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三天晚上，烏爾夫·努丁都在城裡晃來晃去，試圖接觸斯德哥爾摩的黑社會，進出金髮馬林告訴他約蘭松常去的啤酒吧、咖啡屋、餐廳和舞廳。
有時他開車。星期五晚上他坐在車裡，盯著眼前的瑪麗廣場，不過除了兩個坐在另一輛車子里瞪著他的人以外，沒有其他出奇之處。他不認識那兩個人，但猜想大概是本區的巡邏便衣或緝毒小組。
這些明察暗訪並未進一步發掘出尼爾斯·埃里克·約蘭松的新情報。然而白天他則設法補充金髮馬林提供的資料。他去找了戶政事務所、教區登錄冊、海員中介所和這人的前妻——她住在玻堯斯，說快二十年沒見過這個前夫了，幾乎已經忘了他的存在。
星期六上午，他帶著少得可憐的發現向馬丁·貝克做報告，然後坐下來寫了封長而哀怨、充滿渴望的信給松茲瓦爾的妻子。
他不時內疚地瞥勒恩和科爾貝里一眼，他們倆都振奮地敲著打字機。
馬丁·貝克進來時他的信還沒寫完。
「哪個白痴叫你到城裡去的？」他焦躁地說。
努丁很快把一份報告蓋在信上面。他才剛寫道：「馬丁·貝克一天比一天更古怪、易怒……」
科爾貝里抽出打字機上的紙。
「是你。」
「什麼？是我？」
「對，是你。上星期三金髮馬林來過之後。」
馬丁·貝克帶著難以置信的表情望著科爾貝里。
「怪了，我完全不記得。叫一個幾乎找不到路去斯蒂勒廣場的北方人辦這種事，真是蠢透了。」
努丁露出被冒犯的樣子，但也只得承認馬丁·貝克說得對。
「勒恩，」馬丁·貝克說，「你最好快點兒找出約蘭松都在哪裡出沒，跟誰在一起幹什麼。試著找到那個叫做比約克的傢伙或曾經跟他一起住過的人。」
「沒問題。」勒恩說。
他忙著列出什未林最後遺言的可能內容。他在頂端寫著：「Dinner record(晚餐記錄)」，底下則是最新的版本：「Didr''tre(不認為)」。
每個人都比先前更忙於自己特殊的執著了。
經過輾轉難眠的一夜，馬丁·貝克在星期一上午六點三十分起床。他覺得有點反胃，而且在廚房裡跟女兒一起喝可可並未讓情況好轉。其他家人毫無聲息。他的妻子早上一向睡得很死，兒子顯然像她，幾乎每天上學都遲到。但英格麗六點半就起床，七點四十五分出門，一成不變。英雅曾說可以拿她對時。
英雅喜歡說些陳腔濫調，把她每天日常生活中說的話搜集起來，可以湊成一本書賣給剛出道的記者。那像是某種摘要。
當然啦，書名就叫《如果你會說話，就能寫作》)，馬丁·貝克這樣想。
「爸，你在想什麼？」英格麗問。
「沒什麼。」他不假思索地回道。
「自從今年春天以後，我就沒見你笑過了。」
馬丁·貝克本來正看著桌布上的一長串聖誕巧克力餅，這時抬眼望望女兒，試圖微笑。英格麗是好孩子，但他實在沒什麼可以笑的。她離開餐桌去收拾書包。等他戴好帽子，穿上大衣和橡膠套鞋時，她的手已經放在門把上等他了。馬丁替她拿著黎巴嫩制的皮書包。書包已經很舊了，上面滿是艷俗的FNL商標。
這也是他們的習慣。九年前英格麗第一天上學時他就替她拿書包，到現在仍舊如此。當時他還牽著她的手。小小的手溫暖潮濕，因為興奮和期待微微發顫。他從何時開始不牽她的手了？馬丁記不得了。
「反正聖誕夜你會笑的。」她說。
「真的嗎？」
「對，你收到我的聖誕禮物以後。」她皺起眉頭說，「非笑不可，不笑不行。」
「對了，你想要什麼禮物呢？」
「一匹馬。」
「你要把馬養在哪裡？」
「我不知道，但還是想要。」
「你知道一匹馬要多少錢嗎？」
「很不幸，我知道。」
他們分道揚鑣。
