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片里的那個女孩叫莫妮塔，三年前她在莫哈的防波堤上被照相的那個夏天還不認識菲利普·費思佛·莫里森。莫哈是斯德哥爾摩阿契佩拉哥的一個小島。
那是她和彼得六年婚姻關係中的最後一個夏季。在那年秋天，他遇到另外一個女人，而聖誕節過後他就離開莫妮塔和他們五歲大的女兒莫娜。由於他的不忠，所以她沒有任何要求，很快就辦好離婚手續——他急著要和那個新歡結婚，因為離婚手續辦好的時候她已經懷孕五個月了。莫妮塔保有赫卡蘭根市郊那所房子，而且在沒有爭執的情況下得到孩子的監護權。彼得放棄與女兒見面，後來他還停止了應該支付給孩子的生活費用。
離婚不只讓莫妮塔的財務狀況急速惡化，也迫使她停止了她剛恢複的課程，而這是整個過程中最令她沮喪的事。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她開始覺得自己缺乏教育是種殘缺。她始終不曾真正有上課或學習一技之長的機會。她接受完九年義務教育之後想要休息一年，然後再進專科去念書，但是那一年結束之前，她遇見彼得。他們很快就結婚，而她接受高等教育的計畫也就束之高閣了。次年他們就生了一個女兒，彼得也開始念夜校，一直到他念完之後（就在他們離婚的前一年），才能輪到她去念書。彼得離開她之後，她上課的計畫就被破壞了，要找個全職的保姆是不可能的，而即使找到了，她也付不起這個費用。
女兒出生後最初兩年，莫妮塔留在家裡帶孩子，但是在女兒可以送到幼兒中心後，她開始上班。剛開始，也就是在她離開學校之後那個月，到送孩子去幼兒中心的那幾個星期間，她換過好幾個不同的工作。在那幾年間，她做過秘書，在超級市場算過帳，做過倉庫的辦事出納員、女工和服務生。她是個靜不下來的人，只要她覺得不高興或是感覺到她需要變化，她就會辭職再找一個新的工作。
中斷了兩年之後，她又開始找工作。她發現勞力市場變得緊縮，而且沒有太多的工作機會可以讓她選擇，何況她缺乏職業教育，也沒有什麼技術，所以只能做些待遇差、不需技術的工作。現在就算工作內容很令人厭煩，她也不能隨便換工作。但是當她再次開始上學之後，未來似乎變得比較有希望，生產線上那些單調、毫無意義的工作也變得比較能讓人接受。
三年來她一直呆在斯德哥爾摩南方市郊的一家化學工廠。但是離婚之後，她獨自扶養她的女兒，所以她被迫要找一個上班時間比較短、薪水比較低的工作，她感覺到仿惶無助。在很突然且絕望的情況下，她辭掉原來的工作——也不知道自己接下來要做什麼。
而同時，失業率也逐漸升高，工作機會嚴重短缺，以致於有專科或更高學歷的人也去爭取一些待遇很差、所需學歷不高的工作。
有一陣子莫妮塔處於失業的狀態。她雖然拿到失業保險救助金，等於是有一項穩定的收入，但她卻逐漸變得沮喪起來。她每天想的就是如何讓收支平衡，房租、食物和為莫娜買的衣服就花掉了她所有的收入。她沒有錢替自己買衣服，也必須戒煙，帳單堆得越來越高。最後她只能拋棄自尊向彼得求助，畢竟法律可以要求他支付莫娜的花費。雖然他抱怨說現在他還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顧，他還是給了她五百元，她立刻就用這些錢償還了一些債務。
一九七○年那個秋天，除了在一個公司做了三個星期的臨時工，又在一家大麵包店外撿了幾個星期的樹葉之外，莫妮塔在那段期間都沒有穩定的工作。她不覺得找不到工作有什麼不愉快的。早上可以和莫娜一起睡得很晚，感覺相當不錯，如果她不為金錢這類的事煩心、沮喪的話，她不覺得沒有工作有什麼好煩惱的。時間一久，她繼續念書的慾望也沒了。如果一個人浪費時間、精力，又背負了一身的債務，所得到卻是毫無價值的考試和獲得滿腹學問後那種阿Q式的滿足感，這到底有什麼意義？此外她開始思考，在投入這個工業化資本主義的社會系統時，除了得到較高的薪資和較愉快的工作環境之外，應該還有其他更重要的意義。
聖誕節前她帶著莫娜到奧斯陸去找她的姊姊。他們的父母在五年前的汽車事故中雙雙身亡，而這個姊姊是她惟一的近親。他們的父母去世之後，到她姊姊家過聖誕節變成她們之間的一個傳統。為了籌到買票的錢，她把她父母的結婚戒指和一些她繼承的珠寶拿去當掉。她留在奧斯陸兩個星期，在過完新年回到斯德哥爾摩的時候，她胖了六磅，而且感受到很久沒有過的快活。
