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西呀，這個星期我可能要落得個眼淚汪汪了。」
這時正是早上六點，我們倆一起在機場上候機。
「這一次要分別十一天，」她說。「我們時而小別，要算這一次時間最長了。」
「是啊，」我應過一聲以後，又笑了笑說：「不過我的意思是，這一回去示威遊行，我很可能會挨上一顆催淚彈。」
「看你的樣子真像巴不得挨一顆似的，奧利弗。」
她說在點子上了。在有些圈子裡，挨點催淚彈的滋味被認為是一種「有種」的表現。她看出了我那種自負的心理正得不到滿足哩。
「可也不要故意去惹那幫臭警察啊，」她又補上了一句。
「一定。我決不輕舉妄動。」
她的航班上客了。匆匆一吻，我就轉身而去，一路打著呵欠，去趕飛往華盛頓的班機。
我坦白說吧。但凡有重大的社會問題要我出力，其實我倒總是很情願的。這個星期六，「新鼓動委員會」預定要在華盛頓舉行一次聲勢浩大的「十一月反戰示威大遊行」。就在三天前，遊行組織者有電話來想請我去，幫著他們去跟司法部的那班傢伙談判。「我們可真少不了你老兄哩，」負責其事的弗雷迪·加德納當時還對我這麼說來著。我起初還著實得意了一陣，不過後來就聽出了他們的意思：他們看中我不只是因為我有法律方面的專長，而且還「因為我把頭髮一理，就挺像個共和黨人的」。
談判的中心是遊行的路線問題。按照歷來的傳統，在華盛頓遊行總是順著賓夕法尼亞大道走，要在總統官邸前面過。司法部里那一幫吃公事飯的卻非要我們這一次的遊行路線朝南邊挪挪不可。（我當時心想：要挪多遠？難道得挪到巴拿馬運河不成？）
瑪西每天夜裡都得到我的電話詳細報道。
「克蘭丁斯特①一口咬定：『會不發生暴力行為才怪，會不發生暴力才怪。』」
①理查德·克蘭丁斯特：司法部高級官員。1972年繼米切爾任司法部長。
「這傢伙，他怎麼知道？」瑪西問。
「就是這話。我是這麼問了他。『呸，你怎麼知道？』」
「你真是一字不差這麼說的？」
「嗯……除了一個字其他就都是原話。反正他回我說：『米切爾①說的。』」
①約翰·牛頓·米切爾（1913—）：當時的司法部長。
「嘿，米切爾又怎麼知道？」
「我問了。他卻屁也不放一個了。我一時真恨不得拔出拳頭來就給他一拳。」
「啊，你倒挺沉得住氣的。你不是說決不輕舉妄動嗎，奧利弗？」
「如果異想天開也算是犯罪的話，那我就得坐『怔牢』。」
「那就好，」她說。
我們的電話費會不高得驚人才怪呢。
星期四下午，兩名主教帶領一大批神父準備在五角大樓外舉行一場祈求和平的彌撒。我們事先接到了警告，說是他們搞這樣的活動就要把他們逮捕，所以我們去了很多人，其中律師就有幾個。
「發生了暴力行為沒有？」那天晚上瑪西在電話里問我。
「沒有。那班警察才真叫客氣呢。可是好傢夥，卻來了一幫子混蛋！說給誰聽也不信的。他們對神父們的那個大叫大罵啊，我看他們就是在酒吧喝醉了酒都不會嚷得這麼凶的！說真箇的，我當時又想拔出拳頭來了。」
「你揍了他們沒有？」
「內心裡是揍過了。」
「那就好。」
「我真想你哪，瑪西。我多麼想把你摟在懷裡。」
「把這個想法也放在你的內心裡吧。那班神父後來怎麼樣了？」
「我們只好到亞歷山德里亞①去幫他們打官司，設法把他們保釋出來。事情進行得倒也順利。咋的，你把話題又換了？我說想你，不好說嗎？」
①亞歷山德里亞是首都華盛頓南邊的一個小鎮，屬弗吉尼亞州所管。按五角大樓位於弗吉尼亞境內。
到星期五，政府當局就翻了本。大概是因為尼克松先生作過了祈禱（少不了要藉助比利·格雷厄姆①），華盛頓頓時罩上了一派凜冽的寒氣，還挾著冷雨。然而這並沒有能阻止耶魯大學那位奇才牧師比爾·科芬帶隊舉行的一場燭光遊行。說到這位牧師，那可真是個奇才，見了他我也真想去信教了。不瞞你說，我後來還特地到國家大教堂會聽了他的講道呢。我就遠遠站在大堂後邊（教堂里人太擠了），可也似乎感染到了那種休戚相關的團結之情。這時候只要能讓我把瑪西的手緊緊抓在手裡，我簡直什麼都可以捨得不要了。
