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從案件本身寫起。
被告，名為須村聰子，二十九歲。罪名，殺夫。
戰時，聰子自某女專畢業，一畢業就成為某公司的職員。戰爭期間，由於男人均被徵召，每家公司都缺人，所以僱用了一大批女性職員。
戰爭結束後，去當兵的男人陸續回來了，公司漸漸不再需要女職員。兩年後，僱主紛紛將戰時僱用的女人解職，聰子也是其中之一。
不過，聰子在任職那家公司期間愛上了一個男人，立刻就結婚了。那人叫須村要吉，比她年長三歲，學歷只是中學畢業，對於擁有高等女專學歷的聰子心懷憧憬，主動求愛。單從這件事也可看出，他是個很有危機感的青年，聰子就是愛上他這一點的。
接下來的八年，夫妻倆過著相安無事的生活，生下一兒一女。要吉的學歷不高，只能當個沒有升級機會的小職員，不過他很認真，薪水雖少，卻還是存下了些小錢。然而沒想到，到了昭和二十幾年，公司由於業績不佳決定裁員，素來不受上司器重的要吉遂和一批老員工一起被開除。
要吉這下慌了，靠著人脈關係換了兩三家公司，結果不是工作不適合，就是薪水太低。於是，聰子只好出來工作。
起先她做的是銀行出納，把自己累得半死，工資卻寥寥無幾。後來通過在外面認識的某女性朋友介紹，成為某家人壽保險公司的業務員。
最初她的表現並不理想，還好後來業績逐漸好轉，訣竅是那個介紹她加入保險公司的女前輩傳授的。聰子雖非美女，卻有一雙大眼睛和一口整齊的貝齒，微笑時嘴唇的形狀別有一股嬌俏味道；再加上是女專畢業，在業務員當中算是高級知識分子，向客戶推銷時有一種知性美。因此她逐漸贏得客戶好感，工作也變得順利多了。拉保險的關鍵就在於耐心、親和力和說話的技巧。
她現在一個月可以賺到一萬兩三千圓。妻子漸入佳境，相較之下，丈夫要吉卻處於半失業狀態，不管什麼工作都做不久，最後變得無事可做，只能仰賴聰子的收入過活。他一面在妻子面前不斷地說對不起，一面成天在家裡遊手好閒。
可是聰子並不是按月領薪，她每月只有微薄的底薪，大部分還是得靠業績獎金。如果哪個月的業績不好，當月的收入就會少得可憐。
各家保險公司的業務員彼此之間的競爭相當激烈。在遼闊的東京都內，到處都是沒有分毫空隙的競爭濁流，甚至讓人覺得新客源已經被開發殆盡了。既然都內沒指望，聰子開始盤算著其他出路。
最後，她看上了建水壩的工地。各家電力公司為了開發資源，都在競相修建水壩。這種工程通常由某建設公司或某大型營運商承包，一個工地現場往往會有數千名，甚至上萬名工人。這些人個個都得接觸危險的堰堤作業或炸藥爆破作業，隨時面臨死亡與受傷的危險。此外，工地多半位於交通不便的深山，即便是最勤快的保險業務員，也不會跑去那裡……不、是還沒想到。
聰子發現那裡才是真正的處女地，於是邀上一個交情不錯的女業務員，兩人一起前往鄰縣深山的水壩工地，旅費當然是自掏腰包。
她把四處漂泊、居處不定的工人排除在外，專找那些直屬營運公司的技師、技工、機械操作員和工地主任。她認為這些都是上班族，不會出什麼問題。
這個新領域讓她大有斬獲。雖然這些人基本上都已買了保險，不過因為每天與危險為伍，所以只要她多說幾句，對方多半二話不說就答應投保。這讓她的業績突飛猛進，好得不得了。後來她又覺得按月收保費不方便，於是請他們全部按年繳費。
她的開發相當成功，收入立馬翻了一倍，幾乎每個月都有三萬圓。
生活總算變得輕鬆些了，不料丈夫要吉竟隨之怠惰了起來，變得依賴性很強。完全是一副指望聰子賺錢養家的態度，壓根兒不再有找工作的念頭，只是抱著得過且過的心態，日復一日地混日子。
不僅如此，過去刻意節制飲酒的要吉，近來開始到酒館四處買醉。成天在外工作的聰子把家裡的錢交給要吉掌管，他卻從中偷錢買酒。起先每次只敢偷一點，漸漸地膽子越來越大——也因為聰子的收入增加了。
聰子覺得看自己在外奔波，丈夫在家想必心情鬱悶，所以不忍跟他計較。況且她也不喜歡看到他很怕她似的，喝個酒還偷偷摸摸，像個小孩般卑躬屈膝的樣子。所以，有時候下班回到家，她甚至會主動勸丈夫出去喝酒。這種時候，丈夫總是喜滋滋地出門。
