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熱津斯基說鄧小平「個子小，氣魄卻大，立即使我心折。和他談話以後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經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幹勁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能和誰打交道的政治領袖。」
聽了布熱津斯基的彙報後，卡特說：「你被鄧小平迷住了」。
當布熱津斯基飛越太平洋上空的時候，表面的平靜並不能掩飾其內心的波瀾，他的心像太平洋的波濤一樣起伏不已。後來他在回憶錄里回憶起這次北京之行時說：他不由自主地將自己的這次訪問，與１０年前的１９７１年夏天基辛格那次秘密飛越喜瑪拉雅山的「勃羅行動」聯繫起來。甚至他還想到非常巧合的是為美中關係正常化做出貢獻的基辛格和自己，兩人竟然都是非美國出生的移民（基辛格是在德國出生的，他是在波蘭出生的），而且在接受這項任務時都從來沒有到過中國，對中國幾乎是一無所知，又沒有什麼特殊感情，只是有相同的戰略考慮。
在飛機上，他還非常關心講究禮儀的中國會給予他什麼樣的禮遇。他問助手們，基辛格和萬斯第一次飛抵北京時都有什麼人去機場迎接。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奧克森伯格告訴他，基辛格第一次飛抵時，迎接他的是過去與馬歇爾將軍在軍調部共過事的葉劍英元帥，後來是軍委副主席，還有就是當時剛宣布出任駐加拿大大使的黃華；而去年迎接萬斯國務卿的是已經擔任外交部長的黃華。布熱津斯基之所以問這個問題，是擔心他飛抵北京時受到怠慢。他所擔任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在職務上與國務卿相當，會受到相同的歡迎禮儀嗎？
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０日中午，布熱津斯基一行十人抵達北京。同行包括他的夫人，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塞繆爾·亨廷頓、國防部的莫頓·阿布拉莫維茨、國務院的里查德·霍爾布魯克、弗蘭克·普雷的助手本·休伯曼和奧克森伯格等。
當美國專機在首都機場降落，外交部長黃華夫婦出現在舷梯下的時候，他很高興。他曾說：「這是一個信號，說明中國人決定對這次訪問給予與國務卿來訪同樣的規格。」
這是布熱津斯基第一次訪問北京，印象很新鮮。布熱津斯基在回憶錄中說：
為了使中國參加到我想要推進的關於建立更廣泛關係的會談中來，我們中的４個人準備向中國人廣泛地介紹情況：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塞繆爾·亨廷頓，專談我們對蘇美均勢的估計及由此產生的戰略問題；國防部的莫頓·阿布拉莫維茲，全面介紹軍事情報，並提出兩國軍事代表團互訪的建議；國務院的理查德·霍爾布魯克，專談擴大文化和經濟合作問題；在費蘭克的新聞班子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的本·休伯曼，專談擴大科學合作，包括總統科技顧問普雷斯博士可能訪華的問題。我在中國事務方面最親密的顧問米切爾·奧克森伯格則直接與我一起準備我所要作的關於美國對外政策的全面介紹，這一介紹是我與中國領導人進行更為直率的討論的序幕。
當天晚上，外交部長為我舉行正式晚宴，席間互相祝酒———我們祝酒時措詞謹慎，以示我們意圖的嚴肅性。
星期天早晨，我們先去參觀毛澤東的紀念堂。看到有教養的中國人也學俄國人的作法，將他們的革命領袖的遺體作了防腐處理並予以展出，我未能苟同，對於所謂的科學的唯物主義者來說，這是一種自相矛盾的風格。這個上午餘下的時間用於與中國外長進一步交換意見，他介紹了中國在對外政策問題上的立場。下午，我參觀了紫禁城。這種宮殿與手工藝品卓越非凡的組合，使人們理解到中國本身一直就是一種文明，其程度之高非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可比，相當不同尋常而富有特色。然後，我與鄧小平副總理第一次會談，晚上也同他在一起，在仿膳吃了一頓精緻的便宴，仿膳飯館設在北京中部的北海公園，前面有個小湖。飯罷，去聽京戲，上演的都是傳統的京戲，顯然與最近對外賓的做法不同。
深諳談判藝術的布熱津斯基對這次訪華，可謂作了充分準備，在對美中兩國近１０年的談判記錄作了潛心研究分析之後，精心設置了一套談判計畫。他知道，在同鄧小平或華國鋒會面以前，他與中國外長的談話，中方將會進行全面研究。因此，他就在第一天與黃華外長會談時，連翻譯在內，用了三個半小時，「有意識地將概述美國對外政策的開場白講得很長，很全面」，清楚而充分地說明美國贊成什麼，卡特政府想做的又是什麼。目的是想在戰略問題上一旦達成若干一致意見後，再和最高領導人私下討論此事。也就是說，「真正的協商和確實重要的交換意見主要是在與鄧小平副總理和華國鋒總理會談時進行的」。
