試一試看。
這個方法是一個什麼方法呢?是一個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個群眾路線的方法。先民主，後集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領導同群眾相結合。這是我講的第一點。
第二點，民主集中制問題。
看起來，我們有些同志，對於馬克思、列寧所說的民主集中制，還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經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別的什麼式的，總之已經做了幾十年的共產黨員，但是他們還不懂得這個問題。他們怕群眾，怕群眾講話，怕群眾批評。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怕群眾的道理呢?有了錯誤，自己不講，又怕群眾講。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應當怕。有什麼可怕的呢?我們的態度是: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我們工作中的是和非的問題，正確和錯誤的問題，這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咒罵，也不能用拳頭，更不能用刀槍，只能用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一句話，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讓群眾講話的方法。
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麼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麼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麼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不信，你們不妨試試看。司馬遷說過:「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2]這幾句話當中，所謂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無其事，近人已有懷疑，我們可以不去理它，讓專門家去解決吧，但是司馬遷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則確有其事。司馬遷講的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當時上級領導者對他們作了錯誤處理的。我們過去也錯誤地處理過一些幹部，對這些人不論是全部處理錯了的，或者是部分處理錯了的，都應當按照具體情況，加以甄別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說，這種錯誤處理，讓他們下降，或者調動工作，對他們的革命意志總是一種鍛煉，而且可以從人民群眾中吸取許多新知識。我在這裡申明，我不是提倡對幹部，對同志，對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紅皂白，作出錯誤處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孫臏的膝蓋骨那樣。我不是提倡這樣做，而是反對這樣做的。我是說，人類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總是有這樣處理錯誤的事實。在階級社會，這樣的事實多得很。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所難免。不論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還是在錯誤路線領導的時期，都在所難免。不過有一個區別。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一經發現有錯誤處理的，就能甄別、平反，向他們賠禮道歉，使他們心情舒暢，重新抬起頭來。而在錯誤路線領導的時期，則不可能這樣做，只能由代表正確路線的人們，在適當的時機，通過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來糾正錯誤。至於由於自己犯了錯誤，經過同志們的批評和上級的鑒定，作出正確處理，因而下降或者調動工作的人，這種下降或者調動，對於他們改正錯誤，獲得新的知識，會有益處，那就不待說了。
現在有些同志，很怕群眾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壓抑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們的黨章的，上了我們的憲法的，他們就是不實行。同志們，我們是幹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錯誤，這種錯誤是不利於黨的事業，不利於人民的事業的，就應當徵求人民群眾和同志們的意見，並且自己作檢討。這種檢討，有的時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滿意，再來第二次；還不滿意，再來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沒有意見了，才不再作檢討。有的省委就是這樣做的。有一些省比較主動，讓大家講話。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開始作自我批評，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開始作自我批評。還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檢討的，像河南、甘肅、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現在才剛剛開始作自我批評。不管是主動的，被動的，早作檢討，晚作檢討，只要正視錯誤，肯承認錯誤，肯改正錯誤，肯讓群眾批評，只要採取了這種態度，都應當歡迎。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種方法，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方法。但是，如果沒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沒有真正實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種方法。
我們現在不是有許多困難嗎?不依靠群眾，不發動群眾和幹部的積極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難。但是，如果不向群眾和幹部說明情況，不向群眾和幹部交心，不讓他們說出自己的意見，他們還對你感到害怕，不敢講話，就不可能發動他們的積極性。我在一九五七年這樣說過，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3]。黨內黨外都應當有這樣的政治局面。沒有這樣的政治局面，群眾的積極性是不可能發動起來的。克服困難，沒有民主不行。當然沒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
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大家意見分歧，沒有統一的認識，集中制就建立不起來。什麼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確的意見。在集中正確意見的基礎上，做到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畫，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叫做集中統一。如果大家對問題還不了解，有意見還沒有發表，有氣還沒有出，你這個集中統一怎麼建立得起來呢?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我們的領導機關，就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這一方面說來，只是一個加工工廠。大家知道，工廠沒有原料就不可能進行加工。沒有數量上充分的和質量上適當的原料，就不可能製造出好的成品來。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只由上級領導機關憑著片面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