結果，這個要吉竟然在外面有了女人。
如果就日後的結果來看，聰子自己多少也該負點責任，因為把那個女人介紹給要吉的，正是聰子。那女人是她的老朋友。
那女人名叫脅田靜代，是她學生時代的同班同學。有一天，她們偶然在路上重逢。靜代的丈夫早死，自稱在澀谷一帶經營酒館，併當場給了聰子一張名片。學生時代容貌亮麗的靜代，如今像變了一個人似的，憔悴枯瘦，臉頰凹陷得像狐狸。
看她這副模樣，酒館的生意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哪天有空，我去你店裡玩。」
聰子臨別之際如此說道。靜代在聽到她的收入後頻頻稱羨。
聰子回家之後，把這件事告訴了要吉。
「那我改天去捧個場好了，既然是你的朋友，應該會算我便宜點兒吧。」說著，他斜眼看著聰子。
聰子覺得，反正到哪裡都一樣是喝酒，當然是去便宜的地方好，況且這樣還能幫幫靜代，遂回答道：「也好，那你就過去瞧瞧吧。」
過了一陣子，要吉真的光顧了靜代的店，回來後向聰子報告。
「那地方很小，五六個客人就塞滿了。店面雖然破舊，不過供應的酒倒還不錯。托你的福，她給我算得很便宜。」
「是嗎？那太好了。」當時她如是說。
聰子每個月約有一個星期會去水壩工地。一旦在那裡混熟了，自然會有人替她介紹其他工地，她就A水壩、B水壩、C水壩地打轉，案子應接不暇，收入越攀越高。
賺來的錢，都全數交給要吉代為管理。此時，家裡男主人與女主人的位置已經完全顛倒了。事後她曾經感慨，錯就錯在這一點。
要吉的怠惰與日俱增，還變得會耍小聰明，連哄帶騙地把錢拿來喝酒，而且一天比一天大膽。有時聰子下班回來，卻只見一對兒女餓著肚子哇哇大哭，而丈夫要吉白天就出門了，一直要到三更半夜才會帶著滿身酒氣回家。
如果聰子忍不住質問，他多半會厚著臉皮回嘴怒吼。咆哮著：「老子是一家之主，不是女用人！世上有哪個男人不喝酒！別以為你賺了一點臭錢就可以回家擺臉色。」
起初聰子覺得只是要吉的自卑感作祟，多少還有幾分同情。但漸漸地，她的火氣也越來越大，於是夫妻間的口角逐漸變多。要吉似乎為了賭氣，一拿到錢，就非得喝到半夜才醉醺醺地回家。而聰子下班回來還得忙著煮飯、照顧孩子。每逢去水壩出差的日子，只好請鄰居代為關照。
她甚至開始懷疑，外表懦弱的男人或許內心本來就潛藏著這種暴戾之氣。
後來要吉甚至天天對她拳打腳踢，最要命的是，要吉的揮霍竟把全家人逼入貧困的絕境。縱然聰子有每月多達三萬圓的收入，卻連買米的錢都拿不出。孩子學校里的家長會會費和午餐費也一再拖欠，更別提給孩子買新衣服了。不僅如此，要吉還養成一喝醉就把睡著的孩子叫起來動粗的劣習。
知情的人看不下去了，把要吉出軌的事偷偷告訴了聰子。當她得知對方竟然是脅田靜代時，當場愣住，氣得要命。聰子對透露給她這一消息的人說不相信，想必當時的她一定一臉蠢相吧，她只是想在外人面前保持最起碼的尊嚴。而沒有衝去找那個女人興師問罪，鬧得人盡皆知，也是這個道理。
她回家低聲詰問要吉，要吉卻大剌剌地說：「跟你比起來，人家靜代好太多了。我遲早要跟你離婚，娶那個女人。」
從此，只要夫妻倆一發生爭執，這種話就會從要吉嘴裡冒出來。
要吉開始把衣櫃里的衣服拿去當掉換錢，反正聰子外出期間他可以為所欲為。到後來，連聰子的衣服也一件不剰，甚至沒有乾淨衣服替換。從當鋪換來的錢被他悉數拿去給那個女人——他才認識靜代半年，一家人的生活就已變得如此窘迫。
聰子覺得這世上再沒有人比她更不幸了，忍不住掉下了眼淚。一想到孩子的將來，她便恐慌得夜裡連覺都睡不著。可天一亮，她還是得忙著用冰敷紅腫的眼皮，擠出笑臉四處拉保險。
昭和二十幾年二月的一個寒夜，聰子正在酣睡的孩子旁哭泣。她回家時不見要吉的人影，問孩子，孩子說爸爸傍晚便出門了。
十二點多、將近一點時，要吉回來了，猛敲大門。他們住的房子只有兩間四疊半大的房間，如今榻榻米也破了，到處都是聰子用硬紙板修補的痕迹。她踩著破舊的榻榻米走下門口泥地，打開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