一九七一年二月，莫妮塔慶祝她二十五歲的生日。彼得已經離開她一年了，莫妮塔回想在這一年中自己的改變，比整個結婚後的六年還要多。她變得成熟了，發現自己新的一面，這是個正面的現象；但是她也變得比較冷酷、比較認命，生活也過得比較苦，這些是比較負面的；尤其她變得非常孤單。
獨自扶養一個六歲大的孩子就幾乎佔去她所有的時間；她們又住在市郊，每一戶人家都距離其他人非常遠，每個人也都似乎躲在自己建立的圍牆中保有自己的隱私，她根本沒有機會衝破這種孤獨的情況。
漸漸地，她和從前的朋友及認識的人逐漸疏遠，他們也不再出現。她不希望將女兒獨自留在家裡，所以很少出門，何況沒有錢也不能有什麼娛樂。剛離婚的那段期間，還有一些朋友或其他的人會來看看她，但是到赫卡蘭根來有一段很長的路程，他們不久就懶得跑了；加上她時常打扮得很邋遢又很沮喪，可能這些印象把她的朋友給嚇跑了。
她常常和她的女兒走很長的路到圖書館，然後抱回許多書。在莫娜睡覺之後那段沉默、孤獨的時間裡，只有書本陪伴著她。她的電話很少，她自己也沒有什麼打電話的對象，所以當電話線路因為她沒有付費而被切斷時，她甚至沒有感覺到任何差異。她覺得自己像個被關在家裡的囚犯，而逐漸地，這種監禁的情況像是一種保護，她那棟陰沉的房子之外的世界似乎變得虛幻和遙遠了。
有些夜晚，她讀書讀煩了，精神又太緊張而無法入睡，她只好在起居間和廚房之間無目的地遊盪，這時她會覺得自己快要發瘋了。她必須發泄一下，而她心中的那道堤防會崩潰，她的想法會變得很瘋狂。
她時常想到要自殺。許多次她感到無比的絕望和焦慮，只是想到她的孩子才使她沒有了結自己這一生。
她也非常擔心孩子。每當想到女兒的未來，她就會流下無助的眼淚。她希望她的孩子在一個暖和、有安全感、有人性的環境下長大成人——一個有權力、金錢、社會地位的競爭壓力，但是不會因此而讓每個人都變成敵人的地方，在那裡，「買」和「擁有」不代表快樂。她希望給她的孩子一個發展人格的機會，而不是一頭就栽進眼前這個封閉的社會裡。她希望她的孩子享受工作的快樂，和別人分享生活，有安全感，有自尊。
她只是希望她女兒具有生存的基本權利，這並不算過分；但是她清楚地知道只要她們繼續住在瑞典，女兒絕對無法了解自己竟然可以擁有這些權利。然而她想不出要如何弄到錢去移民。她的絕望和沮喪變成認命和淡漠。
當她從奧斯陸回來之後，她決定讓自己振作起來，努力讓情況有所改變。為了要擴大自己的空間，也為了避免莫娜變得大孤立，她嘗試——第十次——讓她到公寓附近的幼兒中心上課。讓她驚訝的是竟然有空位，莫娜可以立即開始上課。
莫妮塔開始不時地看求職欄的廣告，並且詢問工作情況。整個過程中她不斷醞釀一個主要的問題：她可以做什麼來換取一些金錢？她知道要從根本上改變目前的情形將會需要很多錢，她要賺到出國所有的費用。她越來越不甘心，並且開始憎恨這個社會，它不斷地誇耀少數特權階級的繁榮景象，而實際上大多數人的權利就只是在運轉的機器中重複單調的工作。
她腦子裡不斷地想著一些賺錢的方式。她發現這是個無解的問題，用正當的管道是完全不可能賺這麼多錢的；就算她有工作，扣掉所得稅、租金和食物的開銷後也所剩無幾。
她賭足球彩票贏的機會也是微乎其微，但是，每個星期她還是繼續買三十二張的聯票，只是要繼續保持希望。
她沒有一個可以期待會將財產留給她的親戚朋友；當然也不可能有個病得很嚴重的百萬富翁要跟她結婚，然後在新婚之夜突然暴斃。
當然有的女孩當妓女賺了不少錢，她就認識這樣一個人。現在你根本不必站在街上拉客，你只要說自己是模特兒，再租一間工作室，或到按摩院或優雅的色情俱樂部去上班就可以了。但是她發現這種想法實在太低俗了。
那麼惟一的方法，就是偷。但是怎麼做？又在哪裡？畢竟她太老了，根本不知道要怎麼計畫。所以她決定暫時找一個正當的工作，這件事比她預期的容易得多。
她在市中心一家忙得出名的餐廳里當服務生。她上班的時間很短，但是很合適，而且做得好的話還可能有不少小費。這家餐廳中的一個常客就是菲利普·費思佛·莫里森。
有一天他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