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積極向前看」
———鄧小平和日本天皇
記憶可以塵封，而歷史不會；時空離我們再遙遠，歷史也不會走遠。有一個傳說在時光里走了兩千年：一個叫徐福的人，為給秦始皇求得靈丹妙藥，帶３０００童男童女遠漂東洋，此後才有了大和民族。傳說畢竟是傳說，但日本的鐵器和水稻的確是從中國引進的，就連今天他們的和服和文字仍然與中國的文明密切相關。
當時光走到１９世紀７０年代，執政的明治天皇宣稱要「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開始派兵入侵台灣，進行擴張試探。此後，１８７９年出兵吞併琉球群島的是日本人；１８９４年發動中日甲午戰爭，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使中國海權喪失貽盡的是日本人；１９００年結夥「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的是日本人；１９３１年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是日本人；１９３７年發動「盧溝橋事變」的還是日本人……直到６０年前的１９４５年，中國人民終於不再在日本人的鐵蹄下，用血和淚去叩問大地的沉默，在水深火熱中抗爭的炎黃子孫終於從自己傷痕纍纍的軀體上撕碎了那面「膏藥旗」。日本軍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動的侵略戰爭，給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亞洲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犯下的滔天罪行馨竹難書，這些鐵的事實是決不允許篡改的！
６０年，彈指一揮間。日本———仍在海那邊！今天，中日關係早已翻開了新的一頁。恩仇未全泯，相逢早一笑。昨天就是昨天，今天就是今天。中日關係再好，但汪精衛是中國的大漢奸是永遠不能改變的，東條英機是戰爭罪人是永遠不能改變的。
說起中日關係，我們自然不能忘記歷史。同樣，說起鄧小平和日本天皇的握手，這還得從中日建交時說起。
日本人於美國人那裡在一個詞上栽了跟頭。周恩來拒絕日本佐藤的「水鳥外交」。田中首相一口氣登上長城的第４個烽火台，「遠遠超過了尼克松」。
毛澤東說：「半個世紀的事，你只說句『添了麻煩』，年輕人不滿意。你知道嗎，在中國，這是將水濺到女孩子裙子上時說的話。」
當時光又過了１００年，走到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的時候，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已經深入人心，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１９７１年，對新中國外交史來說，可謂是勝利的一年。幾乎與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作「破冰之旅」的同時，在紐約召開的第２６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第２７５８（ＸＸＶＩ）號決議，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這兩件事震撼了世界！
而作為中國近鄰的日本，和美國一樣，在新中國重返聯合國的問題上，與美國一起進行百般阻撓遭到徹底失敗之後，卻又如尼克松自相矛盾的雙重性格產生了自相矛盾的對華政策一樣，也立即著手改變對華政策，主動開始與中國接觸。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後來被日本人稱作的「越頂外交」在東京引發了一場地震。
原來，尼克松在１９７１年７月１５日下午１０時正式對電視與無線電廣播宣布———即中美國兩國政府同時發表「公告」———尼克松總統將於１９７２年５月以前訪華的前３分鐘，日本首相佐藤才接到日本駐美大使牛場信彥的火急電告。而當時佐藤正在內閣開會研究工作，聽到這一消息時，眼睛大睜，臉色發白。據說，其驚訝得有兩分鐘張著嘴什麼話也說不出來。此前，佐藤榮作對親密盟友美國與敵對中國進行的暗地接觸、基辛格作為總統特使秘密訪問北京，竟然毫無所知。他困惑而沮喪地從內閣會議廳出來，早就等候在外的大群記者擁上來紛紛詢問此事。佐藤只得無可奈何地說：「實在是沒有料到，沒有料到啊！……」
而更讓他沒想到的是，這個消息一披露，在日本國民中引起對政府的強烈不滿，不斷有大批遊行隊伍到內閣大門前示威，要求佐藤首相辭職，儘快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頂著巨大壓力的佐藤據說下班後甚至都不敢立即回家，只好等到遊行隊伍散去才敢出門。其實，進入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以來，日中邦交正常化已經成為不可遏制的歷史潮流，凡是有眼光的政治家都不能對此視而不見。
