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了一長串數字遞過去，還有張百元鈔。
「有研究啊。」老頭子看了看數字說。
「瞎寫的。」我說，這是實話：「就買一注。對面那幾塊站牌，怎麼是黑的？」
「前天早上有個神經病用油漆刷的。」老頭子把彩票遞給我。
「看起來有點嚇人。」
「沒事，過兩天就會換掉的。車隊已經來看過了，還拍了照片。」
「怎麼會有人做這樣的事情。你說小偷踩盤子都會在門前畫個暗號什麼的，這個會不會也……」
「是透著蹊蹺，不過呢這兩天也沒瞧見有什麼奇怪事情。」老頭子現在也沒生意，很有耐心地和我扯閑篇。
「瞅著觸心哪。這要看牌子乘車，冷不丁還不得嚇一跳。」
老頭子笑起來：「我說娃兒你膽子也太小了，沒見你這樣的。」
我心裡一堵，多久沒被人叫娃了，今天劫後餘生，照理我現在眼睛裡還滿是血絲挺滄桑的啊。
我故作不服氣的模樣：「怎麼，就我一個人這麼大反應？」
老頭子呵呵笑起來：「別說還真是，一般人就是多看幾眼，也有好奇問一句的，你是反應過度啦。這世道，什麼奇怪事情沒有啊，樣樣關心追根究底，自個兒還過不過了。」
這是我問的擁有良好視角的第三家了，和前兩家一樣，沒見到古怪的人。
我心裡嘆了口氣，卻並不後悔來這一遭，自從知道了餵食者協會的背景之後，我心底里一直有些猶豫，總是閃閃躲躲不堅決。一場浩大的車禍讓我知道註定無法逃開，那就索性迎面而上。
算是對餵食者協會的宣戰嗎，我自嘲地一笑，人家可不會在乎。
問了這幾家，說得嘴也幹了，我進了旁邊的超市，拿了瓶可樂。結帳的時候，我回頭看了一眼。這超市的收銀台與尋常不同，不是設在進門的一側，而是在門的對面。所以我這一回頭，就透過玻璃移門，正正地瞧見了對面的黑色站牌。
這是第四家。
在路的這邊，擁有良好視角能瞧見對面黑站牌的店家，有近十家。要不要每一家都問過來？對此其實我挺猶豫。通常來說這並無必要，有什麼異常情況，照理大多數店家都能看見，所以前三家都說沒見到盯著站牌看的奇人異士，我已經差不多放棄，這回是真心買飲料來的。
「看對面那公交站牌吶？」售貨員卻主動問了我一句。
「對啊。」既然你先開了口，那我當然就接上去了：「瞅著觸心，卻老忍不住去瞅，這是咋回事呀。」我又用了「觸心」，基本上我在每一家都是差不多的說詞，反正他們相互也不通氣。
「你還好了，我這麼一直站著，瞧著別提多堵心了。你說咋回事，顏色影響心理唄，這就叫色彩心理學。」
其實我問的咋回事是指站牌是怎麼變黑的，但他的這個誤解，卻讓我心裡一動。看起來，這店員是已經有陰影了，所以才會心理投射誤解了我的意思。這樣的情況是我之前沒有預想到的，即居然會存在像店員這樣的人，他不是看一眼或看幾秒鐘的問題，而是只要黑站牌還沒有被換掉，就必須一直看下去，逃都逃不開。
我哈哈一笑，說：「先前我和路口買彩票的老頭兒說這黑站牌瞧著不舒服，他還說我大驚小怪，沒想到你比我更脆弱。」
這店員是個斯文白凈的眼鏡小伙，聽我這麼說卻相當不服氣，眼睛一翻說：「你這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你路過隨便摟一眼就覺得不舒服，換你站在這兒八小時試試，還不知難受成什麼樣呢。」
看著斯文氣性倒不小，和顧客抬扛。
「再說我這也是受了別人影響。你是不知道，我那同事才叫神經脆弱，前天站這兒瞧了幾小時，說不行了生病了，我臨時被叫來接班的時候，他的臉色那叫一個難看。現在好，在家發高燒，不知什麼時候才能來上班。真是倒霉啊，現在我們店裡三個人得頂四個人的班。我就奇怪，幾塊黑站牌能把一個人看得發高燒了，怎麼這麼邪乎，這麼想著吧，就忍不住瞧一眼瞧一眼，越瞧心裡越堵得慌。你說我是不是受了他的影響。」
前天？那就是站牌被塗黑的當天。
如果這店員沒說瞎話，那麼他的同事，就是目前為止受黑站牌直接影響最強烈的人。換而言之，他的嫌疑升到了最大之一，與劉朝華並列！
實地堪察永遠是最有效的手段。
我忍著興奮，細問：「有這樣的事情，瞧了幾小時就真生病了？」