５月２１日下午４時零５分至６時３０分，鄧小平就在人民大會堂南門接待廳會見了布熱津斯基。鄧小平是在布熱津斯基剛剛參觀了故宮博物館後就進行這次會見的。
布熱津斯基在回憶錄中說：「在會見中國外長時，雙方代表團在長桌兩邊相向而坐，但在這次會見中，鄧與我卻並排坐在扶手椅中，鄧在我左邊，他那照例必備的痰盂在他左邊。伴我前往的只有邁克·奧克森伯格，他能講中國話並做詳細記錄，在座的還有倫納德·伍德科克大使。代表團其他成員對未能列席都沒有意見，只有霍爾布魯克因未能參與這次會見而就個人特權問題大做文章。然而我受到總統明確指示的限制，要使會見保持在小範圍內，並保守機密，那麼大使顯然應該排在他的前面。會見是從鄧的一句關懷話開始的。鄧說：『你一定很累了。』我回答說：『我感到振奮。』這句話準確地表達了我的情緒。在繼續寒暄幾句以後，鄧就言歸正傳了。」
布熱津斯基告訴鄧小平，他已經將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與美國主要政治家和參議員的談話記錄都閱讀了一遍。
鄧小平說：「美國朋友我見得不少，中國問題不難了解，你從過去的談話記錄中，可以了解我們的看法、觀點和主張，我們已經直截了當地說出來了。毛澤東主席是個軍人，周恩來也是軍人，我也一樣。」
布熱津斯基回答說：「軍人說話就是痛快直率，但美國人也有說話直率的名聲。我希望你沒有覺得美國人或美國有什麼不容易理解的。」
緊接著，布熱津斯基「便一頭栽入」他在與黃華外長會談時迴避了的話題，即關係正常化問題。布熱津斯基說：「總統要我轉告你，我們準備不僅就國際形勢，不僅就我們並行不悖的行動可能有助於推進同樣的目標或抗拒同樣的危險等方面認真進行會談，而且準備開始就兩國更直接的關係問題作更加積極的會談。」
鄧小平仍持懷疑態度，因為布熱津斯基頭一天和黃華的會談中，並沒有具體涉及到這一實質性問題。於是，鄧小平說：「閣下，現在的問題仍舊是下決心。如果卡特總統在這個問題上下了決心，我想解決這個問題就比較容易了……為了實現正常化，你認為應該做到什麼呢？」
關於這個問題，在回答時，布熱津斯基試圖讓鄧小平了解美國對盟國的義務，也了解美國在國內面臨的困難，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遇到的困難。布熱津斯基為此談了相當長的時間，他說：「在和閣下私人討論以及在這小範圍內保密的情況下，我還可以說，總統本人準備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儘快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無意人為地延遲解決……因此，總統準備在國內承擔解決兩國之間突出問題的政治責任。他承認這是我們的責任，而不是你們的問題。在兩國關係中，我們將繼續遵循上海公報，遵循只有一個中國、解決台灣問題是你們自己的事這條原則。然而，與此同時，我們還有某些國內問題和某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必須加以克服的問題。這些問題複雜、困難，在某些方面相當帶有感情色彩。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必須在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方面找到能夠讓我們表達我們的希望和期待的某種方式的原因，儘管我們承認這是你們的國內事務，我們是按照上海公報的精神這樣做的……」
鄧小平回答說：「雙方都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中國人可以說，我們何時、如何解放台灣是應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的內部問題。我們可以表達我們的看法。」
布熱津斯基說：「關係正常化以後，感到不安全的台灣可能會轉向蘇聯。」
鄧小平回答說：「我們曾經考慮過這個可能性，但既然美國要維持與台灣的經濟關係，這個問題就不成其問題。」
雙方的立場就這樣接近了。
可以說，在整個過程中，正如布熱津斯基所說的，「我們試圖將交換意見變為朋友間的真誠對話，我即席發言，將全球性、戰略性和雙邊問題交織在一起，逐漸接近正常化問題，以便探索中國的靈活性，然後，再回到不致引起重大爭論的全球問題上來。」
會談中，布熱津斯基「有意」使用了「歷史轉折時代」這個「含義模糊的字眼來描述台灣在以某種方式最終重新統一之前所處的分隔狀態」，試圖向鄧小平講清楚，「即使在正常化以後，美國對台灣的安全義務還要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