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德伯·布萊欽的辦公室雖然處於大衛巴格斯坦街的中心位置，卻跟他的人一樣邋遢。他沒有秘書，也沒有會客室，只有一個每扇窗戶都臟乎乎的房間，外加一個偶爾煮煮咖啡的小廚房——如果還有咖啡，塑料杯也沒有用完的話。
房間非常之小，裡頭養了兩隻貓和一隻被關在籠子里的金絲雀。那隻鳥又老又臟，頭頂也禿了。一張大桌佔據了大半的房問，這張桌子不但舊得不得了而且面積大得驚人，神乎其技的搬家工人竟然能夠將它推進門來，實在令人稱奇。「壓路機」
自己常說，那張桌子是七十年前大樓建造時，特別在房間里打造出來的。這當然是玩笑話。
瑞貝卡·林德的案子被分派到「壓路機」手上，對她來說是幸運，至少到目前為止。
「噢，」他對她說，一面把那隻貓從鼻頭摸到尾巴。「那場官司我們打贏了。他們沒有再上訴。這樣最好。高等法院里有些白痴，老是拿他們自以為是的解釋來闡釋法律。要他們相信真相就有如天方便譚，有時候我甚至懷疑，他們的字典里到底有沒有真相這個詞。」
他注意到，女孩兒面露哀傷。
「所以，羅貝卡——」
「瑞貝卡。」女孩說。
「對，沒錯，是瑞貝卡，」他說，「瑞貝卡，你有心事嗎？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
「是的，而且你是唯一曾經幫助過我的人。」
雪茄煙熄了，「壓路機」重新點燃它。他抱起另外一隻貓放在膝頭，搔它的耳後，癢得它咪嗚直叫。
她把自己的處境說了，而他一句話也沒說。
最後她無助地說：
「我該怎麼辦？」
「你可以去找社會福利機構或是兒童福利中心。既然你還沒結婚，說不定有社工人員會處理你的案子。」
「不，」她斷然拒絕道，「絕對、絕對不要。那些人老是追著我跑，就像我是動物一樣。還有，我被關起來的時候他們把卡米拉帶走，都沒有把她照顧好。」
「沒有嗎？」
「沒有，他們喂她吃的東西不對，我花了三個星期才讓她的腸胃恢複正常。」接著她又問了一遍，「我該怎麼辦？」
布萊欽把膝頭上的貓抱到一旁，那貓丑得出奇，斑駁的雜毛有黃有赭有黑有白。他說：
「我這長長的一生一直在對抗各種官僚體制，尤其是那些權勢在握的機構。經驗教會我一件事：你很難讓別人專心聽你說話，更難讓他們相信你是對的。」
「這個糟糕的國家是誰在統治？」她問。
「正式的說法是國會，不過實際上是內閣和一些委員會、資本家，還有一堆要不有錢、要不能左右政治團體而被選出來的人，外加各種工會、商會的老闆。我們就這樣說吧，頭號老大是——」
「國王？」
「不是，國王沒有實權。我指的是政府的頭頭。」
「政府的頭頭？」
「你沒聽說過他嗎？」
「沒有。」
「政府的頭頭，或是首相、閣揆、國家的最高行政首長，隨你怎麼稱呼都行。他就是我們國家政體的領袖。」
「壓路機」在桌上摸索了半天。
「這裡，」他說，「報上有他的照片。」
「真難看。那個頭上戴牛仔帽的人是誰？」
「是美國的一個參議員，他不久就要來瑞典做正式訪問。事實上，他就是你男朋友家鄉旁卜州的州長。」
「我丈夫。」她說。
「呃，這年頭誰也不知道該用什麼詞好。」「壓路機」說，順便打了個飽嗝。
「我們可不可以去跟這個政府的頭頭說話？他會說瑞典話，對不對？」
「對，可是要見他還是不容易。他不是什麼人都接見的，除非在選舉之前。不過一般人可以擬一個訴狀，意思就是，寫封信給他。」
「這個我做不來。」她喪氣地說。
「可是我做得來。」「壓路機」說。
他從巨型書桌的中腹處打開一塊封蓋，裡頭是一台古老的打字機，他在兩張打字紙當中夾入一張複寫紙，再把紙張插入打字機，輕鬆自在地打起字來。
「這會不會很貴？」瑞貝卡不安地問。
「依我之見，事情是這樣的，」「壓路機」說，「如果真正犯了罪或是傷害了社會的人都可以接受免費的法律協助，那麼完全無辜的人當然不必支付昂貴的律師費用。」
他瀏覽一遍後，把原稿拿給瑞貝卡，副本放進檔案。
「現在我該怎麼做？」她問。
「在信上簽字，」布萊欽說，「我的地址就印在信頭上。」
她用微微顫抖的手簽了字，布萊欽替她寫好信封上的地址。接著他把信封好，貼上印有該國那位無實權國王玉照的郵票，把信交給她。
「你出了大樓後右轉再右轉，會看到一個郵筒。」
「謝謝你。」她說。
「再見，羅——瑞貝卡。如果我要聯絡你，要到什麼地方找你？」
「目前沒有地方。」
「那你就來這兒。最快也要一個星期。我們不可能在一個星期內收到迴音。」
她走出房間帶上房門，布萊欽把打字機的封蓋蓋好，又把那隻雜色貓抱回膝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