據著名外交題材紀實文學作家陳敦德在其專著《新中國建交談判實錄》一書中記載，「早在１９６４年１１月，佐藤組閣出任日本首相，在首次記者招待會上，他就說過：『中國問題是日本當前外交的基本問題，也是佐藤內閣面臨的重要問題。』說是這麼說，但在實際行動上，一直在中國問題上玩弄『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手法。他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０日下令拒絕彭真率領的代表團進入日本出席日共九大。這是當年中國訪日的最高級代表團，如果訪日成功，必將對改善中日關係產生積極影響。要是他真想與中國進行高級會談以推進改善日中關係，這無疑是個難得的機會。此後，他一直堅持反華的頑固立場，阻止中日之間民間的友好往來，破壞已經形成一定水平的日中貿易，並以現職首相身份訪問台灣，還一直積極追隨美國阻撓中國恢複聯合國合法權利。對於佐藤及其內閣的反華言行，中國方面一直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而實際上，佐藤和尼克松在華盛頓曾就中國問題達成過一個所謂的「雙方有關政策需充分協調，雙方應繼續保持緊密的聯繫和協商」的協議的，約定兩國首腦之間如採取重大步驟時需事先進行緊密的聯繫與協商。這個事前協商的原則成為新日美安全體制的核心內容之一。可當時所簽協議的英文文本上卻只寫了保持「聯繫（ｔａｃｔ）」，日本外務省推敲英文文本時疏忽了要進行「協商（ｓｕｌｔ）」這個極其重要的辭彙。用當時《朝日新聞》的評論說：「尼克松為了自己名留青史及美國的利益，未必會為中美秘密接觸的事跟日本事先打招呼。其實，在會談協議中即使英文文本上有需要『協商』的條款，尼克松總統也不會跟佐藤首相協商的。尼克松連對自己的副總統、國務卿及國務院都瞞著，又怎麼會跟日本協商呢？」日本共同社評論說：結果使佐藤啞巴吃黃連，在一個詞上栽了跟頭。
詳情披露，輿論大嘩。日本國家利益受到了巨大損害，導致了日本國會一片責難與追究之聲；日本各政黨和國民都對此感到震驚和憤懣。日本輿論將這次基辛格訪華的中美秘密接觸不與東京打招呼稱為「越頂外交」。尼克松宣布訪華之後數天，佐藤在國會答覆日本社會黨與公明黨議員質詢時，還頑固地表明了反華政策，他說日本不贊成「用中國代替國府」，「不是兩者擇一，而是兩者同一的道路」。他還對聯邦德國電視台記者說：「只要北京不放棄對台灣的要求，日本就不能承認中國。」
佐藤倒行逆施，在頑固追隨美國阻撓中國進聯合國慘遭失敗之後，迫於國內壓力，開始尋求與中國建立關係。但因其自相矛盾的政策，違背一個中國的原則，沒有得到中國的答覆。之後，佐藤採納外相福田的建議，試與中國搞所謂的「水鳥外交」———水鳥浮在水上，腳卻在水下划行———喻意為秘密外交。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０日深夜，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接見由日本東京都知事美濃部亮吉和橫濱市長飛鳥田一雄任正副團長的日本恢複日中邦交國民議會訪華團時，美濃部向周恩來轉交了日本自民黨幹事長保利茂先生的一封秘信，內容如下：
貴國與我國的關係……成了不幸的關係，但今天已不允許對這種不自然狀態置之不理了。儘快消除這種狀態，建立新的兩國關係的時候已經到來。為此，我的理解和認識是，中國曆來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政府，台灣是中國國民的領土。同時，日本應該堅持走和平國家、福利國家的大道，探索和實行把餘力貢獻給亞洲的方法。
周恩來看完信立即嚴肅鮮明地說：「此信的內容，與『台灣獨立』論有關，我是拒絕接受的。」
周恩來「拒收」保利茂的密信，並嚴正指出：「該信件不提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的『惟一』兩字；並且說，『台灣是中國國民的領土』，是為策動台灣獨立留後路。」美濃部問：「佐藤首相不止一次表示要來中國訪問，談判解決兩國間邦交正常化問題，中方都沒有表示歡迎。那麼，中國為什麼卻同意尼克松總統來訪問呢？」
周恩來強調說：「佐藤與尼克松不同。中國同意尼克松訪華，是因為中美兩國在華沙進行了多年的大使級會談，既然大使級會談可以，兩國領導人也可以進行會談，何況三年之前尼克松就表示希望訪問中國以解決中美間的問題。佐藤則不然！他一開始就沒有誠意，只是知道尼克松的計畫以後才表示希望訪華，中國不能接待他。」
周恩來轉而談到中日兩國間的實質問題，說：「朋友們，中日之間存在著一個台灣問題。我們認為，單說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或者說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還不夠，還要說台灣已經歸還它的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世界上有一股逆流，說『台灣地位未定』，就是說，那個地方還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