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提及二·二六事件的各種書籍、記錄，通常都是從相澤事件［相澤事件指皇道派陸軍中校相澤三郎於一九三五年趁執行任務之機刺殺了統制派陸軍省軍務局長永田鐵山少將］進入二·二六事件的。事實上，從相澤事件到二·二六事件爆發，中間只隔了六個月，所以這麼寫也很自然。當然，這期間發生的事基本上也會提到，只不過都簡略到幾乎只是串場的程度。
然而，二·二六事件爆發前的那六個月其實很重要。如果不仔細審視這段經過，或許會誤解二·二六事件的本質。不管從當時的政治局勢和社會趨勢，還是從個人動向來看，沒有哪個時期比這半年更耐人尋味。
筆者有幸，得知許多大眾不知道的內情和未公開的資料。縱觀事前形勢，一句話總結，就是永田鐵山的暗殺事件令陸軍部動搖，也對政府高層和政界造成了影響。雖然林陸相［陸相指日本陸軍的最高領導機關陸軍省長官，簡稱陸相］（林銑十郎）最後引咎辭職，但在那前後，包括進入川島義之擔任陸相時代的陸軍，為收拾事態、重整軍紀都頗為苦惱。這個問題可不小，因為以真崎（真崎甚三郎）為首的皇道派企圖趁機捲土重來，他們正虎視眈眈地想奪取主導權。統制派為防止他們變本加厲，不得不大費周章。
區區一名中校，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闖進陸軍省斬殺長官，世人因此開始對陸軍的權威起疑。軍中的內鬥和以下犯上的情形清清楚楚地呈現在世人面前，軍紀之松馳令人瞠目結舌。相澤事件的爆發，讓原本對軍方內部一無所知的國民不禁懷疑起自己的眼睛。
軍方的威信嚴重下滑。不只國內，對外也需費心設法恢複權威。可是，「肅君」方針如多頭馬車莫衷一是，內部又有日漸激化的統制派與皇道派的主權之爭，造成時局動蕩不安。高層決策因此更加曖昧不明，欠缺決斷力。
這件事使得軍方已無法再徹底壓制皇道派青年軍官及右翼浪人的活動。憲兵隊和東京都警視廳的特高（特別高等警察）雖然對他們的行動高度關注，但也只能袖手旁觀，無法做任何具體的預防措施。
皇道派青年軍官在相澤事件發生後表現得極為亢奮，由於該事件而受到最大刺激與鼓勵的，就是這群青年軍官了。
這群人為四十七歲的相澤竟勇敢斬殺永田的行為深深觸動。「一把年紀的相澤先生做到了，我們年輕人居然讓老前輩搶先一步，真是不好意思！」，「這樣太對不起相澤先生，我們也該迎頭趕上，不能再這樣耗下去了。」——就是這股感動驅使他們立意採取更激烈的行動。
事件發生後過了八十幾天，以相澤為被告的預審結束了，預計翌年一月進行第一次公審。就在這當口，突然出現了新的狀況。那就是軍方打算在十二月份將第一師團移往滿洲［指中國的東北］，據稱翌年五月左右正式動員移防。這一消息令青年軍官們感受到強烈的焦慮，尤其是步兵第一連隊（下文簡稱步一）和步兵第三連隊（下文簡稱步三）的隨隊軍官，更是大受衝擊。日俄戰爭結束後，第一師團有整整三十年沒離開過東京，現在軍方上級居然想把他們調到滿洲，這明擺著是要把被視為「危險分子大本營」的步一步三，連同整個師團一起發配邊疆，放逐滿洲。
雖說去滿洲的人原則上兩年以後便可回國，但這種事都變化多端，軍官們或許會戰死，或許在當地走散、各奔東西，況且也不可能像現在這麼團結。因此，要行動，就必須搶在移防滿洲之前。錯過這一次，就算不能說發動昭和維新［當時軍部激進派和右派推動的國家革新，效法明治維新，力主天皇親政］至此永無機會，至少也會被大幅度後延。時間上的緊迫感，成為二·二六事件爆發的內在導火線，甚至可以說就是「時間」逼他們在二月發動那次「起事行動」的。當然這並非唯一原因，但「起事」的其他條件也有不少是配合時間勉強製造出來的。
在這種氛圍下，相澤案在昭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進行了第一次公審。特別辯護律師滿井佐吉中校，及眾多相澤的支持者（軍人和右翼團體）決定仿照五一五事件［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海軍青年軍官及陸軍士官學校學生襲擊首相官邸，射殺犬養毅首相的暴亂事件，軍部趁機終止政黨內閣，推動軍方獨裁政治］的法庭戰術展開一場法庭抗爭。他們打算利用公開第一師團軍法會議，企圖通過法庭抗爭讓世人了解被告辯護的想法與辯護律師的主張。無論右派還是左派，一旦面臨「審判」這項國家公權力的制裁，運用的戰術其實都差不多。相澤案就是企圖運用法庭抗爭使得相澤減刑，並宣揚他基於尊皇思想提倡的「革新」，進而讓皇道派勢力佔上風。