「騙你幹什麼，我來接班的時候才下午三點多，也就三個多小時，他那張臉白的喲。」
三點多，三個多小時？
我猛然記起了托盤發布初始動作指令時的時間要求——上午十一點三十分前，把湖州1路、2路、26路公交臨湖橋站的公交車牌刷黑。
「你同事是幾點開始上的班？」急切間，我顧不上這樣的問題已經顯得過於深入而突兀了。
那店員有些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但還是回答了。
「他那天上的是中班，十二點。」
十二點開始上班，通常會提早十分鐘一刻鐘到，而托盤要求的是十一點半前把站牌刷黑。時間上完全吻合。而一個這樣時間上班的店員，恰好就在黑站牌的正對面，只要他上班，就無處可逃。如果黑站牌能讓他產生某種聯想，那麼在他上班的這幾個小時里，這樣的聯想必然會發生，而且會反覆在腦子裡盤旋、強化。
沒有之一了，那個生病在家的店員，就是嫌疑最大的一個！
我走出超市，用願望滿足器給王美芬發信息。
我相信她此刻必定確信，找到我加入，是她最正確的選擇。
然後我就啐了一口，見鬼，這是托盤的選擇。
這是一個為了「永遠正確」而被造出來的怪物，而唯一消滅它的機會，在於指望它會偶爾不正確。而像永遠在不斷犯錯的凡人，還得在那個指望中的偶爾出現的時候，立刻抓住它。
怎麼想，都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啊。
那就不想了，事情是做出來的，不是想出來的。
王美芬的回覆很快來了，是當頭一棒。
抱歉我暫時無法給予你幫助，由於你先前成功在車禍中逃生，現在必然已經被拇指重點關注。而你又去了臨湖橋，拇指很難不懷疑有一個我這樣的知情人在你背後。所以我必須暫時休眠，哪怕只是用自己的資源來查那名店員，在目前都是極度危險的。
王美芬沒說她要到什麼時候才能「蘇醒」。看起來現在就只剩我單槍匹馬了，好在我也從來不是一個把希望寄托在別人身上的人。
我回頭，再一次走進了超市。
店員瞪著眼睛看我徑直走到他面前，遞過去一張名片。
「記者？」他低頭瞧著名片，喃喃道。
我想他心裡一定奇怪，剛才這個問東問西的路人，怎麼變身記者又回來了，還是個上海的記者。
這些年來，記者這個行當給了我太多便利，簡直就是個追根究底的官方作弊器，不管問什麼問題，都有天然正當性——只要你會掰扯。
至於我會不會掰扯，那還用問，否則我是怎麼混到首席記者這位置上的。接下來我和這店員一通解釋，說自己的報社接到報料，說在湖州出了這麼檔子奇怪事情，特派我來採訪。塗黑站牌看起來簡單，其實背後可能隱藏著大秘密，只因沒人會做毫無意義的事情。
這本是通無稽之談，但這店員原本看多了黑站牌心裡就惴惴不安，居然也信了。
「但你剛才進來的時候，怎麼沒這麼說？」他問我。
「因為我需要先摸一遍周圍的基本情況，我每一家都問過來，然後再選擇特殊的典型進行深入採訪。現在看來，你這兒值得深入採訪！」
我這麼一講，他頓時就神采飛揚起來。說起來，雖然現在記者的聲譽每況愈下，甚至有變成過街老鼠的趨勢，但真實的採訪過程中，都還挺合作的，只要你不是要拿他做反面典型。
我裝模作樣問了些他對於黑站牌的感受，都有些什麼樣的猜測，然後話風一轉，談及了那位發燒的同事。
姓名、基本背景、電話甚至住址，以採訪的名義，我沒費什麼口舌，就把這些打聽清楚了。
臨湖橋在湖州市區最中心，而鄭劍鋒（就是那位高燒在家的店員）住在孫家莊附近。其實也就離臨湖橋十公里出頭，但湖州是個小城，那兒已經算得上偏遠了。
鄭劍鋒住在一幢有大花園的三層西洋風格小樓里。湖州一帶在十九世紀出了一大批鉅賈，以南潯四象八牛為首，這幢小樓看樣子也有百年的歷史，主人估計也是湖商中的一員，但資產應有限，只因孫家莊一帶，在百年前也不算是湖州的好地段。
鄭劍鋒當然不可能獨佔一幢樓，否則他也不必去超市裡做營業員。像這種洋樓，大多在某個特殊的歷史時期，被許多不相干的人衝進來盤踞，運氣好的主人能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