在國王島街等著他的是貢瓦爾·拉爾森，和一項甚至稱不上是猜謎遊戲的偵查行動——哈馬爾兩天前這麼說過。
「蒂勒·阿薩爾松有不在場證明嗎？」貢瓦爾·拉爾森問。
「蒂勒·阿薩爾松的不在場證明是犯罪史上最滴水不漏的範例。」馬丁·貝克回道，「案發當時他正在索德拉來的城市飯店，對二十五個人發表晚餐後的演說。」
「嗯。」貢瓦爾·拉爾森陰沉地咕噥著。
「此外，容我大膽說一句，若以為約斯塔·阿薩爾松竟然看不出自己親弟弟的大衣下藏著衝鋒槍上了公車，這未免太不合邏輯了。」
「對，大衣，」貢瓦爾·拉爾森說，「如果底下藏得了M三七，那這件大衣一定很寬鬆。前提是，如果槍不是放在箱子里的話。」
「這你倒說得對。」馬丁·貝克說。
「我偶爾也有對的時候。」
「算你走運，」馬丁·貝克反駁道，「要是前天晚上你搞錯了，那我們現在可就慘了。」他用香煙指著貢瓦爾·拉爾森說：「你總有一天要出紕漏的，貢瓦爾。」
「我可不這麼覺得。」
貢瓦爾·拉爾森大步走出房間。他在門口遇上科爾貝里，後者很快讓到一邊，瞥了他寬闊的背部一眼說：
「這個會走路的攻城肉槌是怎麼啦？不痛快？」
馬丁·貝克點頭。科爾貝里走到窗邊看出去。
「老天爺。」他咆哮道。
「奧薩還住在你們家嗎？」
「對，」科爾貝里回答，「別說『你是不是在養後宮啊？』因為拉爾森先生剛才已經問過了。」
馬丁·貝克打了個噴嚏。
「老天保佑你。」科爾貝里說，「我差點就要把他扔到窗外了。」
大概也只有科爾貝里能辦得到吧，馬丁·貝克想。他大聲說：
「謝謝。」
「你謝我幹嗎？」
「因為你說『老天保佑你』。」
「哦。這年頭敝國已經沒有多少人會說『謝謝』了。有個攝影記者把老婆打得渾身又青又紫，然後剝光她的衣服把她趕到雪地里，就只因為他說『老天保佑你』的時候，老婆沒回說『謝謝』。這還是發生在除夕夜的事呢。當然這男的喝醉了。」他沉默地站了一會兒，然後疑惑地說，「我懷疑能否再從材她身上問出什麼。當然，我是說奧薩。」
「不必費力了。我們知道斯滕斯特倫在查什麼案子了。」馬丁·貝克說。
科爾貝里目瞪口呆。
「是嗎？」
「正是。特雷莎謀殺案。清楚明白得很。」
「特雷莎謀殺案？」
「對。你沒發覺嗎？」
「沒有，」科爾貝里說，「我還把過去十年的每一件案子都想過了。你為何不早說？」馬丁·貝克望著他，沉思地咬著圓珠筆。他們倆都在想著同一件事，科爾貝里說了出來。
「光靠心靈感應是沒辦法溝通的。」
「的確，」馬丁·貝克說道，「此外，特雷莎案是十六年前的事了，你完全沒參與。從頭到尾都是斯德哥爾摩市警局處理的。我想當時的人員現在還在這裡的，只有埃克一個了。」
「但是你已經把所有的報告都看過了？」
「沒有，只是掃了一下，總共有好幾千頁昵。所有的卷宗都在瓦斯貝加，要不要去看一下？」
「好啊，我的記憶需要複習。」
在車裡，馬丁·貝克說：
「或許你記得的部分，足夠讓我們了解斯滕斯特倫為什麼選特雷莎案。」
科爾貝里點點頭，說：
「是的，因為這是對他而言最困難的案子。」
「正是。不可能的案子里最不可能的一件。他要一勞永逸地證明自己的能力。」
「然後他就把自己送去喂槍子兒了。」科爾貝里說，「老天，真是笨啊。你是怎麼發現的？」
馬丁·貝克沒有回答，他們也就沒有繼續交談。在歷經諸多艱險延宕之後，他們終於到達瓦斯貝加，把車停在南邊警察局外面的雪泥中。然後科爾貝里說：
「現在特雷莎案能破了嗎？」
「想都別想。」馬丁·貝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