這場法庭抗爭進行得還算順利。如果純粹就此案而言，相澤的支援者們大可以樂觀寄望。然而另一方面，第一師團將移防滿洲的命令已在內部非正式布達。「時間」繼續對這群計畫訴諸武力解決問題的激進青年軍官施加壓力。在昭和十一年五月啟程移防滿洲之前一定要釆取行動，他們心中的焦躁隨著「末日」的逼近而與日俱增。
此外，還有美濃部達吉［美濃部達吉（Tatsukichi Minobe，1873-1948），日本著名憲法學及行政法學家，前貴族院議員，提倡天皇機關說，強調主權在國家，天皇為國家的最高機關，因此常與提倡軍權絕對主義的上杉慎發生爭執］的天皇機關說遭到圍剿等次要因素。總之，縱觀二·二六事件發生前的狀況，大致可以如此簡單概論。當然這是極為粗略的，無法詳細說明二·二六事件的全部狀況，一樁大事件通常會摻雜各種大大小小的因素，是相互作用下才會發生的。
摘自第七部《軍閥的暗鬥》
到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年底為止的事態動向，總的來說就是相澤一案公審的抗爭行動，即全面性的維新運動。這一時期，姑且決定以相澤公審為中心展開運動。這是包括前面提到的住在鄉下的前輩上尉們的一致意見，栗原和磯部也基本上認同了這項決定。這段時期大約持續到昭和十一年的一月下旬，可被視為運動初期。
一月二十八日，相澤公審首日的晚上，眾人在麻布龍土軒進行了第一次聚會。與會者有香田、栗原、安藤、村中、磯部、龜川、澀川等步一與步三的中尉和少尉共十二三人。這一晚大家只是聽取旁聽了法庭審理的澀川善助報告情形，純屬報告會。
到二月四日的第二次龍土軒聚會時，與會成員略有變化。有步三的野中上尉、安藤上尉和同隊的坂井（直）中尉；還有步一的栗原中尉、同隊的林（八郎）少尉；以及步三的常盤（稔）少尉、同隊的清原（康平）少尉和村中、磯部、澀川。
這些人都是後來二·二六事件的執行者，事後除常盤和清原被判無期徒刑外，其他人都相繼遭到處決（唯有野中上尉自殺）。
以下是新井勛的回憶。
「那天還是一樣，以澀川描述當天的公審情形為主，偶爾就他記不大清楚的部分向村中和磯部發問。最後作出『今後可能會進入證據調查』的結論後就散會了。」（摘自新井所著《震撼日本的四天》）
按照新井的說法，在十二日舉辦的第四次龍土軒聚會上，步一的軍官和步三的軍官在方法論一事上發生了爭執。栗原、磯部和村中等激進派主張立刻起事，但安藤上尉所屬的步三卻漠視此論調，堅稱還不到最佳時機。
同時，當天散會後，安藤、新井所屬的步三組和村中、磯部留在別室繼續議論，針對步一的磯部和村中提出的論調，安藤嘀咕了一句：「不管步一怎麼想，步三都會堅持步三的態度。」據說後來和新井一起離開龍土軒、朝六本木走去的安藤曾對他說：「今晚的事別告訴任何人，步三無論如何都要堅持步三的原則。」（摘自新井所著《震撼日本的四天》）
再說說第三次龍土軒聚會，那次發生在第二次聚會（四日）和出問題的十二日之間，具體說來是二月八日晚上召開的。據憲兵報告，此次聚會的出席者只有「香田、村中、磯部、澀川外加一人」，可說相當冷清。香田上尉是前面提到的佐藤軍法官的副官，所以這次聚會是為了和其他四名民間人士（姑且假設那個「外加一人」也是）商討公審對策。
如果說激進派和自重派之爭在二月上旬日趨白熱化，那麼到橋本證人出庭，審理不對外公開的十二日為止的這段時期應可視為事件爆發前的中期。換言之，那時的運動已不僅限於初期舉辦的廣泛鬆散的聚會，而是更注重實質性。受凝聚力影響，庭審期間開始逐漸盯緊民間團體和青年軍官，這自然誘發了激進派與自重派之間的裂痕。
早一月份起，激進派的軍官之間就出現了不少別有用心的小動作。步一的栗原、丹生中尉等人經常對下級士兵灌輸昭和維新教育，進人一月份以後，教育的內容變得更加露骨。不僅「對新兵的教育方法尤為露骨」（摘自憲兵報告），軍隊還開始禁止憲兵出入。
在兵力的調度上，平時對下士官兵的「特殊教育」極為重要。如果沒有事先對下士官兵進行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