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蹤了的拉斯托沃洛夫下落不明達七個月之久。可是日本政府實際上是了解情況的。（參照上述美國駐日大使艾利遜致岡崎外相的秘密文件。）
無論如何，日本當時已經是同美國締結了和約的獨立國了。秘密出境是違反國法的。美國無視日本的國法，擅自用飛機把拉斯托沃洛夫送走，這是對日本政府重大的侮辱，是蹂躪日本主權的行為。前面已經說過，拉斯托沃洛夫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聲明後，報紙刊載了岡崎外相的談話，可是美國當局只表示「這次的處置實在遺憾，今後不再做這樣的事情」——難道這麼道歉一下就算完事了嗎？
而且，美國對日本究竟有沒有真正謝罪的意思，究竟有幾分遵守保證的誠意，也是令人懷疑的。
關於這一點，令人想起一年前發生的「鹿地亘事件」。當時的國警長官齋藤升在他的《十年的回憶》一書中，曾就鹿地亘先生被日美特務機關幽禁事件寫了下面一段話：
「為了使這個問題不致被反美運動所利用，我對美國強烈地表示，希望美國對我國道歉。至少，如果美國發表大意如下的聲明：『和約生效後，不通知日本當局，由美國方面動手逮捕鹿地是重大的失策。』那就會表明美國的公正精神。我認為，既然不是神仙，犯錯誤是誰也難免的；如果美國方面就這件事坦率地道歉，反而會令人威到美國的偉大。我赴美國大使館，強烈地提出了個人的意見。可是他們對我的答覆是：『我們很明白你所說的話。但是要美國方面就逮捕日本國民的敵人——間諜，即賣國賊一事道歉，是有困難的。不知道為什麼要道歉。』結果，只由美國方面發出通告說：『在與日本政府締結的和約生效之際，如果就這件事發出通知，本不會引起這樣麻煩的問題』，就算了事。」
在齋藤長官提出這項抗議僅僅一年以後，美國就在這次的「拉斯托沃洛夫事件」上幹了同樣的勾當。因此，美國口頭上表示尊重日本的主權，實際上究竟有多少誠意就很難說了。
再說，拉斯托沃洛夫失蹤後，日美共同發表聲明之前，雙方曾通過外交、治安當局以及軍事機關當局進行了相當頻繁的接觸。這個活動是慎重而秘密地進行的，雙方諒必下達了命令，對局外嚴格保密。
可是就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蹤到公布這個事件之間的七個月當中，日本同美國之間曾進行了種種活動。
如果列舉其中特別重要的，則有下述幾項：
美國方面從外交和軍事上研討了日本加入東南亞條約組織的問題。
其次是就「共同安全法」援助方面進行了極為秘密的協商，以致財政界都以為內容是經濟援助。在這個期間，隨著接受上述援助，日本政府悄悄地擬定並通過了「防衛機密保護法」。據美國方面說，美國向日本提供武器，但日本卻沒有保守其機密所必要的法律；對美國來說，這與把鑰匙交給間諜一樣危險。
通過「機密保護法」一事勢必遭到日本輿論的嚴厲抨擊，這是可以預料到的。為了應付這種批評，必須採取對策。因此，就得先讓日本國民知道蘇聯從日本各方面（特別是從官廳方面）取得重要情報的所謂間諜事件。事隔七個月之後才公布「拉斯托沃洛夫事件」，實際上是為了在日本達到這樣一個目的。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也就有必要為拉斯托沃洛夫在美國所發表的供述提出「證據」。果然，在日本報紙公布了共同聲明的第二天，就有一名少校向警視廳自首。
「據警視廳說，官方聲明中所說的『與拉斯托沃洛夫有牽連的日本人自首，指的是一位前陸軍少校（年三十五歲）。這位前少校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蹤後不久的二月五日，到警視廳出面，自願協助搜尋工作。此人曾當過拉斯托沃洛夫的代理人，為拉斯托沃洛夫做過情報工作，但是由於他自動要求協助當為搜尋，所以不但沒有被當作嫌疑犯，也沒有作為『自首』處理，當然更沒有加以逮捕。這位前少校一伙人與前陸軍特務機關有關係，是從蘇聯歸國的複員軍人，據說會通過拉斯托沃洛夫向美國方面提供有關日本政治、經濟和防衛方面的高級情報以及關於蘇聯的情報。」（見《朝日新聞》，八月十網日）
這是日本方面最早就拉斯托沃洛夫證詞提出的證據。但是，這是多麼貧乏無力的證據啊！第二天報上立即公布這位少校就是志位少校。他「不但沒有被當作嫌疑犯……當然更沒有加以逮捕」。正如拉斯托沃洛夫那誇張的聲明給與擁到國務院的各國記者以內容「空洞」的印象，在日本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
然而志位少校自首後，有一些人跟著被逮捕了。
接著，外務省國際合作局官員庄司宏、歐美局官員日暮伸則和經濟局官員高毛禮茂等被逮捕，可是並未證實案情包含什麼特別重大的情報活動內容。勿寧說像以下所指出的那樣，內容甚為貧乏。而且這三人都是中級以下的官員，連科長助理也夠不上。