①比利·格雷厄姆（1918—），六、七十年代美國最著名的福音傳教師。
就在我破例踏進教堂的時候，在杜邦廣場上卻有大批「易比士」①、「狂人派」、「氣象員派」②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蠢材糊塗蛋演出了一場令人作嘔的鬧劇。我這一個星期來極力要排除的那種種，在那裡卻來了個大宣揚而特宣揚。
①即易比派分子。易比派全稱為青年國際黨，是起於60年代末期的一個鬆散的激進青年組織。仿嬉皮士，故稱易比士。
②60年代美國一個激進的青年組織。歌手鮑勃·迪倫所唱的一支歌里有一句：「即使不是氣象員，也能知道風向。」氣象員派的名字即由此得來。
「這幫王八崽子！」我在電話里對瑪西說。「他們根本連個像樣的主張都提不出來——就知道標榜自己。」
「這幫小子其實倒才是該你揍的，」她說。
「你說得對極了，」我話是這麼說，心裡卻有些失望。
「你這是從哪裡來？」
「剛從教堂里來，」我說。
瑪西好聽的說了一大套，意思卻就是表示她不信。於是我就把科芬講道的內容搬出來作證，她這才信了。
「嗨，你瞧著吧，」她說，「明天的報紙一出來，管保教堂里集會的報道只佔半欄，廣場上鬧事的消息倒要足足登上三整版。」
悲哀的是，她這話說中了。
我怎麼也睡不著覺。我過夜的地方雖說只是個蹩腳的汽車旅館，到底還是條件不錯的，而來參加遊行示威的那成千上萬的人，他們卻只能睡地板和長凳，我心裡實在感到不安。
星期六還是寒風颼颼，不過至少雨已經不下了。暫時沒有人需要我去保釋，也沒有什麼事需要我去辦交涉，我就信步走到了聖馬可教堂，這裡是遊行群眾的集合地點。
只見教堂內外盡都是人，有的還在帳篷里睡覺，有的在喝咖啡，有的就一聲不響坐在那裡，等候號令。一切都組織得井然有序，當局也派出了司法官員，以防遊行示威群眾跟警察發生衝突（也要防警察去跟遊行示威群眾搞摩擦）。還來了不少醫務人員，以備萬一出什麼岔子。三十齣頭的人也不時可以見到幾個。
在咖啡壺旁，有幾個醫生正在向一群志願人員講解萬一來了催淚瓦斯該怎樣對付。
人在感到孤單寂寞的時候，往往會覺得人家看上去像是特別面熟。有一個女醫生，我看就挺像……喬安娜·斯坦因的。
我去倒杯咖啡，一聲「哈羅」，她卻招呼了我。果然沒錯，是喬安娜。
「你在教他們急救，我可別打攪了你才好。」
「沒什麼，」她說。「能在這兒見到你，真是高興。你好嗎？」
「快凍壞了，」我說。
我決不定是不是該跟她道個歉，因為我後來就一直沒有給她打過電話。看來現在道歉可不是時候。儘管看她那和藹的臉上像是帶著些疑雲。
「看你的樣子好像挺累呢，喬。」
「我們是連夜驅車趕來的。」
「那可夠嗆的，」我給她送上咖啡，讓她喝了一大口。
「你就一個人？」
她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我想該有五十萬群眾跟我站在一起吧，」我想我這樣回答，是絕對挑不了眼的。
「對，」她說。
沉默了半晌。
「噢，忘了問你，喬，你家裡各位都好嗎？」
「兩個弟弟都來了，也不知這會兒在哪兒了。爸爸媽媽有演出，留在紐約來不了。」
接著她又補上一句：「你也編在哪個組裡參加遊行？」
「可不，」我極力裝出一副想也沒想便脫口而出的口氣。假話出了口，卻又馬上後悔了。因為我知道，我要是不這麼說的話，她一定會邀請我去她們那個組裡參加遊行的。
「你……看起來面色很不錯哩，」喬對我說。我看得出來：她這是在拖延時間，希望我說不定還會熱和點兒。
可是我在那裡干站著，還得找些不痛不癢的話說，那個尷尬實在是夠受的。
「對不起，喬，」我說。「我有幾個朋友還在外邊的寒風裡等我呢。
「喔，你說哪兒的話呢，」她說。「你有事只管請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