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周刊朝日》總編、常盤大學教授、散文學家重金敦之
赤坂的日枝神社旁有一家名叫「山之茶屋」的居酒屋，那裡的招牌菜是鰻魚。那是昭和四十一年（一九六六）十一月，我和松本清張先生初次會面之處。當時我奉命擔任翌年將在《周刊朝日》開始連載的短篇推理小說的責編。那一年也是我入社的第二年。
可能是因為清張先生指名要「年輕、有勁頭的記者」吧。但我們社裡的大人物似乎有些不放心我這個菜鳥，擺出一副很了不起的樣子向我：「你之前擔任過哪些作家的責編啊？」
我回答：「我幫結城昌治［結城昌治（Yuki Shoji，1927-1996），日本冷硬派推理小說作家，一九六一年憑藉《黑夜結束時》獲得第十六屆日本理作家協會獎］先生編過《白書堂堂》。
對方咕噥著：「這次可是更大牌的人物哦。」然後便在那邊為「該去哪間餐廳才好」而興奮不已。
說起清張先生的短篇魅力，是通過《周刊朝日》的《黑色畫集》（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連載）而廣為人知的。之後又發表了《天保圖錄》（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連載）。當時敝社正想拜託他發表《黑色畫集》的續集。
《黑色畫集》的責編是當時的副總編，即兒童文學家永井萌二先生。《天保圖錄》的責編則是精通相撲界的殿岡駒吉先生。如今兩人都已過世，但當時他們都曾懇切細心地傳授我該如何與清張先生相處。或許年輕的我看起來真的很不可靠吧。
說到清張的作品，我高中時曾沉迷於月刊《旅》（日本交通公社出版）連載的《點與線》（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連載）。當時我正忙著準備升學考試，但因為一直憧憬登山和旅行，所以是《旅》和《Alpu》（創文社出版）的忠實讀者。後來得知畫家山藤章二先生讀過《旅》上面的《點與線》，我們倆還曾經熱烈討論過一番。
一邊吃鰻魚一邊聊天，這場不知該說是見面禮還是洽談公事的會面總算順利結束了。初次見面我頂多覺得：這人就是鼎鼎大名的松本清張先生啊。至於當時說了什麼，我早已忘記，連他是否記得我的名字都不清楚。不過，唯一能確定的是，當時我做夢也沒想到，我們的交情竟會從那時一直持續到他過世為止。
另外，那天清張先生一眨眼就把眼前的鰻魚吃了個精光，還冒出一句「這樣就沒了嗎」，令舉座眾人甘拜下風。他不喝酒，年紀不到六十歲，食慾很旺盛，也難怪會一下子就吃光了。從此我學到了一課：吃鰻魚，往往三兩下就結束了。如今的鰻魚料理店，似乎動不動就搬出一大堆菜色，但在當時，頂多只有鰻魚片、烤肝臟及烤鰻魚。
一開始題目定為《黑色樣式》。我至今還記得臨別之際，用事先備好的車子送他離開時，我說了一句「考慮不周」並向他道歉。翌日，據說社裡那位大人物還特地跑來對我們的總編輯說：「『考慮不周』這種台詞可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說的喲。」我本來很想頂他一句「不知是哪個笨蛋選去『山之茶屋』吃飯的」，但最後還是咽回肚裡。
過完年，從第一篇《剎車》開始連載。這個故事只要稍不注意就很容易變成陰森風格，不過清張先生深知《周刊朝日》的讀者層，並刻意用淡雅的筆調輕描淡寫地收尾，這是其他作家望塵莫及的絕技。關於這篇作品，我不記得做過特別採訪。
接著，為了第二篇《犯罪廣告》，我去拜訪了有「魚博士」之稱的末廣恭雄先生，請教海蜇的問題。清張先生也不知是從哪裡得知海蜇這種會附著在生物屍體上、在海中散發妖異光芒的浮游生物的。最近已經可以在東京灣橫斷道路中間的人工島「海螢」上親眼看到真正的海蜇了。
後來又為第三篇《微笑的儀式》搜集有關笑氣的資料。老師給我出的難題是：「有什麼方法可以使人面帶古希臘雕像式的微笑（archaic smile）而死？」我記得當時真是傷透腦筋。不過，幸好我打從高中時代就對「笑容古拙」的奈良飛鳥寺佛像與和辻哲郎［和辻哲郎（Watsuji Tetsuro，1889-1960）日本近代唯心主義哲學家、倫理學家］的世界很感興趣。對於忙碌的周刊記者來說，搜集這些相關資料也算是忙裡偷閒。至於《兩個聲音》（第四篇），我特地去請教了號稱在「野鳥叫聲」的錄音技術方面首屈一指的NHK製作人。
第一篇《剎車》連載了八周，結束後緊接著就開始連載《犯罪廣告》，連喘息的機會都沒有。前一個故事剛進入尾聲，清張先生的日程里早已塞滿下一篇作品的主題了。說得不客氣一點，他對「解謎」和故事的「落地姿勢」向來不太在乎，反倒比較喜歡構思下一篇故事。
品鑒葡萄酒時，所謂「後味」這種留在舌尖上的余香也會被列入評價，但清張先生的作品多半都出乎意料地草草收場，爽快的後味是他的特徵之一。我看他總是埋頭寫作，除了工作也很少出去玩。有一次，我逮到機會問他：「老師覺得什麼時候最快樂？」結果他的回答竟是：「連載大致結束，開始思考接下來要寫什麼的時候。」
《黑色畫集》的第一篇《遇難》連載了十一周結束，而被譽為傑作中的傑作的《證言》只兩個星期就結束了，真是名副其實的短篇，甚至可說是超短篇。
在《黑色樣式》中，《剎車》和《犯罪廣告》都是八周就結束了，但《微笑的儀式》登了十周，《兩個聲音》更長達十七周，到了第六篇《霧笛小鎮》（後改名為《內海之輪》）甚至成了連載三十七周的「長篇」，實在很難稱為「短篇」。
我覺得他自己本來沒有打算寫那麼長，只是對登場人物的個性和心理狀態描寫得太細膩了，不知不覺就越寫越長。但讀者總是期待新的事件發生，要求故事加快節奏。《黑色儀式》時還不至於如此，但四年後在《周刊朝日彩色別刊》上刊登的老師的短篇《兩本同樣的書》（一九七一年）問題就有些大了。季刊型雜誌上的文章通常都是一次登完，可是老師的作品卻不見結束，加上又有頁數限制，最後我終於忍不住，在電話中不小心脫口說出：「老師，您的故事好像太冗長嘍。」
清張先生一聽果然氣急敗壞，在電話里就激動地吼我：「什麼冗長！就是因為你們只曉得追著情節跑，所以我才討厭寫推理小說！」但他本人大概也心知肚明，想必這句話正好說到他的痛處了吧。
在一旁聽我講電話的伊藤道人主筆（後來成為《朝日俱樂部》總編，現已故）一臉被我打敗的表情安慰道：「你竟敢說他寫得太冗長，你的膽子還真不小啊。不過這本來就是事實，也沒辦法。」當時清張先生六十一歲，我才剛滿三十。現在想想，都是因為年輕氣盛才會說出那種「考